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城市民變為何明朝多『撫』清朝多『剿』？(2)

  來源: 人民網

清末，上海福州路街景  

     官方態度：鎮壓還是撫諭？  

　　『今日之事，為朝廷除害也。若因以為利，則天下其孰能說之。有聽吾約束者從，否則去。』這是文章開頭提到的那場『織傭之變』中，領導者葛成對抗爭行為提出來的『行動準則』。  


　　從這一準則中便能看到城市民變與農民反亂的區別，在巫仁恕看來，『明清城市民變所以特別，並不是因為其發生的地點是在城市內，而在於城市民變中群眾的心態並非是要否定政府或推翻政權。』 打着『為朝廷除害』的口號，充分反映出城市民變只是將目標與對象對準某類人，而不觸及政權的合法性。他們並不是『革命』，亦不是『叛亂』。   


    儘管城市民變和農民叛亂都是為了生計問題，且（特別是早期）在組織、聚眾方式、場所與儀式、組成分子與意識形態等方面，有頗多相似之處，但二者在後續發展上卻存在越來越大的差異：前者只達到抗爭的目的即停止，而後者將繼續走向叛亂。『通常政府在面臨經濟問題時，城市比較敏感，也很快就得到注意和救濟，鄉村感受緩慢，也較不被注意，而且城市空間有限，再加上軍隊較接近，所以城市民變較容易被鎮壓；相對地，鄉村是政府鞭長莫及之處，所以鄉村農民的暴動會愈來愈大，成為聚眾搶攘的大規模反亂。』  


　　那麼，政府究竟又是如何處理城市集體行動的呢？總結下來，清明政府處理集體行動的政策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撫』―撫諭的政策。第二種是『剿』―鎮壓的政策。前者如崇禎十三年（1640）蘇松地區吳江縣有米糧暴動，『撫院赫怒，發兵以往。民遂閉城以拒，幾成大亂。陳太尊親往撫慰之。力請撤兵歸，而民心始安，亦從事平糶，事乃徐定』。後者如乾隆十三年（1748）四月，蘇州府中蘇州市、青浦、吳江等地，有顧堯年等人為首的反抗米商囤糧抬價、要求減價的暴動。乾隆下令，『朕因近日聚眾之案甚多，特命刑部定議，照陝甘刁民聚眾之例。立即正法。』  


　　通過比較，巫仁恕發現明清兩代有關處罰聚眾集體抗爭的法律有很大的落差，這直接導致實例當中，『明代一些地方官僚對集體行動採取軟性的處理方式，而到清代，政府多采「剿」的方式。』巫指出，這種轉變可能有以下幾個原因：一則因為清朝以外族入主中原，對多數被統治者漢人必須採取高壓政策來統治，以穩固其政權。二則清代的城市集體行動事件，並未與官僚階層的政治衝突相聯繫，不像明末萬曆與天啟年間的反礦稅使與反閹黨的情況，因此得不到地方官的同情。三則清初城市群眾集體行動的性質與明代有很大的不同，其所發生的事件多隻牽涉到部分人，參與者不似明代多元，而且參與人數在規模上也遠不如明代。  


　　究竟是採取鎮壓還是撫諭的政策，地方官之間也時有歧異。『較常見到的是下層地方官知縣、知府或地方道員，與地方大臣如巡撫或總督的處理態度或出現很大的差異。似乎愈高層的地方官對集體行動愈不同情，而下層的知府或知縣則能理解群眾集體行動的訴求。』巫仁恕指出，在前引乾隆十三年（1748）蘇州府顧堯年為請糶聚眾哄鬧一案中，江蘇巡撫安寧與蘇州知府姜順蛟的看法相左，前者主『剿』後者主『撫』。  


　　不少事件中，管理地方學務的學臣與地方行政官之間，清朝的滿官與漢官之間，存有意見的差異與衝突。『無論怎樣，政府在處理這類事件時往往會面臨兩難，因為無論是採取鎮壓或撫諭的政策都可能使事件走向暴力化，所以如何拿捏是一個很大的政治技巧。』巫仁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