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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網論壇 明朝建立財政國家的努力的失敗，是在三個最『無爲』的皇帝手裡造成的(嘉靖、隆慶和萬曆，在位時間是1522－1620)，--而這三個皇帝執政時期，卻又恰好趕上了美洲白銀大規模出口的光陰。這樣一來，從內部，--即通過整理財政，穩定貨幣發行量，清理混亂的多幣種制度，確立自主的貨幣信用的努力，也就被一勞永逸地放棄了。而貨幣短缺問題以這種被動的方式解決，本身就是國家能力下降的鮮明表現。
而這三位皇帝執政期間，又是皇權與六部官員之間的衝突達到了高潮的時代，以道學家爲主體的士大夫官僚階級，如同一群固執的僧侶，力圖以繁蕪的禮法將皇帝緊密束縛起來，這種上層統治結構的紛爭，更使得明國家的行政效率下降到了最低點。
大量的白銀流入，爲解決長期困擾明朝的貨幣問題找到了答案，--但它更深刻地反映出明朝國家體制的痼疾。並造成了兩個後果：
第一，造成了美洲白銀推動的世界經濟體系；第二，由於困擾明代經濟的根本問題是通過外部因素解決的，而不是通過建立完善的財政體系來實現的，所以我們說：明代解決貨幣問題的方法，總體上說是消極的。
威廉・阿特威爾在【劍橋中國明代史】的第八章(【明代中國與新興的世界經濟，約1470－1650年】)中，對這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都有論述。他一方面對明朝對於世界經濟的貢獻評價很高，且這樣概括說：『在16世紀和17世紀，中國國內對進口白銀的需求，國外對中國絲綢、瓷器、金、銅幣和其他商品的需求，促使中國比以往更深地捲入世界經濟事務，這種捲入被證明是一種禍福結合的幸事。』他還引用了牟復禮的話：『到1644年，中國是世界歷史的一部分，它深受世界貿易中白銀流動的影響，深受糧食作物的傳播造成的農業轉變的影響。』
另一方面，阿特威爾對明代致力於解決貨幣信用問題的改革，總起來評價不高：一個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對於一條鞭法改革的解釋。由於張居正的改革，在明代乃至中國古代經濟史上都是濃墨重彩的關鍵性一筆，因此張江陵與王荊公(安石)並列，一直被視爲中國改革家的代表。--但阿特威爾卻解釋說，這不是因爲張大人是孔明再世，而是因爲：一條鞭法改革得以完成的真正基礎，其實就是白銀的大規模進口，明代把國家稅收折合爲白銀來徵收，這一改革的實施發生在1570年，這正與海禁解除後，世界白銀流入中國的高峰期完全重合，而改革的兩個試點浙江和福建，都是最直接捲入海上白銀貿易的省份，也是海盜和民間貿易最活躍的省份。所以阿特威爾認爲：理解500年前的中國國內改革，重要的是要看到它的國際和全球背景，而不是看改革家張居正出神入化的治理手段。
這就是說，改革家張江陵(居正)只不過是趕上了世界史的大機遇，在那種『戰略機遇期』裡面，即使中國國內皇帝、首輔上下都是些傻子，只要國際經濟大形勢『頗有利於我』，如同今天的沙特、科威特之類的屁股下面坐著石油，那就何愁美元不是滾滾而來，但是，一旦石油挖盡，出口鏈條崩斷，外在的貨幣供應隨之停止，所謂的『盛世』也就將土崩瓦解。阿特威爾很犀利的地方是把張居正改革納入到一個世界的視野中去觀察，指出了張居正式的改革過於依賴外貿、過於依賴世界貨幣市場供應的致命弱點：這就是爲什麼儘管明代中期市場和生產都極大地擴大了，但國家的治理能力反而下降了，這突出地表現爲混亂的幣制不能治理和基層不能組織方面。他的論述令我們耳目一新。
明清帝國軟肋：金融命脈委之於他人
當嘉靖皇帝繼位時的1522年，中國以其超前的科學技術水平、繁榮的市場經濟，遠遠領先於世界上其他國家。但是在『無爲』的道學思想支配下，明朝卻沒有建立起一個像樣的國家財政體制和金融體制，皇權與士大夫的爭鬥不能停止，由皇權直接面對千百萬小農的『兩張皮』結構也沒有改變，在長期表面的繁華掩蓋下，中國的國力卻日益衰落，上層爲『道學』而戰，基層又沒有組織，政府掌握經濟、整合社會的能力於是不斷下降。特別是：由於當國的官僚階級和士大夫階級不善財政、甚至恥於言利、恥於言財政，這種風氣終明一代泛濫不治造成的結果，就是國家在與國內的豪強商人和大地主的博弈中必然會失敗。而當國家不得不將貨幣短缺的解決之道委之於商人，甚至進一步委之於海外白銀進口的時候，這就非但使得中國歷來不事生產的商人壟斷社會的局面一發不可收拾，而且，它也開了中國經濟依賴國外金融業的先河。
而中國國家能力下降之根本原因，也可以說是由於封建制度對於國家的瓦解。封建制度，在宋代之後其實並沒有被徹底掃除，恰恰相反，中國的封建制在宋、明乃至後來的清代獲得了新的、更爲穩固的形式，而其最爲突出的表現，就是影響中國歷史甚巨的『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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