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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網論壇 這是因為中國自宋以來，『官』與『吏』就是分離的，官以科舉出身，所長者無非經史辭章，但對於財稅經濟司法，均一無所長，於是只能將後者委之於吏。宋、明、清之體制，官常有升遷、有調防，而吏卻是永不升遷、無調防，這勢必造成久居地方的『吏』，成為最大的地方勢力和利益集團。這種官與吏分離的體制，所造成的直接結果，自然就是財稅經濟司法，實際上一向都操在吏的手中--也就是說，所謂近代意義上的『國家命脈』，500年來其實都是由吏來操持的。而久居地方、永無升遷的吏，一向又只能是從財稅經濟和司法中獲得、抽取利益，於是，當着國家有任何改革，特別是面向國家財政的財政稅收改革(如王安石、張居正的改革)之際，其所首先觸及的就是『吏』這個集團的根本利益，而這些改革之所以總是歸於失敗，並不是由於其出發點不好，或者目標不明確，而是由於這些改革不藉助於吏，則根本不能推行，而這種改革又往往總是與吏的根本利益是截然相悖的。於是，這種『體制性的自相矛盾』，造成吏總是有能力、有辦法將改革轉變為對於百姓的更嚴酷的榨取，使得國家政令扭曲，最終使得意在壯大國家力量的改革，反而走向引發社會矛盾、促使國家能力下降的反面上去，王安石、張居正改革失敗的根本原因無他，大抵就在此『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之體制。
而這種體制，恰恰又是宋以來歷代『反封建』舉措出乎意料之外的結果。自宋以來，歷代君主在反對兼併、嚮往井田、鼓勵科舉方面，起碼在口頭上都是一致的，這樣做的基本目標，就是抑止豪門貴族力量，控制地方精英勢力坐大。而宋代消除封建政策的極端，甚至造成太守無兵權、無財權，以至於釀成各郡縣在遼、金、蒙古的游擊下，竟不能守土自保的地方弱勢局面，而在邊塞危機的狀態下，地方危機導致中央危機其實也就是自然的。明代在推重中央集權方面更不遺餘力，但其結果也是同樣的背謬：削平地方官員的權力，卻造成了以吏為核心的最大的地方利益集團，朝廷時刻留心和警懼地方封建，處心積慮使得太守無權，結果反而卻造成豪門巨商和吏有大權，而正是這個地方利益集團，把握基層和地方，自下而上地壟斷了國家的稅收財政司法，500年來，非但國家的任何改革，非經過這個利益集團而不能推行，更使得以大一統為目標的君主集權的反封建努力，歸於徹底失敗。所謂『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這句話，確實說到了宋明以降中國政治弊端的核心處。最早提出這個洞見的，是宋代偉大的哲學家陸象山。陸子綜合考量，認為必須區分兩種改革，一種改革是『為民』的(主民)，即自下而上的改革，另一種改革是為自身製造政績的(主身)，即自上而下的改革。而後一種改革則必藉助於吏、為吏所扭曲、甚至服務於吏的利益：
今日為民蠹者，吏也。民之窮困甚矣，而吏日以橫。議論主民者必將檢吏奸而寬民力；或不得已而闕於財賦，不為其上所諒，則寧身受其罪。若其議論之主身者，則首以辦財賦為大務，必假闕乏之說以削民；科條方略必受成於吏，以吏為師，以吏為伍，甚者服役於吏。
『科條方略必受成於吏，以吏為師，以吏為伍，甚者服役於吏』--陸子的這些話確實說到了中國政治之根本。那麼，究竟怎麼改變這種『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的狀況呢？這也正是歷代改革家們最為痛心疾首的事業--在他們看來，由於『自下而上』是萬不可行的，更是『不為其上所諒的』，那麼其實也只有『自上而下』一條路可走，這就需要士大夫和官員改變文風和學風，所謂改官制、改儒學，即需要士大夫們拋棄道學這種『偽儒學』，而專注和留心於吏事、財政、經濟這種『真儒學』。陸子指出，秦漢以降，後世的儒學其實早已經違背了儒家的真傳統：
世儒恥及簿書，獨不思伯禹作貢成賦，周公制國用，孔子會計當，【洪範・八政】首食貨，孟子言王政，亦先制民產，正經界：果皆可恥乎？
象山對於中國的知識制度和官僚制度的批判是極其到位的。誠如斯言，既然科舉考試本無經濟財政司法軍事內容，只不過是三綱五常章句詞賦而已，那麼以此考取錄用的官員，又怎麼能擔當建設一個財政國家、富強國家的任務呢？這些所謂的國家棟梁，只不過是些擅長以駢三四六的文體說假話、大話和空話的鸚鵡罷了。由此看來，就難怪改革家們如王安石、張居正要汲汲於復井田、興學校、改科舉了，而他們對於一無所長、反受制於吏和豪門的儒生的針砭，今天讀來，依舊是如此痛切。例如王安石說：
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今歲乃始教人以課試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為天下國家用。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率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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