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內閣的位置變遷

  來源: 國史探微

明初內閣的位置變遷問題少有學者涉及。就筆者所見，僅黃彰健先生等數位學者曾經論及此問題，然似未引起有關研究者的注意。[1]此問題雖屬小而又小者，然實關一代制度之起始，不可不辨，故綴為小文以見之。謬誤之處，敬請賜教。

明成祖始建內閣之位置

建文四年，明成祖奪得天下。為鞏固政權，他採取一系列的措施，建立內閣是其一個中心步驟。我們先看看有關正史的記載。萬曆【明會典・翰林院】（卷211）云：
　永樂初，簡命編修等官直文淵閣，參預機務，謂之入閣辦事。後漸升至學士及大學士。
【明史・職官一】（卷72）說：
成祖即位，特簡解縉、胡廣、楊榮等直文淵閣，參預機務。閣臣之預機務自此始。
以其授餐大內，常侍天子殿閣之下，避宰相之名，又名內閣。
同書【職官二】（卷73）記：
　其年（建文四年）九月，特簡講、讀、編、檢等官參預機務，簡用無定員，謂之內閣。然解縉、胡廣等既直文淵閣，猶相繼署院事。　
同書【本紀第五】（卷5）又記：
（建文四年）八月壬子，侍讀解縉、編修黃淮入直文淵閣。尋命侍讀胡廣，修撰楊榮，編修楊士奇，檢討金幼孜，胡儼同入直，並預機務。
這是明清兩代官修史書對成祖建置內閣時的記載，對內閣的得名、位置都作出了明確的記錄。內閣等於文淵閣，內閣的位置在文淵閣中，似乎是明清時人的共識，大抵為現當代治史者沿襲下來。[2]然而，當我們把眼光投向當時明人的文集時，就會發現這種說法實有值得商榷之處。
在這些明初文集中，王直的【抑庵文（後）集】最先引起了筆者的注意。【明史・王直傳】（卷169）云：『直幼而端重，家貧力學。舉永樂二年進士，改庶吉士，與曾ぁ⑼跤⒌榷十八人同讀書文淵閣。帝善其文，召入內閣，俾屬草。尋授修撰。歷事仁宗、宣宗，累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正統三年，【宣宗實錄】成，進禮部侍郎，學士如故。五年出悴渴攏尚書胡蹕ひ圓空付之，直處之若素習者。』王直在內閣者幾三十年，歷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其對內閣規制應當十分熟悉。我們再看看他的記述。【抑庵文後集】云：
永樂初，太宗皇帝銳意文藝之事，詔求天下善書者，得朱暉等若干人，辟文淵閣處之，盡出法書名帖，俾增益所未至，蓋欲追古人而過之也。暉字庭暉，後複姓蔣氏，即郎中也。其書法率更清勁溫潤，眾皆讓其能。上常取諸人書親閱而次第之，庭暉必在甲乙之選，每蒙稱獎，受賜賚。遂選入內閣，凡制誥典冊及諸密務，皆命之書。庭暉勤慎端確，未嘗有漏言，亦未嘗有矜色。先生長者莫不愛重之。予時為翰林庶吉士，讀書禁中，得與庭暉相往來，其意甚相厚也。[3]
在這裡，可以明顯看出成祖設置的內閣與眾人在一起讀書的文淵閣不在一處，其機密性是很高的，故蔣庭暉以性端重而得長者賞識，這兒的先生長者無疑包括閣臣楊士奇等人。此時，王直正『讀書禁中』，即讀書文淵閣。要等兩年以後，王直才被選入內閣。【抑庵文集】記：
