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特務的"誘民犯罪":司法權力流氓化的惡症

  來源: t望東方周刊

　統治權力失去制約以後的日益猙獰貪婪，乃是當時社會普遍流氓化、社會倫理極度丑鄙扭曲、法律日益淪為『專制惡法』的真正源頭

　　亞裏士多德曾引述柏拉圖一句話：『人在達到完美境界時，是最優秀的動物；然而一旦離開法律和正義，他就是最惡劣的動物。』這話堪稱法律思想史上的箴言。不過古希臘哲學家畢竟不知道後來的中國歷史，所以他們對於一旦離開了法律和正義，權力的惡質究竟能夠膨脹到何等驚人程度，推想起來恐怕仍是力有不逮。本文以明代特務以『誘民犯罪』等最險惡手段為自己牟取私利為例，對上述命題提供一些有力的佐證。

　　明代司法權和警察權的黑社會化

　　描寫東廠、錦衣衛的影視作品多年來層出不窮，讓大家知道了明代近三百年始終是個特務橫行的時代。『中國皇權政體發展後期的日益專制與特務政治間的互動』是個大題目，這裏無法詳論，但僅從成千上萬特務們明火執杖欺凌壓榨百姓時，其手段的五花八門、詭詐陰毒之極，今人已經不難體會出：在權力如此窮凶極惡、越來越失去制約的前提下，這個老大帝國究竟是如許多學者一廂情願那樣，正在迎來『社會近代化的曙光』和『資本主義萌芽的興起』；還是像黑格爾曾對斯巴達命運所下定義那樣，只能在『下賤的貪慾之中，造成了一種下賤的滅亡』。

　　明代皇權出於絕對專權的需要，精心炮製出龐大複雜的特務組織以牢牢控制全國一切臣民；當這個權力怪獸因此大行其道、完全凌駕了國家常規司法機構時，其『權力基因』中的貪慾自然極大地膨脹開來。所以當時特務們搜刮敲詐民財時的恣意和瘋狂真是讓人膽戰心驚。而如此瘋狂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就是這些直接聽命於最高權勢者的特務充分『黑社會化』。

　　其路徑主要有二：一是特務頭子們（總是由皇帝的家奴充任）與黑幫結成死黨。以本文『圖1說明』提到的明武宗御馬監大太監於經為例：當時的『大盜』張茂勢力浩大，家裏『高樓重屋，複壁深窖』，專門藏納亡命徒殺人越貨。這個黑道頭子張茂就與於經、張忠、谷大用等人的宦官集團關係極深、結拜為兄弟，甚至通過宦官牽線而出入『豹房』（專供明武宗淫樂的場所），成為朱厚照驕奢淫佚的伴當，於是張茂如魚得水，『乘間為盜如故』。即使後來他的黑道生意屢被地方官袁彪抓個正着，但在權勢羽翼下他依然安然無恙CCCC宦官張忠在酒席上當面告訴袁彪：『張茂是我兄弟，你必須對他網開一面。』身為朝廷命官的袁彪只好『唯唯而已』。（【明史・馬中錫傳】）

　　權力黑社會化的又一路徑，是當時權勢最大的宦官衙門、特務衙門，都大量網羅地痞流氓充當打手（總人數至少有幾十萬），以便更瘋狂地聚斂民財。【明史・刑法志】記載：勢焰遮天的東廠特務專門收買京城的地痞，令他們四出打探殷實人家的隱秘，一旦有消息就告知東廠頭目，由其視消息多少和價值大小，向流氓們支付賞金，這叫做『起數』或『買起數』。

　　隨後東廠特務就闖入該人家勒索討價，這種敲詐方式叫做『打樁』。如果被害人知趣地給足銀錢、又沒有什麼確鑿把柄捏在東廠手裏，則可以將他們打發走；但如果賄賂的數額令特務們稍有不滿，就要立時施刑，用比通常刑訊慘毒十倍的方法折磨人質，這叫做『干酢酒』。尤其是這些東廠特務還逼迫嚴刑之下的受害者，讓他再憑空誣陷一連串的富足人家。而這些被無辜殃及的人家如果給足金銀，就風平浪靜；但若稍有吝嗇，則會被關進錦衣衛獄（又稱『詔獄』、『北獄』，是遠比一般衙門牢獄更殘酷黑暗的特務監獄），甚至馬上喪命CCCC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這時法律的權威、尊嚴、程序和公正原則等等都完全被統治者踩在腳下，從而使司法權徹底蛻變為專制集團瘋狂聚斂的工具。

　　特務們誘民犯罪的手法

　　由於『權力黑社會化』使得『權力暴利』日益驚人巨大，所以當時流行的一個刺目社會現象，就是特務和流氓們（當時稱流氓為『土棍』、『赤棍』、『流棍』、『棍徒』等）競相暴富，晚明著名學者祁彪佳記述：

