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狗

百度

搜狗

360

搜狗

谷歌

搜狗
查看: 8638|回复: 6

[西方哲学辨伪] 西方文明之源

[复制链接]
孟晓路 发表于 2019-3-25 18:2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原题:现代文明的源头是中国

孟晓路

2014年第三次课录音整理

本文1.3万字,阅读需时15至30分钟

一、正名包含的方面以及下手的地方

我们讲到了正名,正名有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我们的语言,然后是我们的内心信仰,再往外是学术、教育体制,再往外是政治、经济、科技形态,这都是正名类的方面。这几个方面都可以与学术范式有关系,不管我们是说话、还是我们去思考,还是我们的教育学术体制、乃至政治、经济,都在学术范式的统摄之下。所以说这个学术范式是一个重要的东西,它可以把这些方面都贯穿起来得,那么这个学术范式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学科体系。这个学科体系是这个学术范式最主要的代表,它就代表了学术的内容、方向、对象。所以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两个主要的学科体系,就是七略体系、四部体系。七略包括集略、集略算是一个学科,它是一个总论,其他的就是六艺、诸子、诗赋、经书、方记、术数;四部包括经史子集。六艺对应经史部,四部里面的经子相当于六艺,诸子对应子部,诗赋对应集部,经书、方记、术数都属于子部,六略里面的后三略放到了子部。这就是四部与七略的关系。现在我们来看西方的学术范式。

西方的在今天的学术分类里面列出来。现代学科列为13大类: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学。这就是西方的学术范式。在现在的学术范式里,中国的东西都没有,这是一个全盘西化的过程。而中国传统没有,这是一个全盘西化的学术范式,这里面经史子集,没有七略、四部的影子,特别是没有经子的影子。这13大类是后面增加的,原来史学,管理,艺术,军事这些都是没有的。西方史学附属于文学,授史学学位都是授文学学位。与中国不同,中国史学没有附属于文学,史学曾在七略中附属于经学,后来在四部里不附属于其它,它就独立出来了。总之史学在中国学术的地位要高于西方,高很多。史学的价值,重视程度是西方不可比的。因为我们中国自有文字就有史官传统,源远流长的,从来没有断过的,可能到今天断了,民国还维持着,到新中国,这个史官传统就没有了。这个源远流长的史官传统导致史学地位很高,史官的设立与文字出现是同时的,也可以说是一回事。有了文字,最先运用文字的就是史官。如果没有文字,不可能有史官,史官是记事的,没有文字无法记事。当然,以前史官用结绳记事,不过那时候史官的分化不是那么明显,可能还与与巫相融。有了文字,史官用新创立的文字记载天子言行、天下的大事,既是记言又是记事。记言是天子和大臣的话。我们想正名,正名有那么多个方面,我们又找到这么多方面贯穿的内容,多方面的贯射是学术范式,学科体系,这样就找到了正名下手的地方,我们要从语言,科技等诸多方面正名。

要从语言、科技等诸多层面正这个名,怎么从语言方面正名呢?语言有好多词,一个一个的,怎么连起来,没有纲领连不起来,无处下手,我们现代汉语词有十几万字,没有统摄的东西,很难下手,没有体系不行。其它的如政治,经济、教育当中正名,没有一个体系、一个纲领不行。现在我们找到了这个纲领,就是学术范式,也就是落实在学科体系。如果我们把这个学科体系正出来了,从上到下的,这些名也就负归于正。如果这些学科体系不变,还保留现在这样一个13大类的全盘西化的学科体制体系,这个名依然在西化当中,也就是说我们中华的文明仍然在严重的夷化当中,不可能有一个真正的复兴。那么我们要做的工作,这个我们的七略、四部的体系中各有一些缺点,总之我们要与时俱进,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要与时俱进。要复兴中华文明,不可能完全按着七略、四部来。因为有两个,不知复兴哪一个体系。到底是复兴七略的体系呢,还是复兴四部的体系呢?他们各有其缺点、也各有其不足,而且我们今天的时代在变化,我们面临着科学这样一个的霸权挑战,这里面全是科学,不是社会科学,就是自然科学,现在连哲学也科学化了,分析哲学就是科学化的哲学了,搞分析哲学的都是科学家,数理逻辑学家,都是科学化的哲学。所以这13大类就是纯科学的。我们面临着科学这个强大的势力,强大的压力,强大的对手,所以今天我们要复兴原本的这个学科体系,还是要应对科学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与时俱进。我们要把七略、四部的优点保留、发扬,把它的缺点去掉,然后还能够回应科学,这样就形成了新的四学这种学科体系,就是经史子器。这个器部是怎么成立的。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子部包括兵书,也就是军事,方记是医学,术数包括阴阳五行、天文。四书以后,这些都是一些分科之学,这些分科之学进入史库,之后也有分科之学,比如说地理、政书、有些工学也放入进入史库。比如说李诫的《营造法式》就是在四库全书里面的史部。在四库体系里,史部和子部都包含分科之学,我们把它取出来与子部合并形成器部,文学就是原来的集部,法学,政治,艺术,然后与集部合并,形成一大类。

二、现代文明源头的探寻

1.现代文明的源头并非古希腊

艺术、法学、政治、理工农医这些东西不是我为了与之对应,自己编造的,艺术、法学、政治、理工农医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四部里面有的,没有哲学。子部还有术数,医学,算术,艺术也是子部原来有的。名学子部里面也有,子部里叫名家。文学,法学、政治、理工农医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四部里面有的,看来看去就是没有哲学。西方的学科体系里面重要的学科是哲学,我们的学术范式里没有。我们是学哲学的,我们就想为他们找到来源。特别是哲学的真正来源在哪。问一个问题:这些学科体系是怎么来的?上层建筑来源与经济基础。通行的观点告诉我们这些学科是有传统的,不是在近代自己发明的,他们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发明的。古希腊的那些哲人创造了哲学跟科学。在亚里士多德的学术里,这些学科就成立了。亚里士多德的学科体系有三大类:理论科学,理论科学包括哲学、数学、物理学,创制科学,创制科学包括逻辑学,,实践科学(家政、经济)。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主要门类,亚里士多德的学术体系里都已成立,所以我们被告诉近代文明来源于古希腊,现代文明是古希腊文明的复兴,现代文明是沿着古希腊的轨迹发展,近代文明是古希腊文明的复兴,今天的学术沿着古希腊的学术走,现代学术没有超过古希腊的范畴,把近代学术的源头归给古希腊,经过我门的研究,古希腊的文明是伪造的,古希腊从来没有文明,古希腊属于全国家野蛮的状态,全民族的状态,因为没有国家,所以美其名曰城邦。没有民族、国家,只有城邦,很原始,没有过文明。古希腊的洋洋大观的,被称为古希腊的学术,古希腊的戏剧,一些著作,全是伪书。假如我们用中国辨伪学十分之一的标准去判别,它都不能通过。所以现代文明的源头就不在古希腊,古希腊的源头就成了子虚乌有的事,现代文明的源头就得另寻。

2.现代文明的源头并非西欧

在西欧文学荒漠里,根本不能产生哲学这样洋洋大观的学问。如果没有中国的纸、没有中国的印刷术、中国的书籍,中国文明的传入,就没有文艺复兴,西方人也承认。文艺复兴的那些书都写在中国纸上,用中国印刷术印刷的,很快印刷术就没了,但是是写在中国的纸上,当然不是直接从中国传过来的。在8世纪,阿拉伯与中国发生战争,阿拉伯在战争中俘虏了中国工匠,其中有会造纸的工匠,由此阿拉伯学会了造纸术,从此阿拉伯就成为了有文字的文明,他们有了纸,同时也得到了中国、印度的书,也许还有东罗马的书。总之阿拉伯传播学问的条件就比较优越,其它的地方在用昂贵的羊皮,阿拉伯已经用起了廉价的纸,所以它的学术比较兴盛。造纸术和阿拉伯的书传到黑暗的中世纪西欧去了。在14世纪左右,在与阿拉伯相近的地方,意大利、西班牙的文化、学术开始兴起。如果没有纸,就不可能有文艺复兴。这不是文明自己凭空说的,这是西方学术世界公认的。反而中国人经常忽略了这一点,近代中国人常常感到自卑,觉得万事不如人,不相信中国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不敢承当。刚才问的问题是,在西欧中世纪文化荒漠里,能产生伟大的文明吗?很显然不能产生那样的文明。按中国来看,没有文字就没有文明,文明文明,就是以斯文,以文字为文明,而且中国的文明是文以载道的文明,西欧运用文字很少,只有少数高级教士才受教育、学文字,农奴大众甚至国王、贵族都不学文化,不识字,他们都是武士,以练武为唯一任务,就是活动筋骨,打架、恋爱和攻打其它地方是国王、骑士阶层天天干的事,他们不学文化,文字只掌握在少数高级教士手里,因为那时候书写材料特别昂贵,整个英国在亨利六世那个时候的图书馆只有七八本书,可能意大利比较富裕一点,意大利全国有几百本书,所以没有人认识文字,使用文字的机会很少,基本上是一个没有文字的社会,所以在这样一个文字和文化荒漠里面,根本无法产生科学、哲学,他们自己也说这个哲学跟科学是外来的,所以文艺复兴是从外面得到了一些书,得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全集,得到了古希腊的书,所以这样才产生了文艺复兴。他们也承认文艺复兴不是在他们的本土土壤中滋生的,是外来的,所以我们说古希腊的文明是一个伪造,所以我们得另寻源头。

3.现代文明的源头其实是中国

(一)西欧之外宗教体的比较

首先我们来说哲学,哲学,在西欧中世纪,是一个宗教文化,一出现时就是以反宗教名义,反宗教宗旨,反宗教形象出现的,与宗教对立这样一个宗旨。宗教是什么呢?宗教是以神为中心,哲学以人为中心;宗教是信仰,哲学是理性。哲学不是在中世纪宗教的文化中滋生的,我们还得在西欧之外去寻找哲学的源头。那么我们就得在西欧之外的文明体中去寻找,他们的学术当中有像哲学的吗?那么西欧之外的宗教体有哪些呢?有回教(伊斯兰教)、有东罗马、还有印度、还有中国,能列出来的基本上就这四个。回教是模仿基督教、犹太教而有的一种教,所以它是属于彻头彻尾的神教,是一神教,不但是一神教,还是选民教。所以犹太教跟东罗马就比较接近了,它是正教,同属耶教,所以这两个都属于选民一神教。印度当时没有佛教,当时已经传到中国。印度那个时候是婆罗门教和印度教,也是神教。就中国而言,有子教和经教,子教又分为神教和非神教,神教分为多神教和一神教;非神教包括佛教和道教,经教就是儒教。为什么把佛教跟道教说成非神教啊?神是创造世界的,神是人和动物的创造者,所以神跟众生一个是高高在上,一个是低低在下,不可能平等。一个是创造物,一个是被造物,不可能平等。佛教中的神不是创造者,不是高高在上的,与众生是平等的,所以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神,他们与众生共同创造世界。所以在佛教道教中,这些神如活菩萨,元始天尊是平等的,共同创造世界。在佛法里面,说佛是无神论,因为它与选民教中的神是不一样的。但是它不是唯物的无神论。佛教中也有各种菩萨。帝者,百人之大君者。一神教主要是选民教,有犹太教、基督教、回教。道教和佛教中虽然有神佛,但是里面的神佛都不是创世的人,他们与众生平等,与众生共同创造世界,与选民教中的神不一样。经教指中国本土的儒教。现在,有中国人要复兴儒教,于是想搞出一个孔教,他们一直在努力,孔教旨在把儒教这个经教改造为基督教这样的一神教,这样一改的话,孔教与儒教就相差甚远了,因为从教义里面,他们想造出一个创世的唯一大神——浩天上帝,儒教里面没有这个东西。天是本体,帝与众生平等,听来有些滑稽。儒教特点就是松散的,不具有排他性,特点是包容的。经教具有最大的开放性、包容性,而子教具有明显的封闭性、排他性。这里面最具有开放性的儒教,与佛教相比更加油包容性。子教规定加入此教就不能加入其它教。如佛教中皈依佛门,就不能皈依天魔外道。加入了佛教,这样有一个明确的仪式,很庄严,现在还发证。对于加入回教的仪式方面,读清真言就行了,接近儒教,但其它方面就与儒教相差甚远了。儒教没有明确的入教仪式,是不是儒教没有外表的特点。基督教保留明确的入教仪式。是不是儒教徒,没有明确的外在形式。同是全民教,其他教入教形式很明确。如果你是一个儒教徒,还可以加入其它教,它没有组织性,没有教主,也没有教团,这是天下唯一一个加入此教还可以加入其它教的教,这是唯一的。中国化的佛教和道教也就有了这个特点。西藏的佛教没有中国化的佛教。儒教化的佛教就比较包容了。经教化的佛教和道教就有了这个特点。这是经教与子教的区分标准。中国化的佛教跟道教是儒释道的相融,是经教化的子教。儒教作为经教无上可贵。

(二)中华文明的优越性

天下达到大同,如果没有儒教,是实现不了的。缺少儒教,天下的和谐无法达到,就不可能实现。有了儒教,天下和谐就容易实现。1840年,儒教被摧残,天下就进入了世界战国时代,天下一家亲的状态被打破。郑和下西洋是带去文明的,不是侵略,把天下一家亲的亲情带给他们。西方人从郑和的文化传播中学到了一些东西,西方从中学到了东西,然后就利用学到的东西侵略中国,把战争带给了世界人民,带给了天下人民。在西方人统治的一百年中,我们实在是太自卑了,这100年中,在应对这洪水猛兽的冲击下,只有中华文明是最成功的。美洲连人种都没有了,非洲都是殖民地,印度早就亡国了,没有亡国的,没有成为殖民地的就剩日本和中国,中国贬成为半殖民地半古代社会,那是半殖民地,但是毕竟有主权,优越于其他地方,日本其实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唯有中华文明保留了它的中心区和其他的藩国。日本是中国的藩国。日本成了列强,中国成了双半社会,这种对比不是因为日本人比中国人聪明,不是日本民族比中华民族优秀,这是天下大势的选择。日本人非常怀念明治维新,这是他们的黄金时代,为什么他们的日子那么滋润,那么欣欣向荣呢?难道是明治维新时日本整个朝野上下出现了很多人才,像天下下人才一样。是因为当时那个世界的霸主英国这个霸主选择了日本,要让日本做一条狗来咬中国。如果英国人选择了韩国,选择了朝鲜,选择了越南,总之是另选了他国,那日本人再优秀也没用。所以中国这种巨大的体量就决定了中国不是做世界霸主就是被世界瓜分完,怎么也成不了日本这种二三流的跟班角色。日本这种小体量就决定日本只能做跟班角色,中国强大时,日本学习中国,做中国的狗,英国强大,日本就跟英国,美国强大了,日本又做美国的狗。总之是做强国的狗。近代以来,中国的文明是被人家阴谋论摧残的很严重,这样一个记忆。我们希望做列强的一员,却总是不可能,我们想加入世界,而世界不要我们。这是多么凄凉,所以中国一直在世界之外,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我是谁,不知道何以自处。究其根本,是因为我们放弃了夷夏观,选择了民族主义——孙中山带给我们的好东西。孙中山说了,当时中国强大,我们讲天下主义,现在中国国力弱,我们就得放弃夷夏观,选择民族主义。

以前中国实力强的时候,我们选择夷夏观:现在中国实力弱了,再讲夷夏观就不合时宜了,我们放弃了天下主义,改选民族主义,从此就不知自己是谁了。现在看来,宗教问题就是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就是宗教问题,现在宗教问题显然已成为一个大问题,这与民族主义、三民主义是分不开的。民国时,国家倡导五族共和,这样就有4个离心力量;现在成56个民族,一下就有了55个离心力量,分裂隐患很大。在毛泽东时代,有强大的政治固和,没有出现离心,一闹就打你;那后来搞自由主义,强力弱化了,民族宗教问题随之而来,而且越来越严重,这就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自己给自己造成的。所以说,我们说民族问题如此的关键。这个民族主义,你说它是在语言中也行,你说它在学术中也行,你说它是在信仰中也行,你说它在建设中也行,总之这个民族主义是贯穿在一整套的这个文明层次里面,民族主义这个词来源于西方的学科体系,西方的学术范式,所以我们正名,我们找到这个学术范式,就找到了纲领。不管是在语言里正名,还是在学术里正名,这个学术范式都是最关键的。这个学术范式的核心就是这个学科体系。就在孔教所改造的儒教里面,全方位模仿基督教,讲教义,创造浩天上帝,讲来生、讲彼岸,升天堂、基督教讲升天堂,咱也讲升天堂,好人就升天堂,坏人就做鬼,下地狱,搞教坛,搞入教仪式,你是儒教徒,就不能加入其他教,不再是原来那种模模糊糊,不明痕迹的状态,有入教形式,进教堂,诵经,履行宗教义务,总之全方位模仿基督教,原来很欣赏儒教,赞赏儒教,现在有些感叹不尽如人意,经过这样一个改造,儒教作为经教的特征就完全彻底地消失了,那它这样一个无上可贵的特质也就消失了。怕的就是久假而不归,当我们长时间的以孔教形式理解儒教,我们就忘掉了儒教的本来面目,当我们有能力复兴真正的儒教时,文明已忘记了儒教是什么,所以那个宝贵的儒教被人忘记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孔教这样一个努力,这样一个途径就有很大的危险性,所以我们讲孔教,讲那些人的努力,他们从学康有为而来,去年他们就搞了一个孔圣会,从现实来说,不被人们所经受,可能会给儒学带来不好的影响。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孔教可能会对儒教的复兴带来负面影响,排他性太强,据说还要谋求政治权利,这样不太可取,没有多少余地。不能为时下的学界、政界所接受。所以我们认为儒教复兴是有办法的是有途径的,但不是孔教会。不要采取学校课堂之外宣传儒教,现在的学校是科学教的教堂。科学教的教堂从何而来。

