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鄉約推行的特點（1）

  來源: 歷史網

作者:曹國慶

    【本文摘自】【中國文化研究】(京)1997年01期第17-23頁

    鄉約的倡行，是中國古代鄉治理論與實踐的一項重要內容。據現有的資料考查，鄉約蓋淵源於周禮讀法之典，州長、黨正、族師咸以時屬民而讀邦法；其濫觴於北宋藍田四呂兄弟，以【呂氏鄉約】為後世作則；大張於里甲毀壞、社學失修、朱明統治出現全面深刻危機的明代中後期，本文擬就明代鄉約推行的特點談些粗淺的認識。[1]
        　　
    一、民辦和官辦的共存、綜合性與專門性的並舉
        
    明代最早建議舉行鄉約的是解縉，在【大庖西室書】中，解氏『欲求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范，布告天下』[2]，但明太祖未予採納。後來成祖『取藍田呂氏鄉約列於性理成書，頒降天下，使誦行焉』，不過他看重的只是鄉約的規條，並不欣賞其民眾自治性質，因而此時的鄉約只是停留在文字和口頭上，未能付諸實踐。
        
    明代鄉約究竟始行於何時何地？學界一直說法不一，有系統研究中國鄉約制度史者，稱正德十三年(1518)王守仁所行南贛鄉約，是明代的第一次鄉約[3]，有研究徽州府者，謂所見行者以嘉靖五年(1526)為最早[4]，近又有以河南、山西為例，論明代中葉地方社區治安重建理想之展現者，稱依【明史】所載，正統間吉水劉觀（正統四年進士）致仕以後行鄉約於邑中，似無人較其更早[5]。依筆者所見，劉觀之前舉行鄉約者已不乏其人，如福建人王源行於任所潮州和桑梓龍巖，廣東『平步六逸』行於鄉里。王源為永樂二年進士，在知潮州府任上，『刻【藍田呂氏鄉約】，擇民為約正、約副、約士，講肄其中，而時偕寮u董率焉』[6]，正統三年，已退居林下的王源又於邑中倡行鄉約，[7]其在官董官辦鄉約，在野率民舉鄉約，論明代鄉約者實不可不提。由此亦可見，明代鄉約推行伊始，便是民辦與官辦同步。在正統至弘治朝(1436―1505)的八十年間，官辦鄉約曾在泗州、濟寧、溫州等州縣出現，舉民辦鄉約的有吉安羅倫等鄉紳。不過，就整體而言，這一時期的鄉約，無論是民辦還是官辦，發展都是緩慢的，尤其民眾自發舉行鄉約，『欲鄉人皆人於禮，其意甚美，但……天子之柄，而有司者奉而行之，居上治下，其勢易行，今不在其位而操其柄，已非所宜，況欲施之父兄弟宗族之間哉』[8]。進士曾昂就因舉民辦鄉約而遇到過麻煩，據羅洪先稱：『今所傳鄉約，公手筆也，其後謗勝於朝，謂公居鄉專制生殺，台諫將糾論之』[9]，鄉約的發展步履維艱。
        
    正德以後，明朝的統治出現了全面深刻的危機。一些飽讀經書，以修齊治平相砥礪的儒生、官吏，紛紛倡行鄉約於鄉里、任所，視舉鄉約為濟世安民之迫切良策。期間，潞州仇氏鄉約和王守仁的南贛鄉約影響尤著，前者可視為民辦鄉約的代表，後者則開啟了明中葉以後官府倡辦、督辦鄉約的全盛之局。
        
    仇氏世居山西潞州南雄山鄉之東火村，自明初開墓雄山，至正德六年仇楫、森、桓、欄舉行鄉約之時，已歷五世，其百口同爨庭無間言，有三晉第一家之譽[10]，仇氏兄弟所行之鄉約，蓋以藍田呂氏為藍本，又以仇氏家范配合而行，其理想則謂『居家有家范，居鄉有鄉約，修身齊家以化乎鄉人』，自冠婚喪祭及事物細微訓後齊家之則，靡有闕遺，仇楫營義房一區於家，敦請鄉先生以教宗族子弟，免其束修，再起義學一所於鄉里，以訓鄉黨童稚，資其薪水，設醫藥以濟窮鄉，有疾病者置義冢[11]，刊印太祖高皇帝訓辭，家給一冊，諷誦體行。『為當代之所崇尚，秉筆之士亦笑談而樂道之』[12]。
        