太宗皇帝即位之明年，直亦取進士選入翰林，俾盡讀中秘書，學古為文詞。而公（楊榮）已在內閣，典辭令，職論思。所與共事者六七人，皆天下之望。又後二年，直再被選拔，得從諸公後。諸公不以直為愚，而皆辱教焉。[4]
柴蘭庭芳，餘姚故家也。永樂甲申，予與其叔父廣敬同登進士第，同被選擇入翰林。廣敬清淳簡重，文行之美，眾皆推讓之。而又通古文字，其學得於趙智先生，論議精博，尤非他所能及。當時謂可以當上意者，廣敬在甲乙之數，而與予四五人者同選入內閣。廣敬乃以病告。未幾，而廣敬卒矣。[5]
是直入內閣在永樂四年，其時入選者四五人。王直入文淵閣讀書，與在內閣的楊榮還有隔閡，只有在他也被選入內閣後才可以說『得從諸公後』，有了一層親密的關係。在【抑庵文集】中，還有一處更為明了的記述：
右七言近體詩一章，前翰林侍讀兼右春坊右贊善西昌梁先生用之所賦以呈內閣三先生者。胡公，吉水人，名廣，字光大。楊公，建安人，名榮，字勉仁。金公，新淦人，名善，字幼孜。皆太宗皇帝所親任。其文章德行，天下所推仰，而與梁公最相好。梁公清修玉立，文字奇古，而每出新意，時輩爭傳誦之。三先生居宥密之地，在東角門內，故謂之內閣，常人所不能到。其外為文淵閣，梁先生輩處之。雖地位相懸，而四公情好之密，文字之娛，則無間也。……蓋廣寒殿乃前元所建，在太液池上萬歲山頂，當時極為華麗。太宗皇帝在潛邸時，去其甚者而存之，以為殷鑑，未嘗增飾。恭儉之德，比隆堯舜。其初幸北京，三先生實從，嘗特奉詔縱覽焉。胡公有五言近體詩十首，諸公皆屬和，梁公此詩猶有羨慕之意。[6]   　
從文意上看，這篇文章中所說的內閣和文淵閣當是指在成祖第一次北巡前的情況。楊榮等三人從成祖北巡而得覽北京的廣寒之景，故而梁用之氏所作諸詩對此『猶有羨慕之意』。這裡有兩點十分值得注意，一是內閣的位置在東角門之內，而文淵閣在東角門之外；二是內閣的得名正是由於它『在東角門之內』的獨特位置，屬於宥密之地，一般人是不能夠進去的。由於前面所揭示的背景，王直的這種說法是值得重視的。王直在另一處也明白記載：
太宗皇帝即位，遂擢為編修。時方開內閣於東角門內，命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及公（楊士奇）七人處其中，典機密。尋升侍講。[7]
以上是從王直的文集裡找出的證據，是不是有所局限？並不如此。我們可以從與王直同時的明人文章中得到一些證實。楊士奇【御書閣頌・序】說：
　臣士奇自布衣被召。太宗皇帝入繼大統，首擢翰林編修。初建內閣於奉天門內，簡任翰林之臣七人其中，所職代言，屬時更新。凡制詔命令誡敕之文日伙，而禮典庶政之議及事之關機密者，咸屬焉。車駕屢賜臨幸。七人恆早朝，退即趨閣治職事，莫（暮）乃出。七人者，士奇與焉。[8]
成祖建立內閣，楊士奇是被任命的閣臣之一。他說內閣在『奉天門內』，與王直所言『東角門之內』的方位是一致的。這個在『奉天門內』的內閣應該區別於文淵閣。據明宣宗【文淵閣銘】云：『我太祖高皇帝始創宮殿於南京，即於奉天門之東，建文淵閣，盡貯古今載籍，置大學士員，而凡翰林之臣皆集焉。』[9]文淵閣在『奉天門之東』，`即在奉天門外，與內閣在『奉天門之內』是不一樣的。幾者的位置關係可以參見下面的示意圖：

