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光明網理論 口外爲民與充軍一般不可贖免，遇例也不能減等發落，這是對其懲治力度的重要保證。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 法司已經明確指出，『---減等發落系一時欽恤之特恩，目前法司所問囚犯，凡遇恩例減等，其一應該運炭、運灰、做工、擺站的決等項者，俱各與【大誥】通減二等發落，若律應仍盡本法及例該充軍、爲民、立功、調衛等項，有罪雖遇例減等，仍照依律例發遣擬斷。』並說明這『系是見行事例』。[51]也就是說，常刑下的發落按【大誥】與恩例可以減等，口外爲民與充軍的本罪可以減等，口外爲民與充軍本身則不能減等發落。至於對兩者的贖免，則都比較嚴格地限制在老小廢疾之人。儘管出於實邊、足儲等實用的目的，尤其是在外患嚴重的嘉靖朝，贖免充軍一再地成爲朝廷的議題，卻也一再地被堅決否定。[52]
一方面，因爲【大明律】始終未作修改，事實上的降死一等重罪已經包括【大明律】所定的各個刑等；另一方面，口外爲民與充軍均是五刑之外的懲治方式，是爲閏刑，爲此，口外爲民與充軍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實現對降死一等重罪的有效懲治：先依【大明律】議定本罪， 再按充軍或口外爲民條例科斷髮落。本罪是【大明律】中規定的五刑制下的刑等。如弘治【 問刑條例】一條規定，凡號稱喇唬等項名色，生事害民，除真犯死罪外，犯該徒罪以上，不分人多人少，若初犯一次，屬軍衛者發邊衛充軍，屬有司者發口外爲民。雖系初犯，若節次搶奪，及再犯累犯，笞罪以上者，俱發原搶奪地方，枷號一個月，照前發遣。[53]此『 徒罪』與『 笞罪』即是【 大明律】規定的本罪，『發邊衛充軍』，『發口外爲民』是按例發落。所以同爲充軍和口外爲民，本罪各各不同。沈家本輯萬曆【問刑條例】中的充軍條目， 分別以『由杖問發者』、『由徒問發者』、『由流問發者』、『杖徒俱問發者』、『 徒流俱問發者』、徒罪以上俱問發者』、『杖徒流俱問發者』、『笞杖徒流俱問發者』、『由斬絞問發者』、『免罪減等仍充軍者』等歸類，[54]可見本罪範圍的廣泛。
本罪原則上也要處斷，在本罪處斷之外，再定充軍與口外爲民，使事實上的降死一等重罪得到了有效的懲治。天順八年（公元1464年），因爲兩京內外無籍軍民人等，不務生業，三五成群，搶奪財物，打攪倉場等現象嚴重，法司議定，此後，『犯該笞杖及計贓不滿貫徒罪，照依常例發落』，『若再犯與犯滿貫徒罪至雜犯死罪，從重懲治，軍旗舍餘人等俱發邊衛充軍，民發口外爲民。』[55]如此，才能使『凶頑知懼，良善獲安』。 成化年間，因爲問罪監追，『不過雜犯死罪、徒流罪名，但折納米稻而已』，蘇、松一帶糧長、大戶等欺侵錢糧的現象十分嚴重，爲予以有效懲治，定例，『今後，蘇、松、常、鎮等府糧長、大戶、書手，有犯侵欺錢糧者問罪，監追完日，至五百石以上，銀至五百兩以上，發口外爲民。糧至二千石以上，銀至一千兩以上者，發邊遠充軍。其書手飛詭稅糧及大戶不納秋糧各五十石以上者，亦問罪。監追完日，發附近衛所充軍。』『如此，庶奸弊可革，錢糧無虧』 。[56]一部分刑官與律家則從理論的高度予以說明。嘉靖八年，時任山東按察使的顧應祥上言問刑官妄加充軍之刑的弊端。他說，『謂刑以弼教，五刑盡矣。此外復有充軍事例。蓋以絞斬之下有罪浮於律而徒杖不足以盡之者方坐，以此正以補律之未盡也。』[57]律家應的認識雖然要膚淺一些，但也說出了問題的實質，他把流刑三等廢而不用的原因歸結爲法司不論【大誥】有無，均予減等發落的事實，因爲流刑不可用，『故有情重律輕者則立爲充軍之例』，『若使三流得行，則自足以懲奸，何用後來之紛紛哉？』[58]
基於口外爲民與充軍對降死一等重罪的有效懲治，其司法地位逐漸得到承認，尤其是充軍，降死一等重刑的地位逐漸穩固。早在成書於成化時期的【律條疏議】中，律家張楷就指出『充軍鄰於死罪，豈可妄加平人』。[59] 弘治以後，充軍降死刑一等已經成爲時人的常識。當時大臣談及此刑，無不以次死刑一等稱。例如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刑科右給事中周旋上言『詳獄情』等事， 有『五刑莫重於死罪，其次莫重於充軍』之論。[60]以後，各律家注律，更有明確的標註，萬曆間高舉、王樵等注【大明律】，於【刑律】『誣告充軍及遷徙』一條，皆注曰，『充軍下死罪一等，在法中爲至重也。』[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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