(三)科学教与儒教的关系以及纯科学教的负面影响

现在的学校是科学教的教堂,科学教是从儒教的错误中启发的。儒教失之毫厘,科学教差之千里而产生。宋明理学这个儒教的特殊形态出了问题了,这是在我们本土的时候搞了一千年,这是我们说的失之毫厘,没有在西方文明中反应那么大。中华文明一直在延续,问题也就越来越严重。17、18世纪,西方模仿经教造出了科学教,这样就差之千里了。然后在1840年,传到了战中国本土,这就成了出口转内销了。在中国,科学教真成了洪水猛兽,中国成了科学教成长的最佳土壤。因为西方的文化土壤不是科学教最佳的成长环境,所以西方有神学与之相对,维持平衡,所以西方宗教起了很大作用。所以西方的学术体系中一直有一个神学,而我们只学科学教部分,不学神学,耶教的部分不学了,所以现在中国的学术范式是纯科学教的体系,西方有基督教、神教,他们与科学教平衡。这样的话西方人还有畏惧,还有底线。所以我们说出口转内销改变了很多,宋明理学最大的问题是否定来生、否定鬼神,否定上帝,是那种接近唯物的无神论,科学教这种人生观是从宋明理学中产生出来的,回到中国,科学教变本加厉,找到了最佳成长土壤,迅速成长,中国俨然成为了纯科学教国家。所以有人说中国960万平方公里无信仰,10亿中国灵魂在飘荡。无信仰不是说没有信仰,都信科学教,但是科学教不堪称为信仰,所以十亿灵魂确实在飘荡。所以在这里面无法安托我们的灵魂。你说佛教不好,没人搭理你,你骂孔子,也没人搭理你。如果你说科学不好,连乡下农民都不答应。有两次运动把科学教推上了顶峰,一次是五四运动、这一次是文革,经过这一次,就把科学教从最上层一直传播到最底层,中国的上上下下,连最底层的工人跟农民也都变成了科学教的铁杆忠实信徒。所以中国人的灵魂,中国人的心灵就不复安托在儒释道三教上面了,中国人的灵魂,中国人的心灵已不再是儒释道的信徒。经过文革破四旧,佛教成了迷信,儒教孔老二也成了封建,中国俨然成为了纯科学教。在那个时代,人们是铁杆的科学教信徒,铁杆的唯物主义信徒,佛教就是迷信,儒教是封建反动的余孽思想。中国就成了一个纯科学教的国家。国家没有合格的信仰,人民也就没有底线,中国腐败由此而来,这种亘古未有的,比每个古代王朝的末期腐败来得更猛烈。这不仅仅是制度问题,是文化失调造成的,是纯科学教的教法造成的,是纯科学教的教法方式造成的。

(四)哲学的真实来源在中华的经学、子学

波斯的卡隆纳斯德创立了祆(神仙)教,犹太教由祆教启发而来,耶稣教由犹太教启发而来,犹太教和耶稣教这两个共同启发了回教。祆教与那三个有本质的区别,但是他们都有末日审判。祆教主张善人升天堂,行善的人升天堂,作恶的人下地狱。回教、耶稣教、犹太教都是选民教,与祆教区别很大。选民教主张:选民升天堂,非选民下地狱。他们的审判标准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的标准是上帝,跟选民没什么关系。挑中你你就是选民,你作恶也没关系。说的通俗点就是,信教的就是选民,不信教的就不是选民;信教升天堂,不信教就下地狱。所以这样我就觉得这三个教就成了天下的祸乱。天下的祸乱由这三教发起。后来回教跟耶教争夺,打了一千年。近代的西方文化表面上是耶稣教,其实还有科学教。而科学教的创始人也是犹太人,科学教它的成立的组织叫共进会,所以我们近代的文明和近代的教是犹太人主导的文明,所以这个犹太人创立的教自然就成了天下祸乱的根源。那么天下祸乱的最大动力,自然归功于犹太。这就是天下宗教的划分。

在中国看来,如果佛教代表印度文明,我们就可以说雪山(喜马拉雅山)以西是神教的天下,雪山以东是非神教的天下。佛教属于中华文明,佛教不是印度文明的代表。可能是因为传入到中国的只有佛教,婆罗门教没有传入到中国。所以我们一提起印度,我们就想起佛教,所以就把佛教作为印度的代表,其实这个观点影响很大,但仔细一想,这是不对的。其实佛教是后起的。如果从时间上看,婆罗门教是个源远流长的传统,这是印度文化的主干,佛教只是在这期间产生的。从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到12世纪,对应中国的南宋,就在这一段,印度文化中有佛教,其他时段都没有出现过佛教,所以把佛教作为印度文明的代表是万万说不通的。印度的文明是建立在婆罗门教的四种姓制度之上的,印度的宗教、政治都是以婆罗门教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婆罗门教的地位相当于儒教在中国的地位,这个文明体的政治经济都是以婆罗门教为基础的。印度的文明、政治、经济都是由婆罗门教所范成的,在这里面,佛教只不过是生存在婆罗门教所范成的印度文明的体系之中,佛教本身没有提供制度性的资源,佛教有出家制度,但没有司检法制度,所以对于一个文明来说,它是缺少资源的。仅仅靠出家制度,不具有可持续性,不可能人人都去出家,出家的人毕竟是很少的。所以佛教只能寄生在婆罗门教所范成的文明当中。究其根本,婆罗门教才是印度文明的代表和主干,而佛教只是婆罗门教范成的文明中的一小部分,佛教最兴盛的时候只是在前一二世纪,印度的文明还是婆罗门教范成的。四种姓制度还是主要的政教制度,佛教没有提供资源。国王必须调和佛教和婆罗门教的关系,不可能只要佛教不要婆罗门教。国王对婆罗门教的修行人、佛教的出家人平等对待,不是仅仅只支持佛教。这样总之佛教不能作为印度文明的代表,它是以反婆罗门教的姿态出现的,一反就反到中华文明中这边来,所以我们把佛教放在了中华文明中来在义理上来说是说得通的,佛教并不能代表印度,能归属于中华。有了这个前提,我们就说雪山(喜马拉雅山)以西是神教的天下,雪山以东是非神教的天下。雪山以东是中国,主要是中国。日本(中华文明),雪山以西是印度、伊斯兰、西欧,它们都属于神教的天下,非神教只有中国才有。我们提到的印度婆罗门教,东罗马的耶教,回教伊斯兰文明,西欧其他的文明体,学术体系几乎都是神教的文明体系、学术体系,也就是说都是以神为核心,强调非理性的信仰的,婆罗门教依然如此,就不用说耶教跟回教了。这种非神教的,以人为中心,以理性方法为工具的人生方式、生存方式,只有在中华的文明中才有,中华的经子之学,所以我们说儒释道三教里面才有以人为核心,接近人的理性能力用来做生存工具。那么我们不得不把哲学的来源归给中华经子之学、归给中华的六艺之教以及先秦诸子百家,以及后来的儒道两家,总之就是经子之学。天下之中最像哲学的只有中华的经子之学,中华的六经以及诸子百家,跟其它的学术体系对比,这个相近性就特别凸显出来了。哲学与经子最相近。哲学相对于这个其它的神教经典,跟经子是属于一类的,是属于众人的,是以人的理性为核心,而不是以对神的信仰为核心的。这种对比,把哲学与神教的经典和中华的经子之学对比,发现哲学与经子更接近,与神教相差甚远,甚至是反神教的。所以文明可以初步下结论说:哲学的来源不在古希腊,因为古希腊的文明是子虚乌有的;也不在西欧中世纪黑暗的文化荒漠里,因为文化荒漠不可能产生学术。哲学的真实来源在中华的经学、子学之中。这个结论可能初听来骇人听闻,不过仔细想想,确实有道理。下面具体说哲学是怎么从中华的经子之中启发出来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是如何从中华的文明中启发的,这就在于柏拉图全集,亚里士多德全集。

(五)宋明理学对西方文明的巨大影响

文艺复兴的中心、核心内容就在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全集,被说成是哲学乃至科学的源头。这些古典的学术经典。所谓的经典,与宗教的经典形成俨然的对立。文艺复兴的主要东西就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全集——被说成是哲学、科学的源头。伪书是如何造出来的,不可能是自生的,一定是外来的。外来的地方就还是是中国、印度、伊斯兰、东罗马这四个地方,直接从中国去也有这种可能。最近看到一本书,叫1431,一艘郑和的船队点燃了文艺之火,他们曾经的一艘船队到达了西欧。14世纪,郑和下西洋,一支船队到达意大利,与意大利教廷有接触,而且还送给教廷很多书,其中有一本《农书》,还有郭守敬、徐光启的书,总之经史子集也送了不少。这本书是一个英国人写的,他提出了许多证据,那都是有考证的。我们认为达芬奇是天才,但是书中有证据,达芬奇的发明是三抄《农书》,先有一个人抄,然后有一个人抄第一个人的东西,最后达芬奇抄第二个人的东西,这三个人都称自己是原创的,没有抄袭。他们抄的人都不说是抄农书的,其实都是抄农书的。这样我们就以为文艺复兴出现了好多像达芬奇这样的人才,其实不然。古希腊也是一样的,之前没有文化,横空出现了古典三贤,其实也是神话。文艺复兴、古希腊的文化盛状都是伪造的,都是神话,在文化荒漠里,不可能突然迸出绝世高度,包括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也启发自郭守敬的天文学。我们说康德被称为哲学界的哥白尼。哥白尼的学说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亮点,可以说是中心性内容,是反宗教世界观的创造。文艺复兴出现哲学古典学问,就是以反宗教为宗旨。哥白尼学说就是反宗教世界观的代表,都启发自中国的学问。

文艺复兴中的中国因素很多,两大古典著作,我就研究柏拉图的《理念论》,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总之这是是西方哲学重要的传统,经验之外的理性传统,就是以柏拉图、黑格尔作为主要的代表人物。你看他们都有一个理字,我们宋明理学也有理字。西方的理性传统都包含理学,宋明理学是理学,这两者之间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不是巧合,贯穿于西方的理性传统启发自中国宋明理学的理字。2007年,我就有一个感慨,东方有大谬出,此心出此理同。西方有大谬出,此心出此理同。程朱理学与柏拉图的理念论、黑格尔的理念论同是大谬,极其荒谬,是大谬,但是在人类的知行当中有着深深的根据,很容易出错。所以我说中西方出现了大错,我原来以为是不约而同出现了错误,不是此心出此理同得问题,其实是一种错误的传递。我们说程朱理学就是宋明时代的经学,在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这段时期,正好对应中国的程朱理学,那个时候的中国跟西方关系不是那样的,那个时候的中国是西方人崇拜的国家。哥伦布环球旅行就是想找黄金,他们认为是印度,实际上是中国。其实是程朱理学将错误传给了西方,是一种错误的传统。程朱理学是宋明时代的精髓,宋明时代的儒学就是这个。从文艺复兴到18、19世纪的启蒙运动,正是中国宋明理学的时代,明清的理学时代,那时的中国与西方关系与现在不一样。19世纪前,中国是西方的崇拜对象,哥伦布的环球航行就是想发现来中国的道路。当时中国被西方人误认为是印度。当时在西方,印度和中国混为一谈。他们以前来中国的路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封锁了,所以再找一条来中国的道路。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富裕的天国,而且是一个文明的天国,一直是最时髦的。19世纪以前,中国一直是最先进的国家,中国的文化、丝绸、瓷器、建筑风格等等都是西方国家追崇的。举个例子:法国的凡尔赛宫就是模仿中国的故宫建造的一座宫殿,可是有笑话了,西方国王是一夫一妻制,没那么多老婆,故宫那么多的宫殿是住嫔妃的,但是西方没有那么多嫔妃,所以蛮夷就把贵族都迁到了宫殿里。还有就是建了半天没建厕所,最后整出随地大小便。总之就是没模仿好,连厕所都没建,只能说法国人学艺不精。

怎么启发自程朱理学呢?柏拉图的全集如何造出目前不清楚,但是德国古典哲学启发自宋明理学却有一条清晰的考证线路的,这个信息就是非常可靠的。利玛窦是最早的传教士。在18世纪,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主要是法国人,所以法国是启蒙运动的中心不是偶然的,是跟这些耶稣会士有关系的。法国的传教士把中国的文化带回法国。启蒙运动是指上是用中华文明启蒙黑暗的西欧,就是用中华经子之学来启蒙很愚昧的宗教文化,来启蒙非理性的、很愚昧的选民教、天主教、一神教,新教的教法。所以这种出口转内销,是十分可笑的。启蒙是用中华文明启蒙宗教文化,中华没有宗教文化,中华搞启蒙运动纯属多此一举。用原来的曲来启蒙老祖宗,来五四启蒙运动回过头启蒙中国,纯属是不明学术源流,不明中华文化传播真况,造成这样一种可笑之状。这是一种被文化阴谋的荒谬。用学生的东西启蒙老师,这成何体统。中华文化就等而下之,就被夷化了。中国的文化失调就是这么来的。

中国的程朱理学启发德国古典哲学。最早的那位莱布尼茨他有一本书是描写中国的,他对中国印象特别好,里面渗透出他对中国的高度评价。他本人也是理学派的,还是理性,数理逻辑的创始人,莱布尼茨读过中国《易经》、《四书》,《周易》。然后是沃尔夫,他是莱布尼茨的高徒,他之前用拉丁文写著作,后来用德文写哲学著作,是用德文写哲学著作的第一人,他就成为德国哲学的带头人,对康德等哲学家影响太大。对德国的哲学影响很大。他作为大学校长,讲演了《论孔子的实践哲学》,极其推崇孔子,但当时中国热的时代已过去,因而他就受到了排挤,被逐出学校的哲学讲坛。国王下了一道命令,出了一道选择题,后来在国王的逼迫之下,他逃出了德国,但他对德国哲学的影响依然很大。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受到了德国人的同情。 之后再传是康德,康德的纯理性批判体系是宋明理学启发的,康德前期哲学思想受沃尔夫影响很大,总之离不开宋明理学。他的理性启发自宋明理学的经教,理性的来源是宋明理学的理。宋明理学给德国哲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宗教文化里面是有经教的。 最后是黑格尔,尽管黑格尔是贬低中国的,实际上他从中国的宋明理学中受益很多,他的绝对理念来源于《大学》。但是也掩盖不了他受中国思想影响很大的事实。他的三个理论直接来源于《大学》中的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国有辩证法,现在看来确实是不虚,但是这是颠倒祖孙。中国的辩证法是祖师爷,但却被说成是粗暴的朴素辩证法,这是颠倒辈分。

宋明理学启发出的直接形态就是德国古典哲学,它的等而下之的误读形态就是法国唯物主义,法国唯物主义也是直接从宋明理学中启发出来,但是比德国人学宋明理学学的差,德国人学到了精髓。所以我说,程朱理学,张载,邵雍,二程,陆,程朱理学中的主体就是理生气,欧洲唯心论也是这样一个框架,不管是主观唯心,还是客观唯心,所以总的来说,它们是一个错误类型。所以西方的大谬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他们自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东方有大谬,然后传到西方,不是不约而同而犯的错。实际上,西方的文化荒漠连犯个大错的机会都没有,想犯大错都犯不了。黑格尔的理念论,自我否定自我,与宋明理学有相似之处,宋明理学当中主流学说与西方的主流派别都是错误的。程朱理学的缘起说与西方理性派的缘起说都是错误的。(周子后诸家对五级的理解)

——摘自孟晓路《西学之中学渊源》

 楼主| 孟晓路 发表于 2019-3-25 19:09 | 显示全部楼层

现代西方文明的源头是中国二

孟晓路

2014年第四次课录音整理

本文2万字,阅读需时30至50分钟

西方哲学来源于宋明理学一

一 宋明理学对法国唯物主义出现的作用

今天我们接着上一节没有讲完的内容接着讲,上一节课讲到了我们的宋明理学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启发和作用,然后下面我们说一下宋明理学对法国唯物主义出现的作用。

法国的唯物主义者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比埃尔培尔,一个是赫尔巴赫,这两个人都跟中国有很重要的关系,这儿这个《虚构的古希腊文明》,就引用了1840到1850年《儒学在欧洲》这本书里边的说法,作者是张生泉和占向红,看来这些,就是中国学问跟欧洲的关系一直有人在研究,不过,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书里这样说,培尔是怎样证明由清一色的无神论者所组成的社会是可能存在的呢?他的佐证就是中国,他一方面盛赞中国,一方面肯定中国哲学是无神论,说中国哲学是无神论,啊,我们根据上一次课所讲的天下诸教的关系,天下诸教的那样一个框架,这个是正确的,我们再复习一下,上次,天下诸教一分,分成经教和子教,子教分成非神教和神教,非神教包括道教和佛教,神教有多神、一神,还有婆罗门教,古埃及的、古巴比伦的、希腊、罗马的,一神教分成 教和选民教,选民教有三个,犹太教、耶教、回教,说不知论当中的神,就他们所知道的神基本上就是耶教当中的神,所以我们说耶教当中的神属于神教当中的一种所谓选民的意志,总之,这个神教和非神教之间的最重要的区别就是神教当中的神是创世的,创世也就是说创造众生和世界,非神教当中就没有这样的神,我们的经教是儒教,我们的经教、儒教、儒释道,这三个都是非神教,也可以说是无神论,这种神确实来说就指的这种创世的神,不管是创世的多神还是创世的一神,你跟今天被所泛化的那种神就不是一回事,也就是说不是这种泛泛的鬼神的神,不是这种鬼神之神,也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帝者百神之大君,也不是那种神,像中国儒教当中承认有鬼有神,但是它这个神呢就不是创造众生的那种神,它只是比较高级的生命类型,不是创造一切生命的那种神,大家听明白了吗?今天的无神论是更加包括的范围可能更加广阔,唯物主义所说的无神论包括的它这个神就比我们所说的刚才念的这个无神论要包括的范围广,唯物主义的无神论既包括刚才所说的那种无神论,还包括没有鬼神这个意思,我们说的这个无神论就是指的没有创造众生和世界的那种神,但是可能还是要承认有鬼神的,承认有比人更加高级的生命存在状态,所以这个培尔这些人还有伏尔泰这样的人,他们都是中国学问、中国文化的崇拜者,他们认为中国的文化是无神论的,是在刚才那个意义上说的,由清一色的无神论者所组成的社会是可能存在的,你看,他们的文化当中是认为没有神,没有上帝,没有耶教的上帝,是不可能有一个社会结构的,不可能有一个稳定的、和平的社会结构,但是,这些反宗教的人却在东方找到了一个没有神的社会、没有神的国家、没有神的文化,这个就是一个极大的对耶教和耶教文化一种的挑战、一个摧毁,对他们反宗教起了一个极大的支持作用。

关于赫尔巴赫和法国唯物主义者跟中国学问的关系,我们上一次已经说到了,被派来中国传教的由于耶稣会士的多数是法国人这样一个关系,所以法国人了解中国文化在那个18、19世纪,18世纪吧是最多的,所以当时的法国就成了传播中国文化的中心,法国同时又是启蒙运动的中心。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要看到这个事实,也就是说启蒙运动的实质就是传播中国文化,在欧洲,在黑暗的欧洲,在这个神教的欧洲传播中国文化,所以启蒙也就是以中国启蒙西欧。