明初內閣位置的變遷

那麼，內閣又怎麼與文淵閣混淆了呢？這與內閣位置的變遷有關。下面就仍以明初文集為例來考察明初內閣位置的變化。

永樂七年，成祖第一次北巡。文臣十餘人扈從，其中閣臣三人，即楊榮、胡廣和金幼孜。儘管閣臣楊士奇、黃淮兩人與蹇義、金忠輔導皇太子監國京師，而實際上的權力中心還是北巡的成祖及楊、金、胡三人組成的臨時顧問班子。我們可以將楊、金、胡三人的當直之所看成新的內閣所在。金幼孜有詩【和答庶吉士楊之宜就柬宗豫大學士士奇諭德及翰林諸同志】，其五云：

日射天門烏亂啼，朝回o在掖垣西。玉堂視草回鸞馭，內苑看花散馬蹄。
太液波光臨闕近，西山雲氣入簾低。欲知別後承恩好，時有天香滿袖攜。[10]

這組詩的寫作時間可以由第八首推定出來，即在扈從北巡的當年。其八有云：『扈蹕叨陪侍從臣，後車寧敢附麒麟。三春跋涉秦淮道，萬里經行析木津。薄宦十年違梓里，丹心此日系楓宸。南來冠蓋多如雨，欲賦長楊愧後塵。』【明史・金幼孜傳】（卷147）記金幼孜是『建文二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則建文二年至永樂七年恰為十年，亦即金的『薄宦十年』。金在第五首詩里描寫的正是閣臣退朝到當直之所視草的情形，皇帝還像以前一樣常常駕幸其地。這裡說出了新的當直之所的方位在行在北京宮殿裡的西邊，臨太液池。這與南京內閣的方位是不一樣的。此時胡廣也有組詩【次楊之宜見寄兼柬黃學士楊諭德】，其六亦云『上苑流鶯繞樹啼，朝回緩步掖垣西。』[11]直舍方位與金幼孜所詠一致。

黃彰健認為永樂七年北巡時的閣臣直舍在禁城之東，與南京的內閣直舍在東角門之內的方位相合。[12]他的依據是金幼孜的一首【中秋宴集和答胡學士】（【金文靖集】卷4）：

直舍西頭俯禁城，捲簾坐待月華明。詩題彩筆夸先就，酒注銀瓶勸滿傾。
蟾桂風清微有影，金莖露下不聞聲。北來此會應難得，且共酣歌詠太平。

筆者同意黃氏關於此詩寫作時間的說明，即作於第一次扈從之時。但筆者對『直舍西頭俯禁城』一句的理解恰恰相反，即它不是直舍位于禁城之東的證據，而是直舍位置在禁城之西的證據。這句話的出發點不在於詩人的視角，而是高大的禁城城牆對矮小的直舍的關係，即『俯禁城』應是一種倒裝。若直舍在東，它的西邊是宮中諸殿，很難形成整個禁城的概念；而四合的宮牆則有這種效果。
當然，直舍為什麼由南京的東邊轉到行在的西邊，原因不明。筆者想也許是行在狹小，難以規劃的緣故吧。當時的直舍還是十分簡陋。永樂中期，成祖在北京宮殿西邊正式建立一座新的內閣。時人多詠其事。胡儼有【次韻胡學士內閣新成】其一云：
玉堂新辟禁垣西，苑樹陰陰秀色齊。觀闕日長宮漏靜，蓬萊天近彩雲低。
編摩十載金匱，出入常時候土圭。粉署清幽花影轉，嬌鶯自在向人啼。[13]
金幼孜也有【內閣新成次大學士胡公韻】組詩，其一有『秘閣新開紫禁西，高甍輝映與雲齊』之句。[14]這時胡廣寄詩慰問在南京生病的楊士奇，楊有和詩十首，分成兩組刊於楊的集子裡。【胡學士在北京聞予病，寄詩慰問，次韻奉酬】（七首）云：
玉堂新署綠陰涼，日想承宣近御床。班馬雄詞真特達，唐虞化日正舒長。（其一）
頭白目昏過五十，不禁四體病交攻。君恩未有涓埃報，卻怪書來感嘆同。（其四）[15]

又【答胡學士（胡學士在北京聞余病，寄詩慰問，依韻奉答。十首之三首）】云：

臥病幽居況獨居，愁來何物可消除。一箴遠寄千金重，賴有文淵學士書。（其一）[16]      

