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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網論壇 清初，飽經憂患和亡國之痛的知識分子們痛定思痛，即已揭示了明朝滅亡的種種原因，其中對官場的腐敗及士風的澆漓最為關注。社會現象受到如此關注和攻擊，也就反映了問題的普遍和嚴重程度，這種有類於魏晉的空談之風，再一次顯示了明代社會進入了中國歷史上又一次不正常時期:政治上專制黑暗，經濟上的動盪與蕭條，文化思想、倫理道德與傳統的悖離等，從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折磨着進退兩難的儒家官僚及士人。要麼以知識分子特有的敏感，逃避險惡的現實，實行所謂『窮則獨善其身』的人生歸宿；要麼混跡於仕途、棄離高尚的追求而墮落於橫流的人慾。整個社會瀰漫着令人窒息的末世氣氛，人們在無助、無望中茫然地等待。這種情況是王陽明創心學試圖挽救社會道德淪喪終歸失敗及張居正等在制度上改革流產後的必然結果。這是明朝社會整體功能失調的表現；是統治階級治國理論的崩潰和封建文人士大夫理想幻滅的外在顯示。
一
欲準確評價朱元璋的政治素養當然並非易事，但這個出身卑賤的最高權力所有者在政治上表現出對權力的絕對獨裁卻不難解釋。這不僅因為有其前歷代王朝及其統治者為他奠定了已有的基礎和提供了豐富的經驗，他自己特殊的人生經歷也告訴他: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喪失政權就喪失了一切。因此，『家天下』的朱元璋不僅毅然廢除宰相制度，讓百官直接對自己負責，還要求天下臣民無條件效忠、服從自己的意志。為達到這一目的，朱元璋自然借用高官厚祿為誘餌，大力開辦學校教育並實行八股經義取人制度，以更有效地牢籠天下心智和人才。
明代實施八股經義取士後，明人曾認為這是將文彩與經義結合一舉兩得的好辦法。它一反唐代及其後科舉偏重選才而輕德的失誤，既可以約束讀書人達到深悉儒家倫理道德、忠君愛國的道理；又可以其文思技巧拔得真才實學。其實，隨明代科舉制伴生的弊端已伴隨着明中期社會矛盾的不斷積累而陷入難以克服的矛盾之中。政治上的專制腐敗；社會動盪、邊事不寧；經濟的衰敝及流民問題的尖銳等，都使理學教條的灌輸失去了人心。在艱難中掙扎的人們，朝難保夕，求生無術，哪裡還會相信滅欲的『天理』。與明代以前的大王朝相比，進入明中期的不到一百年中，政治屠殺和恐怖、內戰、農民起義、邊患接連不斷，天下富庶、穩定的局面幾乎沒有出現過。讀書人不能不對理學的用途提出疑問。八股經義已成為士子弋取功名的工具。他們不僅不能、也不准許有對儒家經典的真正研究，八股文章反束縛了他們的才思。
明初政治從造士、選士到養士實現了對知識分子徹頭徹尾、徹里徹外的管制。這是一個無志氣、無銳氣、無朝氣、無生氣的王朝。明代大儒薛u也不得不感慨這一點:『古之為士者，即自廣其學，而充其道矣。進而有為也，必以其義，而推其有於人人。至於得失之際，初無介於懷焉。後之人不然，修於己者不力，而僥於名位之得。得則意氣橫肆，以矜駭於庸人之耳目，以求遂其尕頤之利慾，而及人之實，未必有也；不得則悄然憂，爽然嘆，立若無所自容。』英宗時被宦官迫害致死的朝臣劉球更直截了當地指出:當時『為師者之教徒以得進士為期，為弟子者之學，徒欲舉進士而止。於是有剽掇記錄已陳之言，以希逢合乎主司之意，僥其捷則棄之。』因此，進入明中期，士風頹敗已成為令統治者擔憂的主要問題之一。當明英宗發動『奪門之變』後的天順初年，任首輔大學士的李賢便將整頓士風與致治的關係提到日程上來，建議英宗應予以足夠的重視並採取措施，『戒欺誕以勵誠實，疾奔競以惜恬退，黜貪墨以重清廉，抑僥之徒絕諂佞之輩。』不過，他與人談到，『今天下之士奔競之習未止，而廉退之節少見，豈世道日降而人不復古歟？亦上之人有以使然歟？不能無疑於是也。』可見，他當時還沒有找到士習頹廢不振的病根。
必須承認，儘管明英宗之後，明代的仕風與士風正在發生變化，但在憲宗和孝宗兩朝四十餘年中，統治階級仍試圖進行各方面的調整期於挽救。隨後由於武宗荒政，太監劉瑾專權，終使官場頹風日顯，本已惡化的士風更是江河日下。到嘉靖嚴嵩專政之時，人們似已感到難以挽回的人心惟偽末世的到來:無可奈何的失望、怨望甚至絕望情緒籠罩了朝野。
正德年間，王陽明有感於『世衰俗降』，苦惱萬分，在與友人的書信中他尖銳地指出:『近世所謂道德，功名而已；所謂功名，富貴而已。』他認為:『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夸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偽，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為，而徒取辯於言詞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為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之過歟！』與士風相表里的仕風在此種情況下，當然不難想像，王陽明因抗言而被劉瑾廷杖貶謫，後又因平宸濠之亂而遭武宗之嫉，官場的險惡早已使他厭倦，因而發自內心的感慨:『人在仕途，如馬行淖田中，縱復馳逸，足起足陷，其在駑下，坐見淪沒耳。』正是出於此種感受和對王朝安危社會治亂的擔心，他認為亟應從根本上尋找挽救的辦法，否則這種人心飾偽，官貪民貧的後果難以預料，他所謂『破山中之賊易，破心中之賊難』，正是針對此時的士風與仕風的澆漓和敗壞有感而發的。他認為:『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訓詁，支離蕪蔓於辭章業舉之習，聖學幾於息矣。』就是說，是科舉經義的株守、詮釋導致人們對這種教條的厭棄，妨礙了人們對儒學的真正理解和接受。其次，他認為，這種繁瑣的解釋或者早已偏離了經典的原意；或正因其繁瑣而不利於人們遵行和實踐。他說:『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今『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人出己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塗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於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尚實、反朴還淳之行。』除此而外，王陽明已確然感到，理學的這種外在規範在那些倡導宣揚它的統治者中，根本就一文不值。同樣，官場中越來越多的人貪利忘義，忠孝皆失，在世人眼中，他們已是離經叛道，鮮廉寡恥。誰還會相信這種自欺欺人的說教呢？為了達到衛道的目的（當然也有相當的獨善意味），王陽明終於發明了自己對儒家、對『理』的新解釋，提出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心學論題。他把程朱理學所規定的客觀外界強加在人之上的『理』變成了人們主觀可以去感知的『心』。這不僅更為直接符合了所謂內聖的倡導，也與動盪狀態下知識分子急於擺脫理學羈絆，解脫因現實中遭受之挫折、空虛所帶來的苦惱，求得心靈安慰的需要相吻合；加之其簡便易知，王陽明心學得到了迅速的傳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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