有关赫尔巴赫、伏尔泰的跟中国文化的关系,在朱谦之先生的那个书里边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在这个书里好像也引用了一些,总之,这个宋明理学除了启发出来了德国古典哲学之外,也启发出了这个法国唯物主义,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传承,德国古典哲学,先有的德国古典哲学,后有的法国唯物主义,法国唯物主义可以说来源于德国的启发,跟德国就接上了,因为德国古典哲学最后一个人是费尔巴哈,费尔巴哈的下面就是培尔了,到了费尔巴哈就成了唯物主义了,由费尔巴哈给德国古典哲学做了一个结尾,然后开启了法国的唯物主义,所以我说,德国人学宋明理学要学的好一点,到了法国唯物主义那就学的更加失真了吧!就是说,法国人对这个宋明理学的理解,就是一种唯物主义的理解,在朱谦之先生的那本书里边有,这个就比德国人理解的宋明理学又要差一些了,总之,这两种都属于断见,不管是德国的唯心论,还是法国的唯物主义,都属于断见,也就是说,可以扩展来说,近代的哲学全部都在断见的类型当中,这是唯物论,这是唯心论,唯心论不管是客观的像黑格尔这种类型的,还是主观的像费希特这种类型的,还有,所谓的二元论,还有不可知论,这些近代的四个哲学类型,唯心、唯物、二元、不可知,唯心分成主观和客观,这些都可以归为断见的学说,所谓断见就是不承认有来生,不承认有灵魂吧,所以整个的近现代哲学,它是以反宗教的名义出现的,因为宗教的这个哲学框架,是以灵魂的存在为重要的部分,这是宗教时代的世界观,天主教是这样一个世界观,由上帝生产灵魂,灵魂创造物质,灵魂是一个必备的层次,这样一个三级的结构,到了近代这唯心论就成了一个二级的结构,也就是说,把灵魂这一级删掉了,一个本体,一个大心的本体,不管是主观的心还是客观的心,直接出物质,简化成两级了。那唯物主义呢,把本体这个给删掉了,只剩下物质这一级了,只剩下物质这一级,那就问题更大了。二元论是这样一个框架,好像就是说上帝同时、平等的生产了灵魂和物质,这个物质不是由灵魂再转生、演化出来的,是这样一个平等的结构,所以叫灵魂和物质的二元,心和物的二元,你看,这是天主教时代正宗的学说,二元论跟这个,具体来说二元论也没有找到其他的类型,主要就在笛卡尔这个学问里边有,笛卡尔这个就是这样的,所以它跟天主教的学说也不同了,但是笛卡尔这个它毕竟还是承认上帝的,因为笛卡尔的年代是比较较早的,可以说是哲学的祖师爷了吧,它基本上是一个由天主教向近代哲学过渡的这样一个中心人物,在笛卡尔之后就是哲学的时代了,在笛卡尔之前是天主教的时代,所以笛卡尔的这个框架还是比较接近于天主教的框架的,但是已经有所不同的,它已经提高了物质的层次了。

然后到了德国古典唯心论,就把那个上帝否定掉了,把灵魂也给删掉了,所以就成了一个由大心的本体直接出物质这样一个框架了,所以你看德国古典哲学那个框架,德国唯心论那个框架,离宗教的世界观就比笛卡尔要更加远了。到了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的也好,还是法国的那些也好,那就更远了,进一步的把那个唯心论的本体删掉了,只剩下物质这样一个东西了,近代这些学说的一个演变、出现过程。不可知论其实是由康德和休谟来代表的,休谟的学说属于主观唯心论,或者叫唯我论的这样一个框架,并不是不可知的。康德也有一个框架,但是康德那个框架,上帝、灵魂和物质这些东西都有,但是,在康德这里上帝的存在,灵魂的存在,都成了悬设了,所以康德这个是一个不可知论的代表,他一方面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把上帝和灵魂否定了,在实践理性批判里边又用这个悬设的方式给它找回来了一个地位,但是已经不是宗教时代的那样一个坚信为真实存在的东西了,只是一个假设,所以既然是假设,基本上和没有差不多,到底有没有不清楚,所以康德这个不可知论的味道比较正宗。我说这些学说无一例外都是断见,就是除了康德还存疑之外吧,其他的都确切的、断然的否定灵魂不朽,否定有来生的存在,所以康德又成为宗教时代向哲学时代过渡的中心人物,他还没有明确的否定上帝和灵魂的存在,或者说一方面否定了,一方面还说的含含糊糊的,摇摆不定,到了康德之后那就彻底的下结论了,就是灵魂不存在,没有来生。那么这个断见确实跟宋明理学是很像的,宋明理学就是断见,确切来说宋明理学的主流是断见,是不承认有鬼神,有天堂,有地狱,有来生的,特别是在程朱的学说当中,这个非常明确,大家可以去看《近思录》的最后那一部分,就是破异端这部分,这个书是朱子和吕祖谦编的,破异端当中程子的话,程子被引用的那个话,那跟近代的、跟我们所熟悉的五四以后的口吻极其类似,所以我说中国的断见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基础了,所以中国的断见传统非常的深厚,所以中国能成为全球的唯一一个无信仰的国家,这是有深厚基础的,我总说中国的演变总是走在世界历史的前列,这也是一个例子,也就是说这个中国的断见出现的最早,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都还是很纯朴的相信有上帝、有来生、有灵魂的时候,中国早早的就出现了断见的唯物的学说,这最早是从荀子开始的,不过,荀子那时候还没有成为一个主流的学说,荀子在很多年当中没有被置于主流,他还只是儒家诸子当中的一子,没有像孟子那样给予一个小经的地位,这是荀子。也就是说,在秦朝,在战国时代,中国就出现了断见的学说了,不过影响不是那么大,到了宋朝以后,断见就成为中国学术的主流了,像程朱、张载、五大儒当中的张、程、还有另外两位邵子和周子,周敦颐、张载、张横渠、二程、程颐、程颢、程明道、邵雍、邵康杰,这三位是明确的持断见学说的,就是没有灵魂,没有天堂,没有地狱,没有鬼神,所以张载还被我们今天的课本列为唯物阵营当中的重要人物,周子和邵子是不是断见不太清楚,可能不是,或者说至少周子不是,邵子这个不太清楚,但是后来作为这个官方哲学的属于程子这一派,因为程朱这一派被立为了最重要的这种经学的传承,也就是说二程是这五大儒当中最重要的两位,由程朱构成了宋明之后的主流的儒学,这个主流的儒学就是一个明确的断见学说,鬼神者,阴阳二气之良能也,本来这是陈抟的一句话,被二程做了这种断见的解释,也就是说。其实这个话是很模糊的,也可以解释为有人格性的,也可以解释为这种没有人格性的。阴阳二气之良能,良知,良能呢,也就是这个本能。在陈抟那未必就一定要解释为没有鬼神,没有人格性的鬼神,但是被宋明的主流学说就解释为了没有人格性的鬼神,我记得在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边,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说,纪先生对于程朱不承认鬼神大概是不满的,他应该是反程朱理学的,他说,既然没有鬼神,鬼神是阴阳二气的良能,鬼神没有人格性,人死之后这个气就散入太虚了,按照程朱的理解,这个理在我们生活的时候就成为鱼肚子里边的水,到这个死以后,这鱼肚子里边的水,这鱼身体没了嘛,所以这个鱼肚子里边的水又回到了整体的水的海洋里去了,复归于那个大心的本体,复归于这个理的本体,个体性没有了,那么祭祀的时候,由谁来享呢?是临时的,纪先生就设想了是临时的从那个太虚里边从那个本体里边临时的出现一个个体性的东西,来享这个祭祀,到祭祀完了又回到那个没有个体性的状态,还是说一直就有这样一个个体性的存在,还是说压根就一直没有这个个体性的存在,在《阅微草堂笔记》里边,用了很长一段话来讨论这个问题,纪先生确实是带着这种调侃的口吻来做这些设想的,他就是说,这种临时凑成的鬼神,实在是有点荒谬,有点可笑,所以他的结论,还是说,人死以后,这鬼、这神,所以鬼呢,就是普通的人做鬼,聪明正直为神,那比较聪明和正直的人就上升为神,普通的人下降成为冥府的鬼,这些鬼神应该还是有一直保持这样一个个体性的存在,这样它才能够成为祭祀的对象,不能像程朱那样,人死以后个体性消失了,这样祭祀就成为一种没有对象的儿戏,临时组合又很可笑,临时出现这种个体性这怎么可能,已经回到那个本体,依据什么来出现这个个体性啊,这个体性保存在什么地方?所以这种断见就成为了中国宋明以后的主流学说,在宋朝,在北宋那个时候,欧洲还在黑暗的中世纪里边,一直到明朝,欧洲还是在那个黑暗的中世纪里边,他们可没有出现断见。这时候,在16、17世纪,断见还没有出现,一直到了18世纪,这个才开始出现,所以已经比中国晚了一千多年,所以我们说中国在各方面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断见的出现也很早,也要早于、早早的早于世界的其他地方。

二 哲学源于中国的经子之学

讲下面一个问题:这是哲学,我们说哲学源于中国的经子之学,特别是源于这个出了问题的经学,也就是说宋明理学,所以我们的基本结论是哲学源于中国的经子之学。

下面一点,科学源于中学之中的器部之学,我们先列一下上一节列的13个学科大类,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文学、历史、理、工、农、医、军事、管理、艺术,我们说这是一个纯科学教的学科体系,这里边已经没有宗教了,反宗教,现代中国的学科大类里边,在这最大、最初的这个分类当中,没有宗教的显示,这是第一个纯科学的学科体系。

我们再看《四库全书》当中,那些并入子部和史部的分科之学,史部当中有这些,地理、职官、政书,政书里边有考工,这是附属于政书的。这是属于在史部里边的分科之学,在子部里边有兵家、有法家、农家、医家、有天文、算法、还有术数、有艺术,我们看这些可都是《四库全书》当中本有的分科,我们就是把这些东西提出来了,跟集部合并,集部就是文学了,这是集部嘛,成立了一个器部,所以这些都是《四库全书》里边本有的这种亚科,不是我们为了跟这个对应而造出来的,地理这种学问今天也有,但是就没在这个大类里头,至于地理属于什么,地理属于文科还是理科?现在属于文科,总之这个也在现代学科里边有,不过就没列入学科大类,也说不定有一天就像历史一样分出来,也有可能,因为这个地理其实也很重要,中国三皇五帝那个时代的学科体系里边,地理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大类,这个最早的学科体系就是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袁枚有一副对联,就是说这个人他自己吹吧,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其实这些书都不知道在哪儿了,到哪去读啊,三坟五典这个属于人,八索,天,天地人三才的结构,这个九丘就是地理,这个地理也是很重要。有些是后来由小科分化出来的,不是很重要,像这个教育学,历史,我们说历史原来是属于文科的,这个在西方的学问当中不是很重要,军事、管理、艺术,看这个,这个兵家就是这个军事,可以对上,法,法也能对上,法家在《四库全书》里边这个法家已经不收韩非子那些先秦法家的著作了,他把那个在子部里边单列了一个先秦诸子那一部分,法家收的是一些法学著作,断案的著作,那个法典之类的,所以跟今天的法学确实是很像的,农家,农家就收的也不是孟子所批评的那些农家人的著作了,就是收的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啊、贾思勰的那个《齐民要术》啊,这些农学著作,所以医就是医科,天文算法属于理科当中的重要内容了,你像天文学,理科当中包括天文学,也包括数学,就是没有物理学,中国的学问当中没有物理学,但是理科当中这些亚科主要的已经有了啊;艺术、文学,这个文学,反正中国这个就是术数,术数找不到了但是还找不到对应,这些其他的科,基本上都可以找到对应,像考工与工科,考工还可以到这来,政书,政书就是其实就是今天的政治学行政学,也没列入到这里边来,可能都附属于法学吧,这个可以放到这里,这里边来。

你看今天这个学科大类,跟我们《四库全书》当中的那些,那些史子和集部的,史子当中的亚科以及集部是有一个对应关系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主要的科目都能找到对应这样一个的关系,这个在其他的欧洲同时代的欧洲之外的地方的学问里边,我们说我们要为欧洲近代的学术找来源嘛,在印度的学说当中也好,在东罗马帝国那样一个东正教的文化里边也好,在回教的文化里边也好,是找不到这么明确的对应的,所以我说科学,科学源于中学的器部之学,你看印度那个五明里很难找到这么明确的对应,五明当中的科学是很浑略的,只是工巧这一明,而且工巧这一明也不光是科学的内容,里面也有很多非科学的内容,包括艺术,五明里边确实有艺术、内明、声明,第二个是音明,因明、声明、医方明,这医方明相当于这个医学,相当于医学,工巧明就收罗了很多很多东西,没有明确的分科了,像这些,这么明确的中国分类,它是没有的。对于伊斯兰的学问我不太了解,不过想来就是说伊斯兰的学问,即使是有这个好像伊斯兰的学问里边有炼金术,据说这个西方的化学是源于伊斯兰的炼金术,但是伊斯兰的炼金术是从哪来的呢?确实是从中国的炼丹术里边来的,所以伊斯兰的学问我们说,即使它有些对西方科学的启发作用,但是也不是它自己独立自生的,比方说伊斯兰的阿拉伯数字,是从印度学去的,名曰阿拉伯数字,其实是印度数字,所以伊斯兰是集合了中国的、印度的、西罗马,它没有独创些的什么东西,这个西方人也是这样说的,伊斯兰他自己它也得承认,就是它那样一个很浅的学问基础,所以它那之所以有了文化,是因为引入了中国的造纸术,在这样一个方便的基础下,吸收了印度的和中国的、东罗马帝国的学问,就它周边的那些东罗马帝国,印度、中国,吸收了这些地区的学问,也就是说,据说西方的大学也是源于伊斯兰的什么类似于大学的那样一个东西,但是伊斯兰那个什么什么大学,什么学院啊,是从唐朝中国的太学学过去的,所以这个学制方面,我们现代的大学也是源于中国的学校体制,也就是说在其他的文明里边没有这个没有类似于近现代这样一个教这样的学问的这些非宗教性的学问的这样学校,只有在中国的学校体制里面才有,所以我们说正像是说西学这些学问是源于中学的经史子器之学一样,这个近代的学制也是从中国学来的,从周朝以来甚至可以远溯到尧舜的时候,中国最早的太学是尧舜的时候建立起来的,远溯于这个周朝,周朝那样一个一直到传到近代,传到明清的那样一个太学、州府学、县学这样一个三级学校体制,基本上,那时候中国也有民间的学制。在其他的文明里边没有一个跟近代更像的没有一个近代能够模仿的这样一个学校体制,只有中国有,所以我们说,正像诸玄识先生所说的那样,现代文明是中华的子文明,现代的学术也是从中华的学问里边演变而成的。那么这个教育学术体制,现代教育学术体制也来源于中国的学校体制。

这样我的想法就达到了一个正反合的回环,一开始我跟大家是一样的,认为中国可能是很落后的,对现代的文明没什么贡献,都是只有学人家西方的份儿,但后来呢,我想法就是说,中学是有一个独立的系统。第二个阶段就是分,就是要突出中国的独立性以及中华文明、中国学术的独立地位。在最初的想法里边认为只有这样一个规范,就是这个科学教的规范,肯定认识不到中学还有一套独立的规范,在第二个阶段就是分的阶段,就是把中学,中西印三大学术体系立起来,强调中西印各有各的学科体系,各有各的学术范式。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就反过来了,我们除了要分清楚之外。也就是说中西印各有不同,我原先强调的是中国的经子之学不是哲学。总之,中国的学问要用中国原本的科目去认识,不要再用西方科目去硬套我们的中学。到了第三个阶段,现在这个阶段,我就能够认识到就是现代的学科体系,虽然不同于中国的体系,但是它跟中国的学科体系确有着甚深的渊源关系,所以又好像达到了一个和的阶段。也就是说这后两个阶段当中,我各有一篇文章,原先第二个阶段的想法就是那篇文章叫做“三大学术规范”,第三个阶段想法是那篇文章叫做“中学统摄天下学术论”,“中学统摄天下学术论”它没有从时间上谈到这个渊源关系,只是说到了用经史子器之学来统摄,来从义理上、实践上统摄科学和哲学,还有宗教,那我们这个学期讲的这些就进一步的从渊源上论证了这个统摄的甚深根据,从义理上是有这样一个统摄的能力的,中学能够统摄科学、哲学和宗教。我们进一步的从渊源上指出,哲学和科学本来就源于经史子器之学,既然是这样,那么统摄就会是一定的,就会更加的有根据,更加的顺理成章,这种统摄就不是牵强的塞入,而是合情合理的、顺理成章的去统摄。你看这个艺术,《四库全书》里边的艺术这一个类别,下面有书画、琴谱、篆刻、杂技四小类,跟今天艺术学里边所教学的、所研究的是差不多的,艺术的主要门类不就是书画和音乐嘛,那今天的艺术系还是这样的,也就说中学早就有这样明确的分科了,在印度的学术里边这个是很含混的没有出现,都收在工巧名这个明目里边,没有更深的、更细的细目出现,我们知道,就是说科学不可能源于其他的地方,只能源于中华。