    南贛鄉約是一種新型的鄉約，『此中丞陽明公參酌藍田鄉約，以協和南贛山谷之民也』[13]，正德十三年十月後，在南贛頒行。王氏指出：『民俗之善惡，豈不由積習使然哉……自今凡爾同鄉之民，皆宜孝爾父母，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里，死傷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戒，息訟罷爭，講信修睦，務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其規條共十六項，規定約中職員出於約眾之推選，約眾赴會為不可規避之義務，約長同民眾得調解民事之爭訟，約長於集會時詢約眾之公意以彰善糾過。在王守仁的多次倡督之後，其鄉約法在南贛及福建龍巖、江西吉安、廣東揭陽等地得到了推廣，王守仁學問不讓於朱子，而事功又遠在一般士大夫之上，其生封伯，死贈侯，門徒遍及江右、浙中、南中、楚中、閩粵、北方，為一代理學宗師，其對鄉約的倡導與重視，對此後的士大夫們有着重要的影響力和號召力。
        
    嘉萬(1522―1614)之世，鄉約的舉行，在勸善懲惡、廣教化厚風俗的總體精神指導下，全國各地還產生了一些為某一具體目的而建立的專門性鄉約，如護林鄉約、禁宰牛鄉約、御倭鄉約、御虜鄉約、御賊鄉約等。祁門三四都侯潭、桃墅、靈山口、楚溪、柯里等村，早在弘治年間就成立過護林鄉約會，嘉靖二十六年，由於近來山木『節被無籍之徒……望青砍斷，斬掘筍苗，或為屋料，或為柴挑，或作冬瓜蘆棚』，致山林遭到破壞。為保護生存環境造福子孫，各村人眾遂合集一處，重新訂立規約，將各村人戶共編為十二甲，甲立一總，置立簿約十二扇，付各處約總收掌，一年四季月終相聚一會，『並將議約規條由眾人聯名俱狀，赴縣呈告』，由縣衙告示印鈐，四處張掛，俾人人知曉，自覺遵守[14]，嘉靖十四年，被廷杖除官的前御史朱J，以鄉里莆田縣『間有慣習屠牛，陰通盜賊，行兇逞暴，作過為非，凡有失盜之家，便來此尋覓，叫號喧鬧，無日無之，雞犬為之不寧，鄉里被其污衊』，遂與鄉民倡行誓禁屠牛鄉約，『今鄉中父兄子弟同興善心，共立約會，就於天日之下，重發誓願，除老疾暫食以外，斷絕此味……今立此簿，與各人筆，自書名姓，歲時朔望，告於里社，呈於鄉眾，期於共守，以還淳風』[15]。嘉靖十九年又率鄉人重申前誓。嘉靖二十三年，致仕鄉居的歙人鄭佐以『今者天時亢旱，人心憂危。奸黨乘機邪謀竊發，假稱借貸敢擁人於孤城。倚恃強梁，輒G臂於單弱。白晝公行而無忌，昏夜不言而可知』，倡導鄉紳預為桑土之謀，舉辦帶有團練性質的岩鎮鄉約，『一鎮分為十八管，有紀有綱。每管各集數十人，一心一德……理直氣壯，強暴知所警而潛消。力協心孚，良善有所恃而無恐』[16]，嘉靖二十九年，蔚州人尹u著成【鄉約】一書，曰堡置、堡勢、堡衛、堡器、堡蠹、保眾、堡教、堡習、堡符、堡費、堡候，要在倡鄉人抵禦『北虜』之患[17]。嘉靖三十四年，岩鎮鄉民以『倭寇勢甚，陸梁冷落。孤蹤輒奔潰而四出偷生，餘孽益草竊而蔓況入』，遂爰集裡眾重訂新盟規約，『模仿甲辰歲禦寇之條事款，益損大參雙溪鄭公之舊，固嚴閘柵，庶緩急守衛有基，推舉曉勇，俾臨事當關足恃用』，稱『岩鎮備倭鄉約』[18]。崇禎十五年(1462)，吉安鄉仆結細戶『乘機叛主，自稱小約，其黨羽甚者號大約，焚掠劫殺無忌彈，啟釁於永福上鄉、宣化、延福，及各州亦蔓延焉』[19]，由此可見鄉約的組織形式在明代的社會生活中，已具有相當的影響力，為朝野不同人物所接受。
        　　
    二、與保甲、社學、社倉打成一片，建構以鄉約為中心的鄉治體系
        
    伴隨着官辦鄉約局面的興盛，嘉靖以後，明代鄉約發展的一個主要趨向，就是鄉約與保甲、社倉、社學關係的日益密切，四者由各自舉行，互不關連，進而相輔而行，互有側重，再為完全打成一片，形成以鄉約為中心的鄉治體系。
        