胡廣於永樂十四年四月進文淵閣大學士，卒於十六年五月。（【明史・胡廣傳】）楊士奇卒與於正統九年，年八十，則永樂十三年他剛及五十歲。此組詩作於十四年的可能性大一點。因為十五年北京就開始興建新的宮殿了，要統一規劃建置，不太可能從事這種單建內閣的工作。再者，十四年楊士奇為五十一歲，與『頭白目昏過五十』是相合的。這年九月成祖南還京師，次年三月再一次北巡，其時北京的興建工程已經正式開始。楊詩中的『玉堂新署』當是十四年四月以後九月以前新建的北京內閣，位於北京禁城內西邊，與此前簡陋直舍的方位一致。

永樂十九年，北京宮殿成，成祖宣布遷都北京。此次北京的興建是完全按照南京宮殿的規格來的。文淵閣仍建於奉天門之東，位於文華殿南面。大概這時內閣就遷到文淵閣了。這可以從下面一件史實中看出來：

（永樂十九年）夏四月庚子夜，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火勢猛烈，而奉天門東廡切近秘閣。公（楊榮）奮身直入，麾衛士三百人，將御書圖籍並積歲制敕文書舁至東華門河次。……太宗皇帝嘉之，賜銀酒鍾古銅器各一事，鈔千錠。[17] 　

【明史・楊榮傳】（卷148）亦記其事：

明年定都北京。會三殿災，榮麾衛士出圖籍制誥，舁東華門外。

從上引諸人詩文來看，永樂時以閣臣典內外製，制誥圖籍當屬內閣所處。此處『秘閣』當指奉天門之東的文淵閣，而東閣靠近左順門，在文淵之東，與奉天門隔得較遠。
對於內閣重新建於宮殿之東，亦有詠其事者。曾び小抖華門內新館初成入直有作】云：
東華樓觀郁i，高閣新成抗碧霄。秘府圖書金作匱，御溝流水玉為橋。
草分碧色承殷輅，鳥弄歌聲和舜韶。當直幾番清座久，隔簾時有御香飄。[18]

明初文淵閣為藏書之所，見宣宗【文淵閣銘】及永樂十九年北京宮殿成時大臣們所作諸賦。曾ご聳言『秘府圖書』，又言『東華門內新館』，則此新館當為新建的文淵閣無疑。王紱【和曾侍講題新建秘閣韻】有句云『帝城東望勢i，阿閣新成逼九霄。玉署近臨清瑣闥，粉垣新映赤闌橋。』[19]金幼孜亦有【和子曾侍講敕建內閣之作】一詩。[20]此皆其時之作，可見此時內閣的方位已與文淵閣相合。

宣宗屢屢臨視文淵閣，一時傳為美談。[21]相對於後來皇帝與閣臣的隔膜而言，宣宗的這種做法是突出的，但其實這與永樂時成祖臨幸內閣的習慣是一致的，不值如此美化。楊榮有【駕幸文淵閣謝表】云：

臣楊榮等茲者欽蒙聖駕臨幸文淵閣，周視臣等寓直之所，特頒恩命，增益室宇，兼賜飲饌器用，周悉備至。聖恩廣大，感戴惟深。謹上表稱謝者。[22] 　

此處楊榮就把文淵閣稱為『臣等寓直之所』，可見內閣已經轉到文淵閣了。洪、永時期的文淵閣既是翰林們所處之地，又是眾多庶吉士讀書的地方，斷不能做到『常人所不能到』，其機密性是要大打折扣的。此時內閣轉到文淵閣里，先前並不深嚴的文淵閣就變得深嚴無比了。王鏊【震澤長語】卷上記道：

文淵閣在奉天殿東廡之東，文華殿之前，前對皇城，深嚴禁密，百官莫敢望焉。吏人無敢至其地，閣中趨侍使令，惟廚役耳，防漏泄也。

此後，閣臣入直之所就基本上固定在文淵閣了。因此，人們在觀念上就把入直內閣等同於入直文淵閣了，實沒有想到明初內閣位置有一個變遷的過程。嘉靖年間，閣臣曾一度到西苑當直。這是後話了。