三 这两个体系跟亚里士多德的那个学科分类体系的关系

下面再看,这两个体系跟亚里士多德的那个学科分类体系的关系:亚里士多德的学科体系一共分成了四大类,一个是工具论,工具论就是逻辑学,有六篇,有范畴篇、解释篇等等,属于逻辑学的内容;第二个叫思辨或者叫理论科学,这就包括物理,物理学是它里边的主要的部分,另一个是广义的自然学,有天文、气象,这里边也应该包括数学,只是因为亚里士多德他没有数学著作,所以介绍的时候没有列数学,但是希腊我们姑且说希腊的数学还是不错的,它是有很多数学的,生理、心理、动物学、植物学,还有形而上学,再有就是哲学,有包括伦理、政治,伦理学、政治学、家政学、经济学、创制科学、诗学、修辞学,还有辩证法。这是哲学,这是逻辑学,它在中国的子部里边有明家,非明,我们在这个所设想器部的实际分类里边,也希望能够把明学,单列出来,这个明学很重要,你看在亚里士多德里边它是单列的,然后在印度的五明里边也是单列的,总之,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学科类别,是一个应该作为一级学科把它突出出来的,并且在中国的子学里边,儒道墨名法它是五家之一,它是十家之一还是五家之一,在五家里边就有名家这一家,你想想看它确实很重要。这理论科学基本上就是包括哲学和理工农医基本上这些都是,都是理科,理学的范围,所以希腊的学问的工学、农学、医学,特别是工学吧,工学和农学基本上是付之阙如的,我在上学期考证古希腊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就是古希腊文明缺乏技术的支撑,这也是它是伪造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你看那,不管是亚里士多德的分类体系里边也好,还是希腊著作的全体收罗里边也好,基本没有农学著作,一本工学著作也没有,好像看来看去就是那个徳谟克里特,还有谁啊,还有一个早期的诗人写神谱的那位,赫西俄德,写过农学方面的书,《工作与时日》,那就是知道怎么去记录,希腊人的一年四季的生活的,还有就是怎么种庄稼,所以赫西俄德所表现的那个希腊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不是工商业社会,完全是农夫写的那个农村、农业的生活,还有德谟克里特那个著作里边,那个目录里边有一两本农业的著作,但是工学的著作一本都没有,所以说这个希腊文明缺乏技术支撑,希腊的学术偏于理论,不管是亚里士多德这里也好,还是整个的希腊的著作的全部的收罗起来也好,没有写技术的著作,一个文明没有技术支撑是不可能存在的,一套学术,一套真实存在的学术,它必须有工学、农学方面的著作,它才能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因为一个文明需要这些学问,一个独立自生的文明需要这些学问来指导,这个工学和农学来作为这个文明的基础支撑,所以这个希腊的学术里边没有工学和农学,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希腊学术是伪造的一个证据,至少可以证明希腊不是一个独立自生的文明,希腊的学术不是独立自生的学术,我们结合着其他的可以把它作为有一个,把希腊学问是不成立的一个证据。这些属于文学,现代学术里的文学,我们中国的集部,政治、家政、经济学、政治学,我们中国有政书、伦理学,我们中国的伦理学太发达了,很多都是伦理学,总之,这个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来看,作为近代学术的渊源,还不如用中国的这些做近代学术的渊源更加吻合是吗?你看这个学科大类,在中国的《四库全书》里边能找到的更多呀,在亚里士多德这找到的并不是特别多是吗?特别是科学教最中心的技术这部分,这里边没有,我看这是一个重要的伪造上的漏洞,你科学教最重要的是技术啊,是农工这一部分,特别是工学,亚里士多德所创制的这个学科体系里边没有工学,没有这个科目,也没有任何本的著作,甚至在古希腊里边,古希腊的整个学术著作里边都没有,所以近现代的文明把它的起源追溯到古希腊那去,我看有点说不通,因为近代文明、现代文明是一个科学教的文明,科学教最核心的东西是技术,而这个最核心的东西,在它所说的那个渊源里边却没有,这怎么能作为渊源呢?没有技术学术的古希腊学术怎么能作为以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文明的渊源呢?这个说不通啊,所以他们就要辗转的指出这个技术是怎么从这个理论科学里边来的,说技术是从理论科学里边滋生出来的,这也不合事实,一共发生了三四次技术革命了吧,在前两次的技术革命当中,理论科学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对这个技术的革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的那些人物,都是一些不认识字的工匠,他们怎么会用这个牛顿的理论以及那些现代电磁理论去指导他们的技术发明呢,像瓦特那些人,斯蒂芬森,发明火车那位,他们都不识字,所以把这个技术的渊源归为理论科学,归为物理、化学这种理论科学也是一个极其牵强的说法,是说不通的,所以这个技术的来源,正像里约瑟先生所说的那样,支撑现代文明的基础技术的百分之八十都来源于中国,这是里约瑟先生那个《中国科学技术史》里边的用了大量详实的资料得出的一个有根据的结论,这个技术一定是来源于中国的,没有中国的技术不可能有现代技术,就不会有现代文明,所以现代文明是一个技术性的文明,是一个以技术为主要特征的文明,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得指出来,这一点非常重要,有关技术这个问题,也是工学的问题,在古希腊里边没有,也不可能从古希腊的理论科学里边创出来,它是有它的直接的渊源的,那就是中华的工学,这个可是有大量详实的根据的,里约瑟先生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了,这个工作是有世界性影响的,我们把它在这儿放在这个地方来说出来,可以为我们的结论也就是说科学源于中国的器学,找到一个非常重量级的这种证据、根据,就是说我们的结论,我们这个结论,科学源于中华的器学,不是随便说的,而是有切实的根据。我们通过这三个学科体系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发现说科学源于中华的器学,更加有道理,说科学源于亚里士多德的那个体系,没什么道理,说不通,说不过去,因为科学里边最主要的东西它那里边没有,也不可能从那里边衍生出来,事实上也不是从他那里边衍生出来的,这些现代技术的基础都是中华的技术,现代技术的特点就是反生态技术,这种畸形发展的反生态技术,它每一个反生态的技术都不是独立自生的,都是源于中华的那个相对应的生态技术。就说现代农学,还是源于中华的农学,癌变了,西方人在中华的农学传去之前,他们根本就不会种地,所以那个产量就特别低,就是一种特别粗疏的、特别原始的那种耕作,效率特别差,也就是从近古、从康熙、乾隆那个时代吧,可能中国的农学才传过去,他们的粮食产量一下子提高了不少,又加上那个美洲土豆的引入,欧洲人才吃饱了饭,欧洲人口才大量的增加起来,就是农学,西方的农学它的渊源,不是自生的农学,都是从中国农学传过去的,然后癌变为现代的反生态农业,现代化的大农业,都是从中华让他们学去了,然后演变来的,我大概还知道这个演变个过程,还是跟这个大面积种植土豆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这个、从中国学去的生态型的农业技术怎么演变成了这样一个反生态型的现代农业呢?也就是说从18世纪、19世纪啊从乌拉尔山脉以西的一直到英国,基本上全都种满了土豆,没别的了,这就是现代农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大面积的单一种植,不知道西方人为什么要这么搞,这是缺乏智慧吧,这种大面积的单一种植风险性就很大,你想想就那一种东西,很容易出现歉收,你只种一种东西嘛,这个气候,你要么多种一些,这个歉收了那个其他的那些还能丰收嘛,这个就是风险性很大的,发生了病虫害,全部都,因为就这一种东西,所以一传就传遍了,这个害虫、这个病害啊,没法控制,所以在这种传统的中华的这种农业当中,这种大面积单一种植根本就不可能出现,没有!我们的智慧已经让我们认识到这个极其危险,非常风险,从来不这么搞,本身这样就很容易让这些果树、植物生病,而且这个病会迅速的传播开来,所以在我们这种多品种的种植当中,这个病不会大面积的发生。

因为它那些同样的东西都没有连上,所以就隔开了,不会大面积的发生,这个土豆,出现了病害,不可遏止,一传全传遍了,这样怎么办呢?得想办法啊,找这个杀虫的,有一年就是说什么土豆甲虫出现了,就把那土豆、土豆叶子什么的全吃光了,忽然发现一种染料,叫巴黎绿,能杀死这个土豆甲虫,这样就有了最初的农药,巴黎绿是化学合成的,那时候已经有化学工业了,18、19世纪,这巴黎绿就是原先是化工合成做染料用的,后来发现能治土豆甲虫,就有了最初的那种农药,以后农药就全是这样,经过化工合成,什么滴滴涕,后来就相继而有了。这个化肥也跟土豆的种植有关系,好像一开始用的是从非洲、从美洲啊那些岛上运来的鸟粪,作为肥料,后来鸟粪不够了,就这个我记不清了,总之就有了化肥,大面积的种植,要想高产量,它老是重茬,又不休耕,也不轮作,要不上大量的肥料就难以维继,那就有了化肥,现代农业的两个最主要的东西,就这么来了,这样就演变成了大面积单一种植和农药、化肥为特征的反生态的现代农业,就这么演变出来了。好,这个问题我们就暂时讲到这儿。讲到这儿以后,我们的结论就说哲学源于经子之学,科学源于器部之学。总体来说,就是说现代西方,近现代学术源于中华的学术。我们到了这一步还不够,也就是说现代学术源于同时期的源于中华学术这个结论还不够,我们还要进一步指出就是说,现代西方学术是中学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结果,我们通过这个进一步的说明我们才能够解释,就是说你中学这么好你又说西方那么坏,怎么那么好的东西一下子就成了那么坏的东西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所以我们就要说明,就是说我们只是认识到西学是中华的子学术还不够,我们还要认识到它是中学的或中华的逆子才行,我们要进一步的理解,西学如何成为中华的逆子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中学好它也不是全好,它在慢慢的衰落,慢慢的在出问题,正是这个出了问题的中学,才滋生出了一个问题更大的现代西学,所以我说,现代西学是中学差之毫厘而西欧失之千里的结果,还是要从宋代开始讲起吧。

四 现代西学是中学差之毫厘而西欧失之千里的结果

我们这个宋明时代的经学也就是儒学出了问题,这是西学这个有问题的西学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因,第一点,宋明时代有问题的经学导致了哲学。我们说我们这个中华文明、中华学术是好的、是正轨,西学是坏的,是邪途,那么这个正轨如何启发出来了这个邪途?这是需要解释的,这个好的东西怎么生出来了一个坏的东西?也需要解释,所以我的结论就是,是我们中华学术首先出了不大不小的问题,首先出了问题,所以就是失之毫厘,这种失之毫厘的中华学术,在西欧的那样一个恶劣的天地里边,以及那样一个有毒的文化环境里边发生了癌变,就生出了一个极其邪恶的科学教的文明和科学教的学术,所以首先是中学出了问题,中学出问题从唐朝就已经开始但是还不明显,我们就从宋学说吧,宋代的学术出现的年代正是佛法所说的末法时期开始的时代,也就是说佛法进入了末法,儒教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所以这些都是相应的,佛法从宋朝、从北宋开始进入末法时期,那么儒教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说从汉唐的经学转成了宋明的理学,宋明理学我们认为它是儒教的歧途,是一个已经出了问题的经学,有不少问题。(周子后诸家对五级的理解)

首先从缘起说上来说,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它的主体是一种断见的学说,不承认人格性的鬼神,不承认有真实性的天堂地狱的存在,不承认人有来生,认为人死以后,肉身死亡以后,这个个体性就彻底消失了,就回到了那个公共的本体,这是一种断见,也是一种拔无因果的学说,基本上是一种拔无因果的学说,当然它也不全是,因为它还在此生和家族这个角度安立了一种因果,但是那个主要的因果关系就是佛法所说的这种异熟果,也就是说在个体的前世、今世和来世之间的这种善恶和福报的因果关系被否定了,只剩下了一些边缘性的、辅助性、很次要性的因果关系,就是家族的因果,那叫增上果,那是辅助性的不是主体,主体是这个异熟果个体的前生和后世之间的这种因果关系,这个被否定了,我们说宋明理学的出现,它其实是出于一种错误的夷夏之变,也就是说要排佛,附带说排佛老,主要是排佛,那么佛教讲有天堂地狱,我们儒家就说没有天堂地狱,佛教说吃素,我们就吃肉,佛教说有鬼神,我们就说没鬼神,佛教说有来生,我们就说没来生,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思路,这样没有伤害到佛教多少,反而伤害到了儒教,伤害到了儒教的根本,所以我说柄持这种学术的宋明理学、宋明理学家,非但是释家老子的罪人,更是周孔之罪人,因为它伤害到了周孔之教的根本,因为周孔之教从根本的缘起说上是承认有来生和鬼神的,这个在《十三经注疏》的这种正传的经学系统里边是有明确论述的,我在《太极图说注》里边引用了几段,可以明确说明这个问题,也就是在孔颖达的书里面,在汉唐那个经学里边,在汉唐人的注疏里边,是明确承认有来生、有前世、有鬼神,这是儒教的本来面目,所以我们今天经常按照宋明理学诠释的这种儒教,甚至是唯物化的儒教去理解儒学,认为孔子是一个无神论者,也就是一个不承认有鬼神的人,这个是完全错误的,经常被引用的那句话,敬鬼神而远之,被解释为孔子不承认有鬼神,这个显然是有一种特别牵强的、武断的理解,是不符合孔子原意的,敬鬼神而远之,我们想想我们要不承认鬼神的存在,怎么能叫敬呢?就像一个人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无视他的存在,我们认为他不存在,那么就是对这个人的极大的不恭敬,这里边焉有任何敬的成分,那龙、天都在看着我们,我们却说他们不存在,我们无视他们的存在,我们把他们的庙扒掉,在这个唯物的时代对鬼神不可能建立这种敬的任何意识,今天的唯物的文化,那显然是对鬼神的最大的不恭敬,这里边没有任何敬的可能性,所以孔子既然说敬鬼神,显然孔子是承认有鬼神啊,这句话是以鬼神的存在为前提的,只是远之而已,不是鬼神不存在,所以到了荀子那就做了过渡的解释,荀子确实是不承认有鬼神的,也就是说,他说小人以为神,君子以为文,这些鬼神只是用来给小民建立一种敬畏的对象,君子实质上认为它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一种想象,一种用来建立教化的想象,是善意的欺骗这个小民的,这是荀子的理解吧。也许我对荀子的理解还是错误的,可能是今天的唯物主义诠释的荀子,我们先不要下结论,我们也不能这个厚诬先贤,厚诬了荀子也不对啊,在今天的这种被唯物化解释了的荀子里边就是这样的。

那儒家不是宋明理学所诠释的那个样子,宋明理学成为那样一个、发展出那样一个认识,它的基本的因缘是排佛,是门户之见,是做了这种错误的夷夏之辩,把佛法归给了印度,就不知道佛法是反印度传统文化,所以一反就反到了中华这边,佛法从根本来说就不是夷,而是彻头彻尾的夏,有一些夷的气息,但是它的根本是夏,是基于见性,是基于见性而建立起来的教法,所以跟中华的根本是一致的,所以我们才说三教一致是最合适的理解,这一致啊,理解到三教就最合适了,你看,这都是基于本性而建立的教法,基于见到本性建立的教法,这些是不见本性建立的教法,这三教一致的极限也就是儒释道,最多再扩展到这些,再扩展到婆罗门教,这个,要说跟耶回一致那就太难了,太困难了,基本上就不太可能了,总之,我们要在见性这个基础而谈一致,只能到儒释道这个范围,扩展不出去了,因为这些婆罗门教以下的这些全部都不见性,都是建在欲望基础之上的,不是禁欲,就是纵欲,基本上都是禁欲的,不见本性,这是错误的夷夏之辩啊,所以有了错误的夷夏之辩,盲目的排佛老也就让儒学、儒教出了问题,这个当然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吧,我们肯定说它的原因还有,比如说业力,我们说了佛法进入了末法时代,就标志着众生的业力更加重了,那么儒教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也就是说到了宋朝,这个学术一下子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好像是有一种突然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儒教换了一条轨道,走入了一种的歧途,那这是业力,可以解释为业力,总之,它是什么原因我们就不详论了,总之这个儒学在宋朝是出了问题。中国的衰落,从宋朝开始衰落,国力的衰落也跟这个学术的衰落、学术的出了问题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它是一个教啊,一个国教,一个国家的主要教化,这个主要的教化出了问题,一定会导致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出问题,所以我们追究我们中国从宋代以后的衰落,这个学术的衰落应该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可能我对宋明理学的评价很多人都不能接受,认为是相反的,也就是说,宋明理学的出现是中国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是儒学的一个新的高峰,这个大概是主流的见解吧,我这样说可能比较少,一般的、现代的新儒家、现代儒学阵营内部的人可能都不能接受我这种说法,但我这个可能是比较如实的,吹捧宋明理学,看不到它的问题,那是浅见,没有深入的去研究这些形而上学、研究这些教法的结果,那么这个出了问题的宋明理学传到了欧洲去以后,就直接导出了欧洲的哲学,我们就不限于说这个欧洲的近现代哲学,其实就是说这个哲学,整个的哲学,因为我们说了以前欧洲是没有哲学的,说以前有一个什么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哲学,那都是为了给欧洲近代新出现的哲学找一个假祖宗而已,是没有的,包括那个阿拉伯哲学,都是为了给欧洲近代的哲学找一个假祖宗,是子虚乌有的,也不存在什么阿拉伯哲学,说它有它就有啊,我们对阿拉伯的学术也不懂,所以只有人家西方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了,仔细去研究一下阿拉伯的学问,就发现没有阿拉伯哲学这种东西,这阿拉伯哲学只是西方人传出来的学术,全都是由西方人讲的,阿拉伯的学问当中没有哲学这一科,也不知道亚里士多德。所以哲学生自欧洲的近代,启发自中国的经子之学,也没有古希腊哲学,也没有中世纪哲学,什么阿奎那啊,都是子虚乌有的呀,你像阿奎那那是12世纪,那时候还得用羊皮纸写作啊,阿奎那的著作有多少啊,光一部《神学大全》就600多万字,还有一个反异教大全又是好几百万字,总之,阿奎那记在他名下的著作有1000多万字,写在羊皮纸上得用多少张羊皮啊,欧洲那时候那么穷,欧洲那时候图书馆里边的书,英国的书才6、7本,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好像那不是那个翻了那个就是主持那个叫美帝琪家族的那个图书馆才有800本书,那个书已经有纸了,是吧?文艺复兴就是有纸的传入才有的,所以美帝琪家族有纸了以后,那图书馆里才有那么几百本书啊,那阿奎那的写在羊皮上的著作,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写出来的,只能说欧洲的羊却遭了殃了,况且这个还是要打草稿的,打草稿还得多少张羊皮啊,假如不打草稿写在地上、写在这个土上,那一会儿就忘了,这么大部头的著作用地来打草稿恐怕不行吧,还得用羊皮,所以欧洲的羊儿就进一步的遭了殃,所以我们看这中世纪的哲学也得是个子虚乌有啊,我以前我可也没这么想过,我写佛学西学的时候,我都是正儿八经的认为这些东西都是真实存在的,然后还严肃的把它比较了一番,把它批判了一番,把它的来龙去脉还说了一番,现在看来它的来龙去脉还是一个子虚乌有的来龙去脉,因为这个根本就不存在,哪有什么来龙去脉啊,我那时候还写了一个第六章《西学演变大势》来分成了两轮,现在看来这两轮的见解也都是在那个伪史里边的去给他寻找一种因果,既然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存在,所以这个两轮演变的因果也就不成立了,所以说我们一直在突破,一直在突破西方的伪史给我们造成的那样一个虚拟的世界,我相信我现在还没有走完这段路,还有很多的西方的污染,西方的蒙蔽,存在我们心灵的各个角落,我们没有把它发现出来,没有自觉、没有发现,就突破不了,所以这个需要极清晰的智慧。所以这个出了问题的经学,就启发出来了哲学,哲学一开始就是以反宗教的面目出现的,经学、宋明理学是断见,所以哲学当然也把这个断见学来了,所以西方近代断见的来源不是自生的,是从宋明理学启发出来的,确切来说就是程朱,由程朱的学问传过去的,因为那些传教士介绍的最主要的中学就是程朱的著作,朱子、程朱注释的中国的经典,首先是译的是那些,西方那个时代,最了解的中学就是程朱之学,程朱之学是断见,就启发出来了这种断见的哲学,做反宗教的武器,哲学也就成为近代科学教人生观的主体的承载者和担当者,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教化就不再以宗教为主体了,就以哲学为主体了,以前哲学是少数人搞的学问,现在哲学成了课本,成了全民用来学习宇宙、人生真理的主要的教材,直到我们今天还是这样,以前在西方是用宗教来承担的,到宗教衰落了以后,学校里的这种教育这个传授人生观、宇宙观的任务就交给了哲学,直到这个传到中国来以后,学科建制还是如此,我们以哲学,具体来说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教化人民,来承担这个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教育任务。