    鄉約與保甲、社學、社倉的關係可謂源遠而流長。保甲法創始於宋熙寧間之王安石變法，而溯其源又在程灝之保伍法[20]，其法與呂氏鄉約多有融通之處，以至有人誤以保伍法為鄉約之肇始者[21]。社學與鄉約的關連，在朱熹的【增損呂氏鄉約】中便已露端倪，只不過社學一詞在元朝以後才出現，當時稱鄉校[22]。社倉出現的時間雖至遲不晚於隋，然則其與鄉約發生關係，似乎仍是明中葉以後之事。鄉約、保甲、社學、社倉是明代鄉治中的四大要素，明代鄉約與保甲、社學、社倉關係的演變實肇於王守仁的南贛鄉約。
        
    在王守仁的鄉治思想中，保甲、社學、鄉約是三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並且是分三個步驟獨立舉行的。王守仁首先推行的是十家牌法（即保甲法），先後頒布有【十家牌法告諭父老子弟】、【案行各分巡道督編十家牌法】、【申行有司十家牌法】、【申諭十家牌法】、【申諭牌增立保長】，此法編十里為一牌，開列各戶籍貫、姓名、年貌、行業，每日沿門按牌審察，遇面生可疑之人，即報官究理，若有隱慝，十家連坐[23]，這是針對南贛治安狀況差壞而採取的相應措施，以故明人多以為敷教同風莫善於鄉約，禁奸止亂莫善於保甲。社學在明初已出現，明太祖曾詔令各地延師以教民間子弟，然而延及正德時『其法久寢，浸不舉行』，詔令徒為具文。王守仁治南贛，遂嚴令各縣父老子弟互相戒免，延師教子，並不時下鄉巡察、納入官吏考成，促成『朝夕歌聲達於委巷，雍雍然漸成禮讓之俗』[24]。
        
    在南贛鄉約初頒的條規中，鄉約與保甲、社學是各自獨立、各有職司的，鄉約就是鄉約，保甲就是保甲，不過鄉約與保甲在實際推行過程中相輔而行之事也已發韌，在【南贛鄉約】頒行的次年，王守仁就將約長的資格作了修訂，原定『同約中推年高有德為眾所推服者一人為約長』，代以『各自會推家道殷實、行止端莊一人充為約長』，道德標準被弱化，經濟實力更受注重，並且要求『將各人戶編定排甲，自相巡警保護，各勉忠義，共圖國難，敢有違抗生事，警擾地方者，就便弩解赴官，治以軍法』，執行本屬保甲的部分職責。
        
    率先將鄉約與保甲、社學、社倉打成一片，提倡而行之的是黃佐的【泰泉鄉禮】，其說首舉鄉禮綱領，以立教、明倫、敬身為主，次則冠婚以下四禮，皆略為條教，第取其今世可行而又不倍戾於古者，再次舉五事，曰鄉約、鄉校、社倉、鄉社、保甲，『皆深寓端本厚俗之意』[25]。概而言之，黃氏的治鄉方略有以下特點，其一，是以鄉約為側重，鄉約與社學、社倉、鄉社、保甲綜而行之，約正參與社學、社倉、鄉社、保甲的一切重大活動，教讀、保長若無合適人選，由約正兼之，成為鄉村教化、行政最高首腦。鄉約之眾即編為保甲之民，教讀、約正申明鄉約於鄉校，違約者罰於社，入谷於倉。其二，明確規定鄉約的自治性質，『約正、約副則鄉人自推聰明誠信為眾所服者為之，有司不與。凡行鄉約，立社倉，祭鄉社，編保甲，有司毋得差人點查、稽考，以致紛擾。約正、約副姓名亦勿遽聞於有司』[26]。其三，官府與鄉約的關係在於官倡民辦，有司與同僚各以四事自勉――律己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蒞事以勤，而為民去其十害：斷獄不公、聽訟不審、淹延囚系、慘酷用刑、泛濫提解、招引告訐、重壘催科、科罰取財、縱吏下鄉、低價買物。逢月朔，教讀率約正約副之賢者，以次往見有司，有司賜見坐談，言可用者予以褒獎。
        
    黃佐【泰朱鄉禮】之後，繼續倡行將鄉約與保甲、社學、社倉打成一片的，是章璜的【圖書編】。不過在章氏的治鄉方略中，鄉約不作為中心，而是與保甲、社學、社倉完全平行的，並且鄉社不另獨立開來。對於鄉約與保甲、社倉、社學的關係，他指出『四者之法，實相須也』、『保甲即定，即此舉行鄉約』，而後興社倉、社學。『約正或系鄉宦、或有德年高，有事不必赴官，保正代之』。又指出『保甲之法，人知足以弭盜賊也，而不知比閭族黨之籍定，民則自不敢以為非。鄉約之法，人知其足以息訟也，而不知孝順忠敬之教行，則民自相率以為善，由是社倉興焉，其所以厚民生者為益周，由是社學興焉，其所以正民德者為有素』[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