兩點補充

一、明代內閣初建時已經實有其名，實有其址

對於明初內閣的得名與地址，另有劉禮芳、王其榘兩先生曾作過一番辨證。王認為永樂初解縉等人僅僅是翰林長官，是成祖的『代言』之臣，並沒有『入直文淵閣』，而且其時也沒有『內閣』之名。[23]劉認為成祖初建內閣時，其址也不在文淵閣，而是在『奉天殿側成祖視朝後憩息的便殿』，並且『內閣』之名最早亦在洪熙宣德之際才開始出現，從宣德中後期開始，才被經常使用，成為內閣機構的專用名稱。[24]從本文引述的資料來看，明代內閣初建時已經實有其名，實有其址。當時閣臣工作的慣常情形正如楊士奇【御書閣頌・序】所言，內閣諸臣早朝後退至閣中治事，一直工作到黃昏時才出來，而成祖則常常臨幸其地。若說內閣在永樂時期是一個連名稱都沒有的機構，恐怕是說不過去的。本文所引資料是很不完全的，明朝初期的文集裡還存在不少的詩文涉及這個問題。就資料的真實性而言，這些詩文要比後來史著中的論述更有說服力。

二、對『內閣』之名由來的補充說明

一般認為，內閣之名與地處『大內』、『內廷』有關。這是令人懷疑的。為什麼當初明太祖不在建立文淵閣、東閣伊始就把文淵閣、東閣叫做『內閣』？可見內閣之得名恰恰由於它比這些館閣擁有更為獨特的因素：內閣比文淵閣、東閣更深入內廷。也就是說，閣臣比翰林官更為接近皇帝。在洪武年間，普通的翰林官都可以與聞機密，但到永樂時，只有出身於翰林的閣臣有此權力，而普通的翰林官則真正成為閒曹了。[25]這恰是成祖設置內閣的初衷，即建立一套自己可以隨時召問的顧問班子。

對於『授餐大內』和『避宰相之名』，筆者是這樣來看的。王鏊曾記載：

故事，禁中不得舉火，雖閣老亦退食於外。相傳宣宗一日過城上，令內豎S閣老何為，曰：方退食於外。曰：曷不就內食？曰：禁中不得舉火。上指庭中隙地曰：是中獨不可置庖乎？今烹膳處是也。自是得會食中堂。[26]