五 哲学和经子之学的不同

下面我们就来比较一下哲学和经子之学的不同,也就是说,中国的经学出了问题,但是还没有那么大的问题,没有哲学那么大的问题,哲学由有问题的经学启发出来,它的问题就更大了,我们就来看看哲学和经学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的宋明理学它还属于经学,哲学已经不能算经学了,首先就是在宋明理学那儿,它的主体虽然已经是这个义理之学了,但是这个工夫论,义理之学可以说就是理论,源起说的理论,这是感叹号,宋明理学确实以这个为主,但是宋明理学也是特别注重这个的,讲功夫的,但是哲学里边没这个东西,哲学只学到了这部分,这从内容上来说,哲学只学到了宋明理学的义理之学,讲理论这部分,如何去做工夫,他们没有,所以具体到方法来说,我们中国的学问包括宋明理学都是这个信解行证,有这四种方法,那么哲学呢?只有这一种方法,就是研究,研究思辨,所以这个思辨这个词也是来源于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所以思辨这个词你看是我们中学当中本有的,我们这里边除了有思辨之外,还有学、问,还有笃行,所以博学审问这个阶段就属于信的阶段,思辨的阶段就属于解的阶段,笃行的阶段就是行的阶段,经过笃行,证入了圣王的境界,圣贤的境界,那时候也会有证,所以中学一直有这样一个完满的方法,哲学为了反宗教,所以把这部分反掉了,只学到了这部分,所以哲学对经学的这种学习,没有学到它的精髓,只学到了它的一个次要的方面,这种思辨的方法,学到了这样一个内容,中学的精髓,这种笃行的功夫论,这个是主体,行是主体,信、解只是前期的准备,所以行就相当于绝句的第三句,这个是关键的东西,没有这个行,信、解就达不到它的目的,没有行,证就不可能出现,所以哲学对经学的学习就没有学到它那个最关键的东西,只学到了它的表面的东西,就是这个理论,理论思辨的方法,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经学是一个形上和形下并重的体系,是一个真俗打通的这样一个唯一的体系,也就是说,经教是唯一一个形上和形下并重的这样一个教法,这些子教都是偏于形上,经教是一个真俗真正圆融的体系,这些子教呢都是偏于真,都是偏真的,那么哲学也是偏于形上,虽然哲学也号称是包罗万象的体系,但是还是偏于形上和真谛,所以我说把哲学放入子部,就是有道理的,哲学肯定是不能放入经部的,哲学没有学到经学的精髓,哲学太偏了,放入子部还是有它的道理,所以说哲学它这种偏重于形上,又是跟宋明的儒学出了问题有关系,宋明理学为了跟佛老争地盘他们就偏向心性上发挥、偏向这个形上和真谛这部分发挥,就走入了儒学的偏门,本来儒学的大路是形上和形下兼得的,就说形上是内圣吧,形下是外王,是内圣和外王兼顾的,宋明理学偏向内圣处发挥,走入了儒学的一个小道,把儒学的大路丢弃了,这样经过了宋明理学的这样一个中间的阶段,由宋明理学启发出来的哲学也一定会偏向这个形上,这种真俗的圆融,是达不到的,中学是圆满的,哲学只学到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不管是从方法还是内容上都是这样的,对不对啊?我们有功夫之学有义理之学,它只学到了理论性的义理之学,我们有信解行证,博学、审问、笃行,这些全面的方法,哲学只学到了这个思辨的部分,只学到了这个解的部分,所以不管是内容还是方法上它都是中学的一小部分,这样就决定了我们用中学来统摄哲学,把它放入子部,这就是非常顺理成章的,因为它本身就来源于中学,把它放入子部里边的一个末尾,放入子部之末,就是很合适的,但是把这个哲学用来统摄中学,把儒释道,中国主要的经子之学都叫做哲学,这样就颠倒了,这样就极不合适,就像我们说的,大学可以包容小学,那大学课本肯定包括小学课本,那小学课本怎么能包容大学课本呢,一个全面的东西可以包含它的部分,只有一偏一隅如何包含这个整体呢?所以中国哲学这个名词就跟这个我们把哲学称作子学,就不是一回事,不是平等的、相对的,就是说我也可以摄你,你也可以摄我,不是这样的,这就超越了这个文化民族主义的见解,超越了我的第二个阶段,那个时候我对于中西印如何统一问题的回答我只能答互摄,平等互摄,许以佛摄儒,还许以儒摄佛,同样的,许以中摄西,也许以西摄中,这就是文化民族主义,是有问题的,是不合事实不合实际的,那么在夷夏正见里边,只有用夏摄夷,才是可能的、才是合理的,用夷摄夏,夷就没有这个能力,夷学,就是中学之外的其他的学术体系都没有统摄天下学术的能力,他们只能作为被中学统摄的一元而存在,他们就没有能力来统摄其他的元,何况来统摄这个一统的中学呢,就更不可能了,哲学就成了近代纵欲人生观的一个教化者,或者说这个发明者、发动者,近代的纵欲人生观就是从哲学教化出来的,那这也是哲学跟我们这个经学的不同,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个宋明理学虽然出了问题,但是它还没有说到要纵欲啊,它还是属于这个见性里边的一个教法,但是哲学学到的却是纵欲,就像日本人学中国的文化一样,学不到它的精髓,这个见性、这个本性啊,他们意识不到,所以他们要学习中华,以为中华的学术呢,中华的人生观是纵欲,就把见性、把本性学成了欲望,这是哲学的一个失之千里的表现,当然它宋明理学为了排佛确实有这个,宋明理学跟这个宗教一比确实有对这个欲望的一种,特别是到了明朝,不是还说有什么资本主义的萌芽吗,明朝的士人确实是很放纵啊,所以这都是传到西欧去以后我们这个见性的教化被学成纵欲的一些契机,也就是说,还是我们这个经学,我们这个儒学出了问题造成的,儒学在那个时代确实有了一种纵欲的偏差,传到西方以后,西方人学到的就是这个了,那个原本的东西他肯定看不到,也学不去,这个断见跟纵欲一定是脱不开的,有了断见,肯定是先有断见的,经过断见教化了几百年,从宋朝一直教化到明朝,这个人生的观点,就在晚明的时候,发生了这个纵欲的非常明显的这种效果,李振刚老师好像研究过这个问题,在他那个博士论文的结尾,所以这个资本主义的萌芽啊,近代人生观萌芽啊,确实是萌芽了,确实是近代人生观的先声啊,没有来生何不及时行乐啊,既然又没有因果,那么艰苦的修养干什么啊,修养半天还是回到那个大心的本体,个体性消失了,我们今世成圣贤也很难啊,是吧,这种一生论的观点下,这种艰苦的修养、艰苦修养的学说,很难行得通,很难被人所信仰,这种及时行乐的人生观很容易被人所接受,所以宋明理学要排佛老,把轮回来生否定了,它的必然结果,就会是这个欲望的放纵,事实上也就在晚明出现了,清朝作为一个生机勃勃的在山里边的民族来了以后,就起了这种对治晚明纵欲的效果,完成了这个对治纵欲的使命,辜鸿铭先生在他那个《中国牛津运动的故事》里边,就说到清朝人这个好处,清朝的那些贵族们有着健康的人生观,中国的那些知识分子、那些士人都已经丧失了健康的人生观了,所以必须得清朝的贵族那些高贵的、淳朴的、精神来对治,来治这个文明过度的病吧,所以清朝人的进入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也起到了它的一点作用,就是说清朝的对这个明朝的文化它其实也是很崇拜的,它作为一个没有文化时代小小的部落,它对天朝的文化还是非常敬畏的,所以他们进来以后,对故宫对曲阜的孔庙都不敢做大的改动,那个基本的格局,它保持完整,它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改建,只不过是坏了修整修整,就是他们怕改了以后,改不好了,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创造一个新的格局,所以故宫维持原样,孔庙也维持那个大的主要的格局。还有就是哲学跟经学的不同,哲学在三量里边,没有圣教量,也没有传承,我们说我们的经学是有圣教量的,这就是这个经典以及由经构成的经学,经学就是儒教的圣教量,是一个统一的体系,用来做真理的标准的,用来做最后真理的标准的,哲学没有经学,没有经本,也没有经典解释系统,一人一家,所以说它没有圣教量,也就是说没有经,也没有经学,说它没有传承就是说,哲学没有一个这种一代一代的传承的体系,哲学存在的状态是一家一家的哲学,黑格尔作为学生他就推翻了他老师的体系,费希特作为康德的学生,他又把他老师推翻了,没有传承,所以经过这样的比较我们就发现经学和子学毕竟不等于哲学,所以我们用经子来统摄哲学的话,也只能把它放到子部之末,勉强的放到子学里边去而已,要把经子之学说成是哲学,这真的是非常的不合适,当然它也是事出有因的,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从经子生出哲学的这个过程,也就是把儒释道叫做哲学,就有这样大的问题,也有它的原因,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既看到了称儒释道为中国哲学的道理,也看到了究竟来说这是不对的,所以我说我现在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合的阶段,好吧,今天就讲这么多。

 楼主| 孟晓路 发表于 2019-3-25 19:13 | 显示全部楼层

现代西方文明的源头是中国三


孟晓路

第五次课堂笔记整理

魏媛慧20144129008

本文2万字,阅读需时30至50分钟

一、如何认识哲学

(一)哲学和经子的关系

接着上节课的没有讲完的接着讲,讲到哲学和经学的不同,哲学与经子的比较。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哲学和经学、子学的比较中,哲学更像子学,也就是说哲学可以放到子部是有比较贴切的根据。第一点,正如中土子学出于六经之学,哲学我们认为它也出自中国的经学,所以,这是哲学和子学一个相同的地方。第二点,正如诸子虽然出于经学,但是自己却不尊六经了,俨然它们从六经里面独立出来了,它们可能另立了新的标准,就是它们那一派的著作,就是说道家会尊老庄、墨家会尊墨子等等。哲学也是这样,哲学虽然也出自宋明理学,可是哲学也不会尊重六经的,它们没有经学。诸子不以六经为经,哲学也不以六经为经,它自己也没有经。所以哲学在这两点上看跟子学比较像。所以我们的确可以恰当的把哲学放入子部,作为子部的末尾。也就是说,哲学出于经学,但是它本身更像子学,就是哲学与经、子比较而言,哲学可以认为是子学。哲学出于经学,但是更像子学,我们也可以把哲学叫做子学,是子学当中的一种,不过有中土诸子,有西方诸子,我们可以把哲学当中的柏拉图叫柏子,亚里士多德叫做亚子,其实我在以前也经常是这样比较着中学是称呼的,柏子、亚子经常这样称呼。中土诸子如韩非子、墨子,西方的如柏子、亚子可以这样称呼。

我们在详细的看一下子部的情况,子部,分成了两个阶段。一个是先秦诸子的阶段,或者叫家的阶段,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阶段是教的阶段,从佛教进入以后,进入教的阶段,就是说佛教进入之前,就是说东汉。以东汉佛教传入为界限,这之前属于诸子的阶段,佛教之后属于教的阶段。佛教之后这个子部就有佛教,又由于受到了佛教的刺激,中土成立了道教,后来又传入了祆教、景教、回教等等,景教属于耶教当中的一个小分支,属于东正教里面的一个异端。那么这两个阶段以佛教为分界线,所以佛教的传入对中国的文明、对中国的学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雷海东先生的中国文化史观的这种划分里面,把佛教作为一个重要的阶段,就是佛教之前,中土的文化在自身的框架里演变,到了佛教传入之后,就进入了华梵合流的新阶段。那么在这两个阶段当中,哲学更像是子,就是更像是先秦诸子,它跟这个教,教的那些阶段里面那些教有更大的区别。

(二)哲学和教的区别

哲学跟教的区分最明显的地方就是哲学没有教所尊的经书,也就是说哲学从认识方法上、从量论上来说它没有圣教量,这是哲学跟教的区分的一个最主要的、或者两个最主要的方面。这是文本方面,其实这两个事情是一个事情。圣教量的意思就是以这个教所尊的经书为认识标准的意思,所谓量就是正确的认识,正确的而且是新的,得到新知的这种认识。只是正确的没有得到新知也不是量,只是得到了新知但是错误的也不是量。那么圣教量就是以圣教,就是这个教所尊的圣人的言语,又叫圣言量,以这个教所尊的圣人的言语为认知标准。这是哲学跟这个教的非常大的区别。在量里边有三量,除了圣教量之外还有现量和比量。那么东土的这些教都是有这三量的,哲学呢,只有比量,没有现量也没有圣教量。没有现量就是因为它没有东土的功夫论,我们上次已经说了,在信、解、行、证这四个方法当中,这个圣教量相当于信,比量相当于解,现量是行和证。哲学既然没有圣教,所以它呢,它也不讲这个(信),所以哲学所说的理性就是这个(解),它跟信仰加以对立,跟西方的宗教、信仰加以对立。所以在这两个当中,这一个是哲学,一个是西方的宗教。所以我们东方的学问既不是哲学,也不是宗教。欧阳竟无先生在二十年代就发出了这样一个声音,就是说佛学非哲学非宗教。这也是有他的道理的,从这个信、解、行、证和这个圣教、现、比三量这框架来看确实如此。因为哲学只有比量,而宗教呢,只有圣教量,都只有一量,比起这个三量圆满的东方的学问差的太远,所以用它来包东方的学问就包不进去,用东方的学问来包它就很容易,很顺理成章、合情合理。这就是我们上次已经强调过的一点就是说用圆满的学问来看比较有缺陷的学问是合理的,用低的学问来看高的学问就像用幼儿园的眼光来看高等数学一样,就很难看懂,看到的满是误解。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用经史子集的框架去认识天下的学问,因为只有用这个框架才能够把天下的学问得其本来面目地去认识。用任何一个另外的框架都不能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只有用我们中土的学术框架才能够统摄天下的学术,才能真正的、合理的统摄天下的学术,其他的学术体系我还没有看到它有这个统摄的能力。也就是说其他的学术只能做这个被统摄当中的一元,它不能用来做一统,只能作为一元被一统多元的经史子契的框架来统摄,它不能做能统摄的框架。

哲学没有经书,好像说哲学就只有论。假如把这些来看一下的话,你看,西方的宗教是有经书的,有《圣经》、《古兰经》这样的经典,哲学就没有经书,一家一家的,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说,它更像先秦的诸子百家,诸子百家似乎也没有经书。在没有成立教之前,只有道教里边才算以老子、庄子为经了,老子叫做《道德经》,庄子叫做《南华经》,列子叫《冲虚真经》等等。到了道教的时候老庄才成为经呢,在诸子的阶段的时候,老庄还不是经,只是一家、一子。像法家、名家更是如此,韩非、商鞅这些人,他们的地位、他们的书的地位远远到不了经的地位,即使在法家里边,他们也称不上什么经。所以在先秦诸子和教这两个当中,哲学更像是先秦诸子。所以把这个先秦诸子叫做先秦哲学还是事出有因,还是有些道理的,但是是比较颠倒的。

哲学跟教的区分还有哲学基本不讲传承,也没有自己的教团,所以我们可以再加上这两点。所以哲学无的其实也就是教有的,所以教是有经书的、有圣教量的、讲传承的、有自己的教团的。所以道家转为道教之后,就有了自己的教团,在道家的时候也没有教团。当张道陵创制了道教以后,道教就成了一个有组织的集团这种形式。

(三)贬经为子及正名的重要性

我们来看一下中土的诸子是怎么被比附为哲学的,我们就更能清楚地认识到中土的经学和子学是怎么被降为哲学的,我们就可以从这个逆的过程中意识到经学和子学和哲学的区别。大概经过了这样两个阶段,一个是等经为子,贬吧,贬经为子,这样儒和释就平等了,儒释道就平等了,把这些平等的学问进一步的贬为哲学。我们从这个传承这个角度来看,本来经和子的关系是这样的(图,小树枝型),这个主干是经,经学,这些是诸子。贬经为子以后就是这样(图,并列的),经和子成为并列的,成为并列的形式,也就说,本来是有枝有干的,现在呢,第一步是把这个干和枝的区别抹杀,就成为一枝一枝的,本来这是干,这是枝,现在呢,贬经为子以后都成了枝了,没有干了。再进一步的,我们说,这一枝一枝的就表示这些还是有传承的。孔孟、荀、董朱、程朱一个一个的还都排在儒家里面,也就是说这些还都没有分出来,这还都是儒呢。道、老庄、玄学,就是后来的道教,这些道士啦、乘传啦,全真教这些,这还是有传承的,都还从属于一个道。那释当然也有传承,一宗一宗的各有各的传承。这个时候还是每一个儒释道的传承还没有被打散。进一步的把这些打散就成了这样了,成为一家一家的哲学了。是吧,这是孔子的哲学,这是孟子的哲学,这是老子的、庄子的,这可能要调整次序了,老子可能在前边,老孔孟庄,还有华严哲学,郭象的等等。我们看我们的哲学史是不是这样的,是不讲传承的从老子的哲学开始讲起像胡适那些哲学史,老子的哲学,孔子的哲学,孟子的哲学,一家一家的了,这个传承完全不讲了。在讲传承的时候应该讲道家哲学,道家哲学从老庄一直讲到魏晋玄学又讲到唐朝的道教、明朝的道教这样一溜讲下来全是道家的系统。又讲儒家的哲学,就从孔孟、汉唐的经学一直到宋明理学这样讲。佛教又是一个系统,这样分着讲,这是讲传承的。在不讲传承的这个哲学史里边,这些全打散了,按照时代来讲,是不是啊,先秦,总之按照时间出现的顺序排列这些哲学家的学问的次序,传承是看不到了。所以我总结的这个,如何把经子变成哲学的这样一个步骤是很如实的。我们反着看,我们根据从中国哲学上推到儒释道,再上推到经学和子学我们才能看到中土学问的真正的面目。所以我们顺着来看经学和子学怎么成了哲学,是为了让我们返回去。我们看到经学和子学的面目是如何的被模糊掉了,如何的被掩盖了,如何的被歪曲了。所以这样我们才能反着回过去,才能找到它的本来面目,才能复兴,复归,重新的给它以本来面目的形式来去讲,重新地揭示它的本来面目,所以从这里面来看,究竟而言,这个哲学和子学还是有区别的,特别是跟这个教是有区别的,因为在我们的子部里面其实是以教为主的,先秦诸子都被合并入道教了。子部的第二个阶段先秦诸子已经被收入道教了,墨子也被收入了道藏了,其他的也都是这样。所以究竟而言,哲学跟子部的学问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所以我们只能说哲学可以勉强的放入子部之末,在子部里面哲学跟子部里面的教有很大的区别,它更像是诸子百家,但是跟诸子百家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所以我们讲正名,我们花了这么多的功夫,看来这个哲学之名我们现在应该是认识的更加清楚了,哲学是怎么来的,哲学跟我们这个经子的关系,它的异和同以及中国哲学这个名如何是不正的,我们才能够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也就是说中国哲学经过这两个大的步骤才能够成立,本来我们是经学和子学,然后经过了贬经学为子学的步骤,进一步的才是等儒释为哲学。中国哲学这个名字有多重的荒谬性,不是一重至少是两重,它就模糊了两个大的区别。首先在中国哲学之名里面,经学和子学无法区分了,我们说这个经学和子学的区分非常重要,这个是理解我们中土学问的根本框架,经学和子学的区分是理解中土学问的根本框架。这个在庄子的天下篇里面基本就是这样一个框架。所以我们说庄子是学术史的一个大手笔,因为天下篇里面就是用经学和子学来划分天下学术的,把六经、孔孟儒家所传承的在道术里面去讲,把其他的家派从墨子一直到庄子,中间有宋钎尹文,老子关尹这诸多家派作为子学去讲,作为另外一个方术去讲,把经学,把孔孟儒家作为道术去讲,把从墨子到庄子当做方术去讲。这个道术方术的划分也就是经学和子学的划分,所以庄子天下篇它的基本框架就是经学和子学划分的这样一个框架,所以经学和子学是不能模糊的。

