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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國經濟網 明中葉，在資本主義萌芽的新的歷史條件下，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都有了新的發展，但是社會生產仍舊是在封建生產方式內緩慢地前進。受商品生產發展的刺激，大地主、大官僚為了填充自己的欲壑，瘋狂地掠奪土地，從而使封建大土地所有製得到惡性發展。莊田的不斷擴大，使得土地急遽集中，從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到弘治十五年（1502年），全國賦田數從8507623頃減少到4228058頃，『天下額田，已減強半』。這種從明朝中葉開始的土地掠奪，到明末時更為嚴重，花樣更多，手段更加狡猾。萬曆十七年 （1589年），潞王朱翊H得到景王在湖廣等地故籍田四萬頃 。天啟年間，瑞王常浩佔有陝西、山西等省莊田三萬頃。遂平與寧國兩位公主的莊田也在萬頃以上。大太監魏忠賢也有土地萬頃。縉紳地主佔地數量也十分驚人，萬曆年間，松江大學士董其昌佔有『膏腴萬頃』，江蘇、陝西、河南等地也都出現了佔地數千頃，奴僕數百人的大地主。由於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使大量個體農民所僅有的小塊土地，以至於中小地主的私有土地，被強佔為大土地所有者的皇莊或莊田，自耕農減少，佃農增加，大量農民破產，江南有的地區甚至出現了佃農占農戶9/10的現象 。
廣大農民失去自己的土地，租佃關係自然相應擴大，而許多非分的經濟負擔卻不斷增加。如在蘇州府和松江府，明末與洪熙元年（1425年）相比，地租最多的提高了兩倍。地主利用他們對土地的壟斷權，更加殘酷地剝削壓迫佃農，勒租殺害佃農的暴戾行為屢屢發生，不絕於史書。土地兼併愈烈，愈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農業產量下降了數倍，使社會生產日益萎縮。
由於自耕農破產，官田制度遭到破壞，大土地所有者又千方百計隱漏賦役，使得明政府的賦稅來源越來越枯竭。明政府為了彌補空額，只有加重賦役剝削，加派田賦和雜稅，再加上地方私派的層出不窮，使得人民無法應付，社會生產難以為繼。始於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的『三餉』（遼餉、剿餉、練餉）加派，除去崇禎八年（1635年）助餉不計外，三餉前後共征銀17454062兩，與當時全國田賦的正額幾乎相等。田賦加派之外，明朝政府還加派關稅、鹽課並增收『雜項』。雜項的稅目十分廣泛，包括衛所屯田銀、優免丁糧銀、平糶倉谷銀、房主稅契銀、典鋪酌分銀、抽扣工食銀、馬夫祗候銀以及督撫公費銀等。這些都是全國性的徵收，那些地方性的私派，更是多如牛毛。明政府還從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開始，派太監充當礦鹽稅使，在全國各地徵稅，大肆掠奪，使發展中的民間工商業受到嚴重摧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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