尹直【謇齋瑣綴錄】卷一（國朝典故本）亦記載：
宣德間，三楊諸先生始置廚饌於閣之東偏。
由此可見，閣臣授餐大內是宣德時的事情了。那時，內閣已經是在文淵閣了。用此來比擬成祖初置內閣的情況顯然是不合適的。
對於『避宰相之名』，也是需要重新考慮的。內閣的形成實際上與明初翰林制度的發展有着密切聯繫。確切地說，自皇帝到閣臣自身都認為他們屬於翰林官，是傳統的『詞臣』之流。如楊士奇【恭題三朝賜誥命刻石後】云：
惟永樂十年，文臣得賜誥及封贈祖父母妻者，尚書八人，太子少師一人，翰林則內閣之臣五人，臣士奇與數焉。蓋時甚重之也。[27]
楊士奇在此仍以翰林官員的身份自稱的。這種看法的影響一直到正統七年還以翰林院公座之爭明顯表現出來了。[28]固然楊士奇等人在詩文里表現了『閣臣』的優越意識，但這僅僅是就其受知於皇帝這一點而言的，並不涉及內閣本身權力的崇高。【明史・職官一】（卷72）云：『然其時，入內閣者皆編、檢、講讀等官，不置官屬，不得專制諸司。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在這裡點明了閣臣位卑權小的實際地位，恰恰是成祖的親信才使得他們能參預國是。在當時的人們觀念中，三楊等人只是一群受到皇帝親信的翰林官員們而已。儘管這群入閣的翰林官與普通的翰林官在地位上已經有了區分，但這種觀念使得成祖的做法與洪武時期的制度在表面上還是保持着一致的；成祖也不可能獨樹一格，建立一種新的制度。所以談不上要避什麼宰相之名。如果到了那一步，成祖豈不是欲蓋彌彰，公然讓人們想到違背【祖訓】設立丞相之禁？再者，歷史上的宰相制度少有直接以『宰相』命名者，一般都是以其權力系統為定位的，名稱倒是在次位。如果說明初人們（尤其是成祖）僅僅靠避免出現一個本來就虛無的名稱來掩蓋一個立相的事實，也許是說不過去的。筆者認為，【明史】的說法大概只是明中葉以後人們的想象之詞而已。
就以上所述，王直所言『內閣』得名的由來，即『三先生居宥密之地，在東角門內，故謂之內閣，常人所不能到』，要比眾多史著中流行的說法來得真實和真切：它以獨特的位置因素命名，明白直接，同時也似乎暗含着閣臣比普通翰林官更為接近皇帝的優越地位。
作者：徐衛東
註：本文收入【中華同人學術論集】，中華書局2002年出版。
注釋：
[1]  論述最為精細者當屬黃彰健【論明初的四輔官――並論明初殿閣大學士之設置及東宮官屬之平駁諸司啟事】一文，收入黃氏【明清史研究叢稿】，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六年初版。筆者與黃先生的某些看法也不太一致，故仍草成此文。
[2] 可以參見李天佑【明代的內閣】，載【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徐連達【中國通史】第八章，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王天有【明代國家機構研究】，第二章頁38，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譚天星【明代內閣政治】，第一章頁11，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杜婉言、方志遠【中國政治制度通史・明代卷】，第三章頁80，人民出版社，1996年；關文發、顏廣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第一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中國歷史大詞典・明史卷】，頁70『內閣』，上海辭書出版社，1995年。
[3]【贈蔣郎中致仕序】，【抑庵文後集】，卷11頁9，四庫全書本。
[4]【建安楊公文集序】，【抑庵文集】，卷6頁34-35。
[5]【贈稽勛員外郎柴庭芳序】，【抑庵文後集】，卷8頁47。
[6]【題梁先生詩後】，【抑庵文集】，卷13頁5-6。
[7]【少師泰和楊公傳】，【抑庵文集】，卷11頁8。
[8]【明經世文編】，卷15頁117。
[9] 黃瑜【雙槐歲鈔】，卷4，叢書集成初編本。
[10]【金文靖集】，卷4，四庫全書本。
[11]【胡文穆公文集】，卷8，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28-29，齊魯書社。
[12]黃氏前揭文，【明清史研究叢稿】，頁102。
[13]【頤庵文選】，卷下，四庫全書本。
[14]【金文靖集】，卷4。
[15]【東里詩集】，卷3，四庫全書本。
[16]【東里續集】，卷60，四庫全書本。
[17]江【楊公行實】，【文敏集】附錄，四庫全書本。
[18]廖道南【殿閣詞林記】，卷12，四庫全書本。
[19]【王舍人詩集】，卷4，四庫全書本。
[20]【金文靖集】，卷4。
[21]余繼登【典故紀聞】，卷9頁167-168，【元明史料筆記叢刊】，中華書局，1981年。
[22]【文敏集】，卷8。
[23]【明代內閣制度史】，頁30-53，中華書局，1989年。
[24]【關於明代內閣建置的幾個問題】，【南昌職業技術師範學院學報】，1991年第2期。
[25]黃氏前揭文，【明清史研究叢稿】，頁108。
[26]【震澤長語】，卷上，四庫全書本。胡廣有【內直次韻】云：『天門侍立已多時，內閣從容退食遲。』可見明初閣臣退食於外，實有其事。見【胡文穆公文集】，卷6。
[27]【明經世文編】，卷6頁124。
[28]【明史・錢習禮傳】卷152：『七年以故鴻臚寺為翰林院。落成，諸殿閣大學士皆至，習禮不設楊士奇、楊溥座，曰：「此非三公府也。」士奇等以聞。帝命具座。後遂為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