贬经学为子学之后,这样中国学术史的基本框架就被打散了,就被消灭了。那么最根本的认识就被模糊掉了。我们说这是一个中国哲学之名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模糊了经学和子学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区分。摧毁了中国学问的基本框架。第二点它取消了这些学术派别的存在,不在按照学术的派别去讲学问了,不再按照儒释道,儒家道家,儒教道教释教,不再按照这些学术派别去讲学问,而是按照年代去划分,就成了一家一家的哲学了。学术派别的存在被中国哲学这个名字模糊掉了。所以我们要正名。我们这个课叫汉唐哲学,所以首先要否定这个名字,我们讲的就不是汉唐哲学,我们不应该讲汉唐哲学,而是要讲汉唐的经学和子学,在子学里面主要讲佛教和道教。所以汉唐哲学之名应该正为汉唐的经学和子学。也就是说我们仅仅说汉唐的儒释道这个还不够,这个还不行。其实说汉唐的儒释道还在这个阶段,还没有区分经学和子学,这个还不行,所以我们还是说我们要讲的是汉唐的经学和子学,这才是一个更为确切的名字。

名称的作用我们已经充分的详细的讲过了,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事,名称的辨别,正名的事业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事,可以说名称就是一切,正名就是一切事业,正名就是我们的事业,我们一切的事业。所以子路问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说:“必正名乎!”孔子才回答一定要先正名,正名就是一切,特别是在今天,我们这个传统遭到了六千五百年前所未有的毁坏。以前孔孟的那个时候只是礼崩乐坏,在今天按照蒋老师的话还要加上四个字叫学绝道丧。不仅仅是礼崩乐坏的问题了,这个政教的崩溃前所未有的严重,还要加上学绝道丧四个字,礼崩乐坏还只是政教的外在框架的坏,这是政教的框架方面,这个学和道属于见地方面的,内心的见地。礼崩乐坏只是外在的框架坏了,秦朝人烧书也只是烧掉了一些书么,他也并没有发明出一个错误的见地来混淆视听么,来深度的破坏这个经学,还没有。我们今天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今天面临的是,这些书还在,但是这些书已经不成其为经书了,已经被一个全然异化的解释系统把这个经学消灭掉了,也就是说这些经书虽然文字还在,其实经已经不存在了,被这个错误的解释系统消灭掉了。所以我们说经学经学,什么叫做经学呢?光有经文不能叫做经学,这个经学一定是经文在一个正确的权威的解释系统里边存在才叫做经学,仅仅有经文,或者被放入了错误解释系统的经文都不能叫做经学。仅有经文也不行还得加一个,这个解释系统其实就是注,注疏系统,原本的正确的权威的。所以原本的就强调的是以中解中,而不是以西解中。正确的比如说十三经注疏系统就比四书五经这个系统要正确一些。权威的就是说经过当时的儒教,或者说当时的士人的共同体所共同承认的。这样的解释系统,原本的正确的权威的解释系统,在这个解释系统里边的经文才是经学。仅仅有经文不是经学,在这个不原本的不正确的不权威的,总之我们在今天就是说在这个西化的解释系统里边的经文就不是经学,在这个西化的解释系统里边连经和经学之名都没有了,是吧?所以在我们现代学术框架里边我们只有史学文学哲学了,没有经学了,居然连经学之名都没有了,哪还有经学,即使有这个名也不行。所以就说有两种解经的错路,两个最大的错路,一个就是只有经文,只依经文去解经,所谓以经解经法这样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说把这个叫做师心自用法,用这个西化的解释系统去解释经文,这叫反向格义法,所以我们的经学,我们的经文已经被反向格义法,主要是反向格义法附带着还加上师心自用法给摧毁掉了。

所以在今天经学是不存在的,今天没有经学了,我们的经文也濒临着灭绝的危险,所以蒋老师说欲先亡一个国族先亡其经典,欲亡其经典先亡其经文,欲亡其经文先亡其解释系统,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正确的解释系统早已经被摧毁了,早已经被一个完全异化的,完全异质的,完全夷化的这种西化的解释系统所取代,所以在这个西化的解释系统里边我们的经学已经彻底的不存在了,我们只有经的白文了,不存在经学了。这个经的白文也将濒临灭绝。因为经学没有了,第二步就会是经文的灭绝。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形势就像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明全方位的还面临着这个危险的境地,我们的语言还在面临着危险,我们的经文也面临着危险。

这个反向格义解经法就是绝学道丧的根本原因,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的问题不仅仅是政教的外在框架坏了,更为严重的是西化,西化的见地已经沦肌浃髓了,西化的见地已经深入我们的内心,见地被西化所污染,已经深入内心了,已经深入到我们的骨髓里面去了。这是今天我们这个中华文明面临的灾难当中更加严重的地方,就比以前的任何一次都要严重。所以复兴起来,困难也就前所未有的大。在汉代的时候,像献王、汉武帝那样,把儒学下道命令把它提为国教的地位就可以了,把烧掉的经书再从民间搜集到,重新的加以重视,加以传承、研究,用来做教化的主体课本就可以了。但今天,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不会用中国的世界观、用中国的眼睛再去看世界了。他看待世界的方式、包括看待自己和看待他人的方式,看待自己这个文化,看待其他的文明的这种角度都已经是西方的,他已经不会用自己的方式看待世界了。他这个已经夷化的非常深了,就是这个灾难非常的严重。我们讲这些,就是要从根源上来解决这些问题。所谓根源就是这个学术规范的问题,就是这个学科体系的问题。所以我们说正名把握到了学术规范和学科体系,我们才能够把握到它的纲领,把握到它的纲领,把握到它的精髓,否则的话这个名只能是枝枝节节的,从表面上去正,还不能够找到它的关键。之后我们找到了这个学科体系我们才找到了正名的关键。

二、科学与中学的关系

(一)科学如何从中学中产生

下面我们来看科学,我们前面讲了对哲学的认识。哲学是如何出现的,哲学到底怎么去认识它。我们现在来看科学,科学是如何从中学里面启发而出的,总之我们来看一看,科学是怎么出现的。

还是那个问题,科学被说成是传承了古希腊,古希腊人不仅仅发明了哲学,而且发明了科学,所以近代就是复兴古希腊的学问,所以近代的哲学是复兴古希腊的哲学,那么近代的科学是复兴古希腊的科学。我们被告诉的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来看事实的真相,事实的真相是没有古希腊,所以科学也不是从古希腊里边来的,科学是从中华的器学启发而出。

那么中华的器学如何变成了科学教里面的科学呢,那我们先得看这个中华的器学和科学的不同。我们可以列两点,第一点,我们中华的器学是在经史子器这个框架里边的器学,西方的科学它是在哲学和科学这个框架里边的,所以所处的这个框架不一样。第二点中华的器学,是生态的可持续性的不会给人类带来自我毁灭这样一个结果,那么西方的科学就是反生态的不可持续的将要导致毁灭。这两点之间是有关系的,第一点就导致了第二点,也就是说中华的器学为什么是一个生态的可持续的这样的类型,是一个健康的类型,对,我们的可以说是健康的类型,这个是一个癌变的类型。西方的科学是癌变的类型,中华的是健康的类型,这个说就更加全面了,更加贴切。中华的器学为什么能保持健康的状态,是因为它一直在道的调控当中,它没有脱离道的管制和养育,没有自己独大;西学西方的科学就坏了,它脱离了道的管制,科学成为自己独大的存在,脱离道的科学一定会成为一种癌变的状态。所以我们说在经史子器里面这三个都属于道学,形而上之谓道,形而下之谓器,其实经史子器的划分是用道学和器学来划分的,道学包括三个,经学也是道学,子学也是道学,特别是经史,假如最重要那个道学是经学的话,第二重要的那个是史学,所以经史之学合称。最扩大的那个道学就是经史子,都是道学,都是包罗万象,无所不包,研究这个根本性问题的,研究天人之际的这样的学问,不是枝节性的,不是分科之学,所以它是整体性的,道学是整体性的,器学是枝节性的。枝节性的学问独大,一定会导致灾难。这分科之学只及一点不及其余,所以一定会产生癌变的问题,在某些点上,在某个方向上,畸形地膨胀地发展,不顾及整体,这样就会对整体造成灾难,它的结果就是摧毁这个整体。就像这个毒瘤一样,在某个方向上,在某个系统上,在某个部位上,无限制的增长,就会造成这个机体的平衡失去,被打破。整个的整体就不能平衡的存在下去了。

(二)西方神学的弊端

我们说西方本来是有个道学的,就是它的神学,它的宗教,它不是也有经学么,但是这个宗教神学有个非常重要的缺陷,那就是它里边没有科学,太单一了,太贫气了,它只讲礼不讲乐,只讲控制不讲放松,不讲潇洒,不讲洒落,总之它到一个极端上结果就是走向反面了,一定会导致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宗教里面没有科学这样导致的就是从宗教走向了科学,也就是说宗教被抛弃了走向了科学,那宗教呢,是出世的学问,是禁欲的精神,那么这个科学呢就是溺世的精神,纵欲的宗旨,正好相反,所以就从它的本面走向了它的反面。

也就是说在宗教的年代那个时候,一直在压制人类,那个西欧人的物欲,各式各样的欲望都被压制,压制的过久了,没有喧抒的方面,所以就发生了很大的反弹,所以这个人生观,就是说当时人类的业力积聚久了以后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人生观发生了反弹,就是说从禁欲走向纵欲是必然的,这个时候就发生在14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各种机缘,根本的原因就是禁欲的反弹再加上其他的外部因素,比如说生活好像好一点了,有点文化了,有点积累了,有了这个过幸福生活,过好一点的契机,那么长久的困苦的西欧人,他们一心想过地上的好日子了,不再想追求天国了,以前奥古斯丁上帝之城所描述的那个年代里边那个精神就是说抛弃这地上的人间之城吧,这个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地上就是痛苦,不可能有幸福的生活,所以就要抛弃这个地上的生活,追求幸福的天国,他们追求了一千多年了,天国老是不来。所以就改了,想过地上的好日子。这个宋明理学中国文化的传入就是说跟中国的交流跟阿拉伯文化的交流,宋明理学的传入也让他们看到了有一个地上的天国的存在,那就是中国。所以在很长的时间内,在十九世纪之前,西欧的人知道了中国以后,那四五百年当中中国就一直是他们心中的地上的天国,是其崇拜的对象。

所以我们说这个人生观的,西方的人生观从禁欲转向纵欲跟这个宋明理学的传入和误导也有极大的关系。我们就说了,在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到了十七十八世纪以后,哲学成为人生观教化的主体了,宗教越来越衰落了。但是哲学这两派都是宋明理学启发出来的,全是断见,所以断见就会导向纵欲,全是纵欲的哲学。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极其直接,毫不掩饰,德国古典哲学也是推波助澜。在另一个方向上相互辅助,一唱一和,所以德法这两国就主导了,它是欧洲主要的国家么,就主导了西欧的人生观的潮流,宗教的衰落,禁欲的人生观过去了,哲学是反宗教的,一开始就是以反宗教的面目出现的,把宗教反掉了。所以就导启了这个纵欲的人生,所以宋明理学在纵欲的人生当中,在启发西欧的纵欲的人生观当中起了不可抹杀的作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就是说传教士他们没有想到自己介绍中国学问的结果竟然是这样,竟然是把自己所要传的那个教,在自己的本土给搞掉了。这实在是事与愿违。本来是要向中国传教,要让中华归主的,结果呢,结果自身在本土都不保,也就是说中华至今也没有归主可是他那个耶教在他的本土都久已失势,向中华传教的结果竟然是这样,实在是大出他们的所料。他们要知道这样,他们宁可不向中华传这个教才好。所以中华这个文化还是碰不得。向非洲传教没问题,非洲归主了,向美洲传教也没问题美洲也归主了,甚至印度也归主了,差点儿。中华不好办,后来又出了个毛泽东,就更不好办了,所以总在他们的意料之外。中华不好理解,也不好办。这样传教士介绍中国文化事与愿违,宗教大大的失势,哲学和科学主导了西欧,主导了世界。本来这个宗教是作为西方的道学的,这个道学现在也起不到它的作用了,让哲学和科学独大了。那么哲学算是道学么?我们看这个问题,我们说哲学算不上道学,因为哲学是启发这个科学的,它是和科学同时出现的,都是相互配合的,哲学可以说就是科学的人生观。总之这两个都是反宗教的,这(哲学)是纵欲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还有宇宙观,这个科学就是纵欲的实践和工具,所以这两者相互配合。所以哲学可不是道学,它不是来控制科学的,它是要对科学推波助澜,它是配合科学的,两个相互配合,哲学做了科学的帮凶。所以哲学起不到我们的道学所起的作用,也就是说起不到限制物欲、限制科学独大畸形化的这样的作用,它是推波助澜。所以这样科学、哲学构成的这样一个我们可以说就是科学教的框架,那么科学教就脱离道而独大了。脱离了道的控制独大,就一定会从正常的状态走向反面,一定会把中华的正常健康状态的器学畸形化为癌变的科学。

(三)中华对近现代西方文明的影响

我们说催生近现代西方文明,中华因素所起的作用至为重要,然而健康合理的中华因素宗旨是以天道和传统节制欲望,都被歪曲为畸形有害的形态,宗旨是摧毁天道与传统,任欲望流行。

酝酿催生近现代西欧文明,中华因素所起之作用至为关键与重要。亦可曰:纵欲之科学教文明乃将儒教见性文明之正经念歪之结果。那怎么念歪的呢?将中华利用厚生天人和谐的生态科技畸变为戮天役物的自毁性现代科技;将中华重农抑商和谐稳定的农业文明癌变为工业为主体的无限增长的工业文明;将中华重农无为国家调控道义至上的伦理型市场经济歪曲为工业为主体的完全放任的见利忘义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将以中国为主导的大陆海洋一体的世界贸易体系逆转为以西方为主导的海洋宰制大陆的体系;将天下从中国为中心的讲道德的共荣的朝贡体系篡改为以西方为中心的野蛮掠夺损人利己的殖民体系;将圆具天心民意传承三重合法性的王道政治蜕变为民意一重独大的民主政治;将德才兼备以德为主的科举考试制度低劣化为去道德的只重中性知识的文官考试制度。所以这些西方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来自中华,可是都已经癌变了,所以是将中华的正经念歪的结果。我们列举一些,就是说现代科技、工业文明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海洋宰制大陆的这样一个世贸体系,还有这个殖民体系,民主政治,文官考试制度,这些都来自中国。但是都已经不同于中国那个原本的样子了,都已经似是而非了。风云际会,这些因素凑在一起,相互协调配合,使欧美各国成为一个个运作良好的强盗集团,向外掠夺成功,内部分赃均平,遂令其骤然兴起。这些因素的畸变,全是导向纵欲,而向外扩张的顺利实施使纵欲暂时可行而不至自毁,非但不自毁,反而显出井然有序欣欣向荣之极具迷惑性的景象,令举世浅识者艳羡不已。然而假象终究要破碎,纵欲的结果一定是毁灭,不过由于输毒于外,以空间换时间,从而将欧洲的迅速毁灭变成了全人类的推迟的毁灭而已。所以我们说,近现代文明是中华因素在泰西浊劣的天地和有毒文化环境里发生畸变的结果。这个畸变的文明携着它方兴的优势如滔天洪水般席卷全球,全球都被纳入了这个畸变的体系,这就是现代文明。这是这个从文明、文化这个角度。

我们再念一段。通行的说法是,西方文明有一脉相承的独立演化的历史:古希腊产生了罗马,罗马产生了基督教欧洲,基督教欧洲产生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产生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产生了政治民主和工业革命。实则这一套说辞,全系伪造,全然不合事实。如此说辞下,西方被打造成了一个连续不断的主流正统,东方被边缘化了。但真相是中华才是世界历史之一贯的主干,其余都是断续的旁支。近代欧西文明与其前的耶教文明及再前的希腊文明并无直接的前后承继关系,它其实是中华文明在近代旁出的一支,是中华因素在泰西浊恶的天地人文环境下发生畸变的结果,现代文明则由此一畸变旁支随后反客为主以夷充夏而来。