　　（東廠）用銀而買事件，得賄而鬻刑章。無籍之兇惡，輒多倚藉以投充。??於是飛誣多及善良，赤棍立致（家財）巨萬！

　　這反過來極大地刺激特務流氓們發明出更多敲詐陷害百姓的方法，於是『誘民犯罪』（即設置種種詭詐的圈套，讓無辜者的一舉手一投足都只能落入衙門的陷阱，只好傾家蕩產祈求特務們開恩），也就大行其道。比如萬曆二十七年（1599）吏部侍郎馮琦描述當時宦官『稅使』之歹毒：

　　所隨奸徒，動以千百。??富民更蒙毒害：或陷以漏礦竊礦，或誣之販鹽盜木。布成詭計，聲勢赫然；及其得財，寂然無事。小民累足屏息，無地容身。

　　由於這種『布成詭計』已經是勢傾天下，所以當時人們陳述特務政治如何極端暴虐無恥的文獻汗牛充棟，其中隨處都有類似的悲訴：『罪狀未明，而先沒入其貲財』；『陰謀巧計，無所不至』；『觸處設阱，被害者吞聲飲恨！』

　　看一則例子即可知這類『觸處設阱』的防不勝防：明末【別本二刻拍案驚奇】中有篇故事名為【騙來物牽連成禍種】，其中描寫稅監衙門的走狗『王司房』為給太監頭子送禮，要買孫監生的一件古鼎。而孫監生開着當鋪，家境富足，執意不賣。這下惹惱了王司房，他用計謀將違禁品低價典入孫氏當鋪，待孫家失查上當，立刻派走卒去『抄贓』敲詐：

　　不容分說，跳進櫃來，拿過（玉帶）一看，道：『有賊了！』就外邊走上七八個人來，把當（鋪）裏四五人一齊拴下，道：『這帶是司房王爺代陳爺買來進上的，三日前被義男王勤盜去，還有許多玩器。如今玉帶在你這裏，要你們還人，還要這些贓物！』

　　把這個當（鋪）中人驚得面如土色，早已被拿進府中。先見兩個小掌家內相（即太監），王司房過去講了幾句，那小內相叫：『抓過來！』先是一人一套（大刑）：四十京板、一拶、一夾，要他招贓。

　　這凶如惡虎的陣勢把孫監生嚇得魂不附體，只好百般哀求王司房『收局』，而後者一直等到孫監生將古鼎拱手獻出、並附送數百兩銀子才肯罷手。

　　大家很容易看出，特務衙役們詐騙手段之嫻熟已經爐火純青，所以故事中滿篇都是『放火』、『收火』、『設局』、『收局』等等生動的描述語彙，小說作者更總結說：『鬼域紛紛滿世路』；『誰識奸謀深似海！』

　　而從諸如此類的案例和本文『圖片說明』的介紹中可以看得更清楚的是，這種『鬼域紛紛滿世路』並非流氓地痞和流氓文化自身具有覆蓋社會的能量，而是由於權力流氓化的強大驅動，為社會流氓化提供了源源不盡的瘋狂勢能。也就是說：統治權力失去制約以後的日益猙獰貪婪，乃是當時社會普遍流氓化、社會倫理極度丑鄙扭曲、法律日益淪為『專制惡法』的真正源頭。

　　16?17世紀中西法律史的比較說明了什麼

　　不論世界什麼地方，如果失去了國民天賦權利和社會正義等的有效制約，權力都必然要墜入詭詐和野蠻的深淵。僅以『誘民犯罪』而言，它也不是明朝特務的專利，否則西方法律學中就不會有『Entrapment』（意為『陷阱』、『下套兒』、『釣魚』，常指司法者故意誘使國民犯法）等等與『設局』、『收局』同樣生動的語彙。但即使如此，憲政法治制度仍在整體上阻斷了社會淪入『鬼域紛紛滿世路』的危險。而所以如此，首先是因為它在制度建構的起點上，就規定必須設置對統治權力的剛性制約，即早在17世紀洛克闡明的：

　　政府所有的一切權力，既然只是為社會謀幸福，因而不應該是專斷和憑一時高興的，而是應該根據既定和公佈的法律來行使；這樣，一方面使人民可以知道他們的責任並在法律範圍內得到安全和保障，另一方面，也使統治者被限制在他們的適當範圍之內，不致為他們所擁有的權力所誘惑??（【政府論】下篇第137段）

　　正是因為有了這個根本支點，所以司法過程中防止誘民犯罪的一切具體保障（比如陪審團制度，案件審理過程必須對國民公開而禁止黑箱操作，證據只有經合法程序獲得才能在法庭生效，被告及其律師與證人的對質權、對證據和相關指控的質證抗辯權都是不可剝奪的『憲法權利』，等等）才有了立足的基礎。以西方法治史上的這種源流對比16?17世紀中國的法律和社會，就不難發現許多我們應該認真體會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