中世纪的文明跟近现代文明是两个不同的类型,没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这是显然的,所以他们自己说,近现代文明是希罗的复兴,是反中世纪的。而复兴了希腊罗马是这样说的。但是我们下面会看,我们一般说法是,欧洲的近现代转型是古希腊文化的复兴。中华对欧洲近代文化转型之作用,被十九世纪以来欧洲中心论的世界历史有意的掩盖删除了。事实上华夏与近代欧西同时性的横向关系远大于古希腊与之历史性的纵向关系。这是我们姑且还承认有古希腊的存在,如果我们连古希腊都不承认的话,那这句话就可以改为说,就不用再说了。因为欧洲奇迹的关键有二,工业革命与海外殖民地的获取。欧洲的奇迹关键是这个,工业革命与海外殖民地的获取,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仅仅有一个,特别是仅仅有工业革命就不行。仅仅有工业革命,没有海外殖民地的获取,那么欧洲早就成了废墟了,那么就说英国率先就成了废墟了,不可能有它的兴旺发达,欣欣向荣,日不落帝国。所以工业革命与海外殖民地的获取是两个相互配合的条件,是欧洲成为天下主导的,是英国主导全球的两个必须的条件。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中国技术引入的直接结果,就是说工业革命的发生不是我们被教育的那样,是在牛顿的理论之下才有的,是科学的理论创造出了这个技术,工业革命所说的那些理论导致了工业革命,不是这样的。工业革命跟牛顿的理论,跟当时科学理论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工业革命所需的那些关键性的技术全都是不认识字的工匠所发明的。所以我们说这一共有三四次工业革命吧,前两次都是跟理论没有任何关系的,就是说这些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新的技术,也就是原来的这种生态技术的基础之上,发明了一种反生态的,所谓的用石油和煤做动力的自动化的技术,比如说这个纺织机就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从中国传过去的。那么英国的工业革命基本上就是纺织机的革命。就特别简单,只不过是用煤做动力,把这个手动的纺织机改成了自动的织布机而已,如果没有中国的用脚做动力的织布机,那种小时候我们老家还有,如果没有那种织布机的话。就不可能有欧洲的自动织布机,这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中国的生态技术如何作为前提启发出了这个近现代西欧的反生态的技术形式。那个改变其实是特别小的,自动纺织机的发明其实特别容易,主要的技术都在原来的那里边,只不过动力发生了变化。这个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发明,什么蒸汽机啊,中国人早就发明出来了,中国没有把它落实为一种普遍的实践形式,另有原因,不是中国人发明不出来,总体来说是在道学的调控之下造成的。中国人自觉的不采用这种反生态技术。这个海外殖民地的获取那更全是中国技术,可能这个中国技术是间接的从阿拉伯人那儿传入的,造船的技术,比如说那个尾舵的关键性的技术,航海的指南针的罗盘的技术,星图导航技术,导航的学问全都是从中国来的,有的是从中国直接传入的,有些是经过了阿拉伯的转手传入的,也就是说没有中国的航海技术就没有西方近代的海外殖民地的获取。除了这个航海技术之外,中国的火器的传入,也对海外殖民地的获取起了重大的作用,如果要没有火器的话,那么少一点的西方的人没有办法消灭那么多的当地的土着人,无法把他们变为奴隶,无法把他们从自己的土地上驱赶出去。这个火器也全是中国传入的,这个可能都很早了,可能跟蒙古人有关系,蒙古人率先地从中国学去了这个火器的技术,元朝么,那个元朝的跨欧亚的大帝国,就把这个火器的技术传入了欧洲,这个火器的传入其实是那个欧洲近代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从此以后那个骑士就没落了,所以封建也就没落了,因为那个冷兵器不再起作用了。所以四大发明我们从小就学好像就起了一个反作用,我们都不觉得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了,因为都司空见惯,听的太久了,所以就不拿着当回事儿了,其实确实这个四大发明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所以火药、指南针、造纸、印刷,两个属于文化学术方面的,两个属于技术方面的,确实是,就像培根说的,起到了无以复加的作用,它的传入导致了欧洲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文艺复兴可能跟四大发明当中的前两个就是造纸和印刷有直接的关系,没有造纸和印刷的传入也就没有文艺复兴。这个工业革命,海外殖民地的获取就跟后两个有关系,就是火药和指南针。当然什么炼铁的技术,纺织机的技术都在这里边。就是说这些中国技术的传入就导致了欧洲近代那些关键性的步骤的出现,文艺复兴啦,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啊。所以我们实在是丧失了文明记忆太久了,我们自觉的融入了欧洲中心论,我们成了欧洲中心论的信徒,从小就受着这个欧洲中心论的世界观的浸润,乃至我们就发现不了欧洲中心论了,我们就以为欧洲中心论就是天经地义的,就像鱼生活在这个水里面,就像人生活在空气里面一样,人发现不了空气的存在,很难发现空气的存在,鱼呢,也不觉得水的存在,夷化的人,甚至也意识不到欧洲中心论的存在,我们就觉得事实如此,天经地义,所以我们从小就受这个四大发明的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反而没有起到他的作用,我们知道四大发明,但我们不相信四大发明真的有那么大的作用。可能我们的课本里面就没有说它有什么作用,我们小时候我就不记得说到它有这么大的作用,只不过说我们有四大发明,好像可以举出祖先的那些古董来炫耀一下而已。

(四)科学学科与中国文化之渊源

下面,就我的所知谈一下,科学这些学科到底是怎么,是怎么从中国的影响下演变而成的,因为我们这个研究还是开创性的,首创性的,前面还没人这么想过,也没人敢这么想,我们这是开创性的。

1、工学

先看最重要的工学,我们说这个技术是这个现在文明的最主要最重要的因素,最关键性的因素,那么这些技术从哪来的?这个李约瑟先生已经有定论了,就是说现代工业文明所立于其上的那些基础性的技术百分之八十都来源于中华,这个就不用我们去研究了,所以工学肯定是从中国来的,这个是毫无疑义的。所以我们刚才说四大发明,包括纺织机,只是举了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最重要的例子,其他的那些也都在,可能还有很多很多的。我们去看那个李约瑟先生的著作就可以了。所以说工学肯定是来源于中国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工学这么好,怎么到了现在的技术又这么坏了,这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说这就是由那个问题造成的,由于脱离了道学的控制,所以就由健康的状态演变成了西方的这种癌变的状态,它的关键就是纵欲,舍道而从欲,所以就不计后果了。没有道学的控制了,没有道学的见地了,举世为了满足当下的这个欲求所以不计后果,将健康的中国技术,生态的中国技术就转变为反生态的癌变的现代技术了。

2、农学

农业这个我看过一些资料,就是说西方的近代农业从这个康乾盛世时代的中国技术传过去以后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前他们的那个技术实在是过于原始,效率太差,从这个中国的康乾时代的技术传过去以后,西方的农业才有一个基本的起色。我上次课也约略讲了一下,在这个基础之上才有了所谓的现代农业,也就是以大面积单一种植,使用农药、化肥和石油的这种农业。这样我们也就知道现代农业它的根源还是中国的农业,但是又发生癌变了,健康的中国农业形态转成了这样一个癌变的形态。

中国的农业是实行多种作物混杂种植的,从来没有中国的传统农业要大面积的单一的种植,没有这种事啊,我们小时候基本上还是传统农业,都是这个一片一片的间隔着种的,哪有这个像西方这样,从乌拉尔山脉以西到英国全种土豆的,那这种制度也太低劣了。这个农药的出现我们上节课已经说了一点,化肥的使用都跟种土豆有关系。后来又有了石油的自动化技术的机械化农业上的使用。也就是说现代农业已经是工业化的农业了,离不开工业了。农业的基本的技术,基本的原料全都是从工业里边来的,所以现在农业已经是工业的附属产业了。虽然它还名曰为第一产业,其实它是附属于工业的,也被工业所剥削。在社会主义国家就有这种剪刀差,一直到今天都消灭不了。

所以说中国的三农问题为什么迟迟解决不了,而且还越来越严重呢?我们去衡水的时候还听说要消灭乡村。这个咱们河北省已经开始了,在衡水我们去的那个枣强县附近已经把一个村推平了,没有任何的下面的交待,就是说这些村民搬哪儿去不管,一个人一年给三千块钱的租房子的费用,就这么解决。我还听说河北省计划要五年之内全部都实行并村计划,把五千个村子并成两千个村子甚至更少,全部搬进楼房里面去。就是说三农问题实在是严重的不得了。农业的问题,这个耕地没人种,为什么没人种,为什么那些农民种地没有积极性啊为什么老人孩子在土地上敷衍,为什么青壮年都到城里边去打工去,这为什么?对,因为不挣钱,在这个讲究钱的社会,他不挣钱谁下功夫种田啊。那为什么不挣钱啊?价格低吧,这就是剪刀差造成的,这个不是自然造成的,当然可能跟这个入了世贸,总之这是整个世界都是这样的,就是农产品的价格过低,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就是人为调控出来的,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的。这是不合理的,给农产品过低的价格是非常不合理的,这都是工业剥削农业的大的态势下的产物,是农业附属于工业的产物。在以前我们传统的这个结构里边,农业确实是根本,所以四民里边农也是排在了第二位。但是到了现在,这个农业与工商业本末倒置了,农业跟工业的,还有金融的本末倒置了。金融这属于第三产业,这是第二产业,这是第一产业,现在是这个(金融)最厉害,这个(农业)最不受重视。

所以就有两个问题,两个难题。工农业的关系有个难题就叫做金正日难题,金融跟工业的关系里边有个解决不了的叫奥巴马难题。奥巴马想干什么呀,想振兴制造业,振兴不了,你看他第二任都快到尾声了,他制造业没任何起色,美国人还是百分之八十的搞金融,制造业振兴不了。金正日难题就是他想振兴农业,在工业化了以后,在农业现代化了以后金正日想振兴农业也振兴不了。就是说在朝鲜它的农业现代化要比中国早的多,在六七十年代在苏联的支持下,那些小国么就现代化了,就机械化了。石油机械化的那种农业,所以很多人都到了城里边去了,用不了这么多人了,都到城里边当工人去了,那个时候苏联给他石油给他各种支持,所以他那个体系运转的还挺不错,后来苏联不是垮台了么,没人给他石油了,总之它的农业失去了工业的支持,按理来说还得回到传统农业中去,就是说城里的工人,原先从乡村去的那些人也应该再回到乡村去重新拉大锄,可是没人愿意,他们宁可在城里边挨饿失业也不愿回到农村去拉大锄了。

奥巴马想让那些搞金融的人去从事制造业一样,也没有人愿意去。所以现代社会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本末倒置,在这里面也显出了这个特点,彻底的本末倒置。最重要的事情最被轻视,最荒谬的事情却成了堂而皇之的主导。我们说金融简直就是赌博啊,这成了第一产业了,成了最重要的产业了,成了人们从事的最主要的活动了,你说这多么荒谬啊,极其荒谬啊,我们说工业本身就是生产的那些与人基本的生活无关的东西,生产的武器,所以工业跟武器,跟军事工业有极大的关系,生产的是杀人的东西,工业是这么来的。工业跟农业一比它就又是很末的东西,在工业文明里边工业成了最主要的东西了,在后工业文明里边金融成了最主要的东西了。所以这多么荒谬啊,所以这种荒谬的东西,不合理的东西按理来说是长不了的,所以我们说这个资本主义文明,它在不断地遇到危机,在危机当中寻求出路,左冲右突直到最后彻底崩溃为止。所以它不是一个能够稳定下来的东西啊,不是一个可持续的,稳定健康的状态,它诞生之日起就不断的在危机和寻求出路当中不断的变化,就是因为没有找到正途,它根本就不是一个能够稳定的状态,最终要崩溃。这个现代农学来源于中国农学也是没有异议的。它如何成为这个畸形的状态,我们也可以给它一个合理的解释。

3、理学

理学,我们举一些例子吧,就说化学,化学跟这个农学,工学有很重要的关系。化学就是说化工有很大的关系,我就是学化工的。这个化学怎么来的,近代的化学和化工是怎么来的,来源于中国的炼丹术。牛顿研究的三门主要学问里面,一门就是传自阿拉伯人的炼金术,下很大功夫,在神学和炼金术方面的功夫要比他在物理学方面下的功夫大,可是那两门呢成果不多,不如他那个所用力最少的这门成果大,所以牛顿就以一个科学家,物理学家著名了。神学和炼金术方面的这种身份一般人也不知道,只有去读牛顿的传记才知道,他其实在这方面用的功夫比较大,比物理学要大。这个西方的炼金术就是从阿拉伯传过去的,那么阿拉伯的炼金术传自中国的炼丹术。

那么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就知道近代化学这种有害的化学,它是如何从我们这个通天人之际的这个非常神秘的很妙的东西里面转成的,越来越等而下之了。本来这个炼丹术里边,这个黄白术里边,炼丹里边主要炼两种东西,一种是金丹,一种是黄白,金子和白银,这个炼金术感觉就是从黄白术里边传入的,这个最主要的东西黄白术是炼丹术的副产品,炼丹术的主要目的是要炼出金丹。炼黄金炼白银只是中国炼丹术里边次要的学术,结果阿拉伯人主要学的这个就是黄白术,把黄白术学去了叫炼金术了。我们中国的炼丹术炼丹成仙的那部分他就没学会,或者说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学的怎么炼出黄金来,炼黄金白银这些传到西方去以后西方人跟阿拉伯人学的更是怎么炼出黄金来。然后研究研究就有了近代化学了,道尔顿那些人发明了一些化学理论,什么原子论,分子式,以前有什么燃素说,后来又是原子论分子论这样的学说近代化学就这么演变而来。

炼丹术是通天人之际的高级学问,它这个炼出来的产品是可以让人服之而成仙的。象在唐代以前中国的道教他们主修的就是外丹术,就是那个时代的成仙手段,从黄帝广成子再往前伏羲神农他们一直到唐代,成仙的主要手段是炼外丹服用外丹而成仙,象葛洪他们都是以炼外丹为主的。这个非常高级的学问也是中华独有的学问,也就是说成仙在其他的学问里边,比如说印度,主要还是靠内炼,自己在身体上修炼而形成的,通过服用一种物质性的东西而成仙只有中国才有,其他的文化里边没有,炼丹术是用来干这个的,是用来成仙的。那么近代化学显然离这个成仙的目的就十万八千里了,没有了。它完全是生产出一些东西来,制造一些原来没有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有害的,服之不但不能成仙,反而,不管是怎么用吧,还是有害的,比如说化纤穿上就不如天然的棉花、蚕丝好,这个各种食品添加剂就不如吃天然的好。所以现代化学化工生产出来的这些东西对人体不但无益,全是有害的。而我们这个东西,这个金丹是吃了能成仙的,那对人体是有大益而无害的,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就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就是这样的学问从高级的状态演变为低级的状态,就这样一步一步等而下之,就出现了。那这些化工的产品现在真是泛滥成灾,农业上也全是这些,我们日常生活中吃的用的也全是这些,全都是化工产品。所以我们今天的污染主要就是由于化工,化工成了反生态的一个主要的部门了。那中国的炼丹术可不会造成生态问题。所以我们中国是一种特别健康的高级的学问,经过阿拉伯的转手到了西方就成了这样一个非常差的有害的学问。化学虽然来源于中国的炼丹术,可是却发生了癌变,从那样一个健康的高级状态变成了这样一个癌变的有害状态了。

物理学在中国也找不出什么成型的学问来与他对应。物理在西方是从哲学里边分化出来的,所以还是来源于,那个理论物理很多还是来源于经学和子学,还有那些属于技术性方面的,因为物理学也是一个很庞大的学科,比如说有力学,力学这一部分可能就和子学经学的关系就远一些。可能跟中国的器用之学关系就大一些。李约瑟在他那个书里边会找到很多的材料,中国的电磁学材料,中国的力学有很多的材料谈到力学的这些问题。这是理学。

这个数学,我们说有三个主要的数学类型,一个是中国的,一个是印度的数学,一个是西方的数学。三个主要的数学传统,西方的数学传统,西方的它伪造出来的传统就是古希腊,巴比伦这种数学传统,这些都是伪造出来,真实的可能都是从阿拉伯传入的中国和印度的数学,包括这个零,零这个数字中国也有,印度也有。总之西方的数学不是来源于西方自己,象它自己说的那样来源于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没这回事儿,那都是伪造的,真实的来源是经阿拉伯转手的中国和印度的数学。这是数学。

4、中学西源

还有我在这个星期看了一些介绍中学西源说的文章,这个中学西源说它的主要的范围,主要就是天文历算之学。从晚明到清初,天文学就是历法要靠西方人来帮助制定了,你说中国的天文历算之学衰落了,西方人反而比我们要精通,这样就发生一个问题,中西文化到底什么关系啊,中国的学问西方的学问什么关系啊,中国人的自尊心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它就有一个学说是中学西源说象方以智,黄宗羲,康熙这些人不约而同的提出了中学西源说,主要是针对这个天文历算方面的这个背景来的,后来就有扩大的中学西源说,到了鸦片战争以后我们要在技术方面一直到后来政教方面全面的学习西方。

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在开始的时候还是用中学西源说来排除阻力,就是说我们现在虽然是学习西方,我们其实是在复兴我们古代的东西,这个精神在孙诒让先生那个《周官政要》里面体现的也比较明显。所以孙诒让先生也是一个中学西源说的在晚清民国时代比较主要的派别。这是他帮着盛宣怀起草的一个奏表,盛宣怀本来是要把这个东西上奏朝廷的,托他写的目的是上奏朝廷,这里边就涉及到了几十项的改革措施,一条一条的,什么朝仪等等。那都是先引一段周礼里边的话,然后再说西方人是怎么做的,最后说我们应该怎么改革,所以这样就把学习西方和复兴我们古代的优秀传统就调和起来了,就不那么突兀了,顺理成章我们中国人总是习惯于复古么,这时候就用这个复古来解释学习西方,所以说中学西源说里边学习西方就是复古,所以就给这个学习西方找到了很顺理成章的充分的根据。总之在天文历算方面我们从唐朝以前这种兴盛状态到了宋朝以后就开始衰落,到明末清朝以后就基本上,确实是得靠西方了,制定历法要靠西方。

本来在这个书里面,加文.孟席斯先生写的,《1434.一只庞大的中国舰队抵达意大利并点燃文艺复兴之火》,也就是说中国点燃了文艺复兴之火,在这书里边,加文先生就说在元朝元初郭守敬先生那个时代,元朝的中国的天文学、数学是相当的发达,在郭守敬那儿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不但是中国的高峰而且是世界性的高峰,世界上其他的地方无出其右,什么阿拉伯的天文学都没法相比,黑暗的西方就更别说了。这个书里边就说哥白尼的那个体系都是从郭守敬的这个星历表里面来的,这个星历表太厉害了,能够预测哪一年哪一日哪一个时辰的星象,可以从这个星历表里面预测出来,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厉害透了。哥白尼这个日心说就是从郭守敬的星历表里边来的。这我也不是很专业,人家这个加文先生可是很专业的,他是这个英国海军的领航员,是专门研究这个的,研究导航的,这个星历表是他的专业,所以他说这句话我们也不能不当回事。我们不是搞这个的,所以人家是专业的,是搞这个的,所以他这个话还是有分量的,也不是随便说的。到了明末的时候一直到清代中国的天文学就不行了,所以要靠这个传教士,这几百年当中,我们的器用之学衰落的很迅速,本来在郑和那个时代,我们在各方面都是远远的领先于世界的,也就是说在五百年前,一四几几年的时候,可是经过晚明,特别是清朝这几百年吧,我们这个器用之学也迅速的落后了,迅速的衰落了,乃至这个天文历法最重要的这个历法。我们视这个历法为一个王朝的最重要的受天命的根据呀,统治的合法性的根据呀,这个应该是中国人用自己的传统里边的东西搞出来才最为顺理成章,结果要依靠西方的传教士,这实在是让人不能接受,所以要搞这个西学中源说来解释这个事情。

5、医学

下面是医学,我们说西方在中世纪没有医学他们又说自己的医学来源于希腊罗马的医学这又是给自己找一个伪的祖宗,其实还是从阿拉伯那儿学了一点,阿拉伯从哪儿来的,还是印度和中国的医学,阿拉伯人他自己没有独创性的学问么,什么都是从外面,从东罗马,从印度学来的。所以西方的医学大概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吧。从阿拉伯人学习到的还是西方的传统医学,然后呢在有了化学以后,特别是二战以后有了现代医学。阿拉伯人那儿是从中国和印度学去的,也就是说西方的传统医学那儿,他还不是那个化学制药的,还是用那些传统的自然的药物,什么草药啊那些。所以他那个希波克拉底的四黏液学说说是希腊人发明的这我不相信,因为没有希腊这种东西,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也许是从东罗马来的,总之那种学说的传统的味道是比较浓的,四种黏液说呢还是一种整体性的这种看法,跟中国的经络学说,脏腑学说啊,还是要比跟今天这种细胞学说要接近的多么。

那现代医学就是在现代技术支持出来的,所以我们说技术这个工学是最重要的东西,在这个工业文明里面是最重要的东西。农学,医学都是这个技术的副产品,属于它的附带学科,所以现代医学离不开现代技术,显微镜的发明,化学制药的发明,各种手术仪器,检查仪器的离了现代技术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说现代医学是现代技术,现代工学的一个附属学科,附属产品。这样既然现代技术来源于中国的技术,那么以这个现代技术为它主要手段的现代医学肯定也就跟中国的工学脱不开关系了,对不对啊。它那些理念可能就跟中国传统的医学大相径庭了,也就是说现代医学在这个西方的这个传统医学的阶段,可能还是受这个中印的传统医学理念影响多一点,到了现代医学的时候,它这个理念方面就跟中印的医学理念,对人体的认识,大相径庭了,可能是就反了。我们这种从整体性的,以预防和养生为主的这种医学理念跟它那种割裂性的以治病为主的理念相去甚远。这个就是现代医学跟中国的工学更有关系,也就说现代医学跟中国的传统工学更有关系,跟中国的传统医学反而关系不大。我们就知道现代医学是个什么东西了。它只是一个技术性的门类,是要把人当做机器来对待的,是以动手术为主的,也就是说现代医学的最拿手的东西就是抗生素和手术,就给你消炎,手术必须得消炎啊,是吧,所以这个抗生素的大量的运用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发展起来的。这个现代医学体系就是二次世界大战时候发展起来这种战争医学,战争转民用的医学,以大量使用抗生素和手术为主要的特征。

所以这是医学么?这简直就是屠人之学,就是杀人之学,这哪儿是医学啊。所以美国的曼博士就说现代医学就是一个教会,医生就是它的教士,医院就是它的教堂,外科仪器就是它的祭器病人是它的祭品。曼博士就说假如人类要想获得健康的话应该让百分之九十的现代医学从地球上消失,人民才有健康可言。我看也是这样,百分之九十可能还不够,百分之九十九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的现代医学要从地球上消失。也就是说现代医学成了摧残人类健康的一个手段了。不再是让人健康的一个手段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疾病都是治疗性的疾病,都是治疗出来的,这个估计你们没听说过,但确实是事实,是治疗出来的,当然也不是说是一次治疗出来的,是从小到大这样持续性的用现代医学手段治疗出来的。所以现代医学实际上就是给人表面上暂时的治好了病的时候留下了后患。让你再当回头客,然后再痛下杀手,宰你。在这宰的同时又种下一个隐患,让你再回来,更大的宰你。所以古人是悬壶济世的医学主张,行医的目的是这个。今天呢,就是赚钱啊,以赚钱为目的的医学当然要采取这种留下后患让你再回来的手段啊。所以我们说百分之六七十以上的病是治出来的,绝非耸人听闻。

(五)总结中国工学对现代文明的影响

我们中国的工学真是罪过不小啊,衍生出了现代技术,甚至衍生出了现代农学、现代医学,要把人类毁灭掉了。所以诸玄识先生说,中国应该下罪己诏,中国技术传播的结果导致了现代文明的出现,现代文明将要导致人类的毁灭,那你说中国不应该下罪己诏么,不应该反省自己么?所以利器不可以示人,我们这种技术的传播起到了有害的作用,要没有这些中国的技术的传入西欧就不会有现代文明,就不会有理工农医,也不会有这些,因为整个的现代文明都是建立在现代工学、现代技术上的文明。这些也是一样的,这种经济政治的运行方式也都是从这里导出来的,所以这是一个技术的社会。所以中国的工学真是功劳大大,它生出了现代各门学科,那么现代的政治体系、经济的体系都跟中国的工学脱离不了关系。所以我们说西学各科就不是这样由中国的这种同类的学科这么直接出来的,当然这是一个方面,中国的政学导出西方的政学,中国的法律体系影响了西方的法律体系,但是这种横向的联系远远还不如中国的工学的作用大。所以我们说这是主要的,中国的工学加上横向的这些同类学科共同的作用导出了这个科学教的这些学科,基本上就是这样。中国的工学加上那些中国的同类学科导出了今天的科学的学科体系,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笼统的结论。

——摘自孟晓路《西学之中学渊源》

 楼主| 孟晓路 发表于 2019-3-25 19:25 | 显示全部楼层

现代文明的源头是中国四(汉唐哲学)


孟晓路

第六次课堂笔记整理

尹佳荫20144129009

本文2万字,阅读需时30至50分钟

一、学科门类:哲学和法学的整体追溯

后来我研究了一下十三大类的,咱们这个现代学科分类,这个可以在网络上搜索到,这是一个整体性的把握,今天的人好像很少思考这个问题,现代的人都是搞自己的那一小块儿,中哲西哲都搞一个人,就别说整体的把握了,今天的学问风格就是专业化。子曰:“君子不器,”我看今天就是子曰的小人之学。君子不器,显然就是说小人就是器(器,机器的器),这跟今天机器的时代正好相应。君子的学问是道学,并不以专业为限制的,小人之学,就是专精一门。

“樊迟问稼,子曰吾不如老农,樊迟问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这段话我知道得很早,小时候没有机会读古书,是从我父亲的口中知道这句话,他是怎么知道的呢?他是从批孔那些书中得知的。那个时代也跟孔子有接触,就在文革的时候,反而跟孔子接触的也不少。把六艺找出来,找出一些话来,进行批判,其中有一段就是批判这个。因为后面还有,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就是说为圃为稼这些不是君子要专门研究的内容,专门研究这个那就是小人,这就是当年孔子被批判的一个条目之一。今天的学问基本就是小人之学,孔子批评的专于一隅的这种学问。

这十三大类,我看还是混乱比较多。哲学的下面好像它是这么分的,三级,一个是学科大类,学科大类就是我们所列出的这三个学科门类,还然后还有一级学科、有二级学科。学科门类:哲学、法学。哲学的一级学科有中国哲学,大家帮我搜索一下,搜索这个一级学科,总之我记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好像是二级学科(哲学是一级学科)啊,嗯,哲学是一级学科,然后下面是宗教学是不是?(嗯)还有什么?(宗教学是二级学科)啊?哦哦,就是说不在分啦!那下面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吧?还有中哲、西哲、伦理、美学、科哲、宗教学。总之法学里面有几个一级学科呀,有法学是吧,社会学,政治与行政学,好像还有一个是吗?没了吗?(有四个)对呀,法学,社会学,政行,还有思政(思想政治教育),一级学科还有什么,(一级学科有四个,二级学科有27个)一级学科四个,还有什么呀?(------)嗯,那是二级学科啦,一级学科是?我觉得法学里面有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二级学科分了,马克思主义原理,我记得把马克思主义分成了两部分,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一个在哲学里面。一个在法学里面,这就是一个挺不可理解的一种分类办法。

学科门类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哲学 哲学 中哲、西哲、伦理

法学法学 美学、科哲、宗教、马哲

社会学

政治与行政学

思想政治教育

马克思主义它是一个整体,分成两大部分,一个放到法学里边,一个放到哲学里边,而且马克思主义好像它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部分放到了哲学,其它的那个,或是整体的那个放到了法学,就是这个大的原理,这三大部分,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经济学,都放到了法学,这显然不合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什么不把那部分放到政治经济学呢?因为这下面还有经济学呢。你要是分的话,马克思主义三大类中有一个政治经济学,为什么经济学不给马克思主义切割一块儿呢?没有,就切了两块。你看那个宗教,宗教是哲学里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其实放到了第三级,这也非常不合理,给宗教的位置太少太少,所以这是一个科学教的规范,没有什么宗教的位置。

再看法学下面,法学的门类是法学,下面一级还有法学,这些都算法学,这也是一个名不副实的非常明显的例子,法学门类下面还有法学一级学科,也就是说法学门类的法学跟这个法学一级学科的法学显然不是一回事,所以当我们提及法学的时候,是指法学门类呢还是法学一级学科呢?那我们平常就加以说明,但是我们平常不加以说明,所以我们就不知道法学是哪一个,大法学还是小法学,我们必须得给它一个区分。大法学里面包括政行包括社会学,这都是混乱,极其混乱,在这个法学里面,包括的东西太多,法学门类里面,把马克思的大原理都包括进去了。其实在马克思的三大部分里面并没有法学这一部分,不知道为什么要把它放到法学里面去。真想不明白,为什么要把马克思主义整体放到法学里面去?马克思主义的三大部分好像跟法学没有明显的关系。科学社会主义是法学吗?经济是法学吗?哲学也不是法学,不知道为什么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放到法学里面去,放到哲学里面还有一些道理,因为哲学包罗万象,不如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放到哲学里面去,应该放到哲学里面去,就像我们把马克思主义放到子学里面去一样,哲学与子学毕竟是属于同类的东西。

二、经济学与中学的关系

我们上节课把理工农医这部分跟中学的关系讲了,理工农医属于自然科学,我们下面研究社会科学方面的。社会科学在这十三大门类里边,主要的两科就是经济学和法学,那其它的这些军事、教育、管理、艺术,这到底是社会科学还是不属于科学?属于科学主要就是经济学和法学。什么艺术等,这属于另外的门类。教育、管理、军事,也都不好把它们放到社会科学里面去,算是社会学科,不是社会科学,那么说属于社会科学,这个门类太少,就是法学。法学这一类包含的内容太多,我看还是先把法学的一级学科作为法学,把这个政学,政治与行政这门儿独立出来,起码要把政学独立出来,但是今天它就是这么分的,所以我说这里面相当的混乱。

那我们先来看经济学吧,经济学与中学的关系。经济学在中学里面,到底有没有明确的这种对应不好说,要说有也行,要说没有好像也有道理,总之经济学在中学的学科门类里面,并不是明显的这种大的类。经史子器里面没有经济学的位置,作为二级学科,好像在史部和子部里面也没有有关经济学的这种分类。你比如说子部里面有农学,有法学,但是没有经济,没有与经济对应的;在史部里面有政书、有地理,也没有跟经济直接对应的,就是在正史的志里面有一个食货志,算是跟经济差不多对应的中国的这种学科。正史里面的志我们可以认为一科一科的这种门类,像跟经济对应的志叫食货志,还有地理志、天文志、五行志等等。食货志基本上算是与经济对应的这种名称,食货志来源于尚书的洪范,洪范有八政。

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日祭,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日宾,八曰师。”这是八政之二,食,有关农业经济的,货,是工商业,由工业生产出来然后由商业去销售,货跟财,跟货币关系紧密,食就跟农业生产关系密切,(那个七是啥?)七是宾,外宾的宾。所以在八政当中有关经济的食货处在了最优先地位,表明中国古人与今天人的看法是差不多的,都认为物质的生产是最基本的人类活动。

这个食和货,就是说粮食可由商业工业提供的这种其它的产品满足了以后,才会有祭祀,也就是宗教;司空是工业的管理;司徒是教育;司寇是法律和刑法,是社会内部进行管理,对社会内部以暴力的形式进行这类的管理,就是刑法;宾,是外交,宾和师都是对外的,宾是和平的外交,师是对外战争的这类政。所以我们看在古人那里这个“政”字是更加大的概念。也就是说古人里面的“政”字是包括食货的,包括经济学的,这都属于“政”有经济、有宗教、军事。司寇属于法律,教育、工业、工商业、宗教、军事等等这些都包括在“政”里面。所以在中国古人的观念里面“政”是一个很大的概念,经常说对一个文明最大的分类,就是分成政和教两部分,所以在古人那里边政学包括的范围很大,就像我们的十三大类里面法学包括了很多的东西一样。

经济学它是一个基础性的学科,在社会科学里面处在比法学和政治学更加基础的地位,在中学里面它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在中学里面它没有明确的分化出来,是一种比较模糊性的存在,所以要组织中国的经济思想史经济学史就得要到处去经史子器里面搜罗材料,专门的材料并不多,因为它分化出来的不明显。

三、从形式上看经济学在中学当中的渊源

《孔门理财学》介绍

我下面介绍一下陈焕章的著作,它的名字叫《孔门理财学》,也就是中国第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自己的经济学著作,也就是中学为本的经济学著作。他的名字,陈焕章,是康有为的两个大的弟子之一,另外一个是梁启超。他最大的功绩成果就是帮助康有为创立孔教,弘扬孔教,他主要致力于孔教方面的工作。孔教会就是在陈焕章和和康有为的主持下创立的,后来这个会,大概是在20年代创立的,就是辛亥革命不久,好像不到20年,大概是1911年以后创立。这个《孔门理财学》就是孔教会在组织教义方面一本重要著作,也就是孔教的经济学,所以他这个《孔门理财学》其实也就是孔教里面的教义之一,除此之外陈焕章还写了其它很多这种孔教的教义著作。这是他在中了进士以后,去美国留学期间的博士论文,非常被他的学校看中,用公费,没有由他自己筹钱,由学校资金列为学校的丛书,出版了。总之这本书在西方影响特别大,看这个封面上就有凯恩斯在经济学杂志中专门为本书撰写书评,熊皮特在经济分析史中特别强调了本书的重要性,马科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将此书列为重要参考文献。我们说这个凯恩斯,马科斯韦伯都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大人物,因为这些人的重视,陈焕章在西方人的学术当中可以说是大名鼎鼎,名声赫赫,跟辜鸿铭先生的影响差不多,这两位都是在西方影响大,在中国本土却没有什么影响,甚至被看作是反面人物。辜鸿铭被看作是保守落后的,陈焕章被看成是反动人物。在文革期间陈焕章是重点批判的对象,就是这个批林批孔运动当中,因为他搞孔教,他是反动人物的佼佼者。

这个书就把经济economy这个词翻译成“理财学”,他认为日本人用“经济学”来翻译这个economy是不正确的,确实是如此。在我们的传统的用法当中,经济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也就是跟刚才所说的八政里面的那个政一个概念,它是包罗了经济政治军事很多很多的方面东西,是跟这个政字相当的很大的概念,而日本人把它大大的缩小了。而陈先生认为用《周易》里面的财经来翻译这个词,在这个书的28页,《易经•系辞》中说:“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这句话体现了很多的丰富的内容,也可以从中看到经济学的重要地位。“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怎么把人聚在一起不让他们分散就是财,财处于最基础的地位,“理财”就是合理的分配和使用这个财富,分配理财当然也包括生产、分配、使用和消费。“正辞”基本上就是我们说的正名。“理财”是有关物质层面的,“正辞”也就是教化,给人民一种合理的教化。在他们有了经济的保证,有了合理的教化,他们自然就不去为非,这就是义,就是应该有的状态。所以陈先生希望用“理财”这个词翻译economy,是有他的道理的。

我这个想法也不是很成熟,我们是不是可以用食货这个词翻译economy,因为我说了在中国的学科里面,找来找去就找到食货志这样一个最为明显的跟经济学相对应的东西,理财虽然有这样一个经典上的根据,但是在我们经史子器这些实际存在的学科当中却没有被使用,没有使用这个词,食货这个词却是被广泛使用,也就是说除了司马迁之外,二十四史以后的史书里面写经济史的时候,都是用食货志这个名称,在司马迁写经济史的那一部分叫货殖列传,它也是有个货字,它也是有个货字的,货殖列传第六十九篇也就是说它倒数第二篇的这个,第七十篇就是他的自序---太史公自序,这就是有关经济史的,司马迁《史记》里面的有关经济史一部分名称叫货殖列传。到班固的时候,因为有了史马迁的草创,所以他对正史的体例,有了更加合理的这种确定,确立了记、传、志、表这四大类的体系,在班固那里就确定下来了,以后基本上正史的体例就遵从班固的这个体例,一个是断代史写断代。司马迁那个虽然政史的规范是一个草创性的作用,但是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一个是他写的还是通史,不是断代史,另外,这些正史内部的各部分的名称还没有特别好特别合理的确定下来,到班固这些名称也就最后确定了,以后基本上就遵从他的名称。所以有关经济史的名称,班固以后都是用的食货志这个词,班固这个词显然是更加合理的,因为食货这个词有《尚书•洪范》的这个根据,这比货殖这个词呢更加确切。货殖这里面主要涉及的是工商业,涉及的农业确实不多,司马迁用货殖这个词有他的道理,因为不怎么涉及农业,所以他用货殖,殖就是增殖的殖,货物的生产贩卖,货就越来越多。

这就是从形式上看经济学在中学当中的渊源,所以说我们可不可以把经济学翻译成食货学,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想法,咱们可以下面可以进一步的思考。货殖列传我就看过,食货志这些我都还没有来得及去研究,所以不知道里面都写了一些什么。这个货殖列传里面有,虽然它在前面写的这段并不多,后面当然就写那些商人的故事了,在前面这段序言类的话里面体现了非常丰富非常成体系性的这种经济学思想。

我们用食货来翻译economy你们可以去考虑到底合不合适,总之它的合适程度要比经济这个词高,理财这个词也比经济这个词合适,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严复翻译成“计政”。他是这么翻的,“计政”,有一个政字,对政加以限制,加个计字,对政加以限制,是政当中的一种,叫做计政。这个词也有它的优点,总之都比日本人的这种方法要好。日本人在近代以来对原有的中国名词的使用是极其随意的,,因为我们80%的社会自然科学名词都是从日本转借来的,因此日本人的这种随意性的使用和对文言词当中的这种随意性的使用,就给中国的语言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因为我们原有的词是那个意思,比如说经济,是那个意思,在现代汉语,白话文里面就变成这个意思,但是白话文和文言文都是中文都是汉语,所以他就让同样的语言系统造成混乱,所以我们的想法还是要恢复文言当中的意思。把日本人这种随便翻译的词给它改过来。“计政”,从严复整个翻法里面就可以知道经济学属于政学,属于政的一种,所以这是他这个翻法的一个优点,他能够看到经济学从属于政学的这样一个特点。计,就是计量,也跟这个理,计划、计量、算计、大概是这个意思,大概就是理财之政,计就是理财。管理财的计,算计管理财的政,就是经济。我们这三个词,食货、理财、计政都有它的长处,食货的长处在于它在原有的学科分类里面有一个位置,一个对应,它是原有学科当中的一科,理财比计政要明白,计政体现里经济学从属于政的一个特点。

四、西方的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学思想的渊源

好,我们下面来看西方的政治经济学,他是怎样传承中国学思想的,我总结了一下:马克思的这三个组成部分,其实跟中国的思想关系都很近。只不过我们没有这个维度,我们不去这样看,不知道而已。我们现在看他这个政治经济学,他的政治经济学,其实就是中国经济思想的三传弟子。一传是奎奈,和杜尔哥的重农学派;二传,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三传就到了马克思了。一传就是法国的重农学派,两个重要的代表人物奎奈和杜尔哥,他们都是法国人;二传是亚当斯密;三传就是马克思。(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理论。这些大家学过也许没学过。

你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中国思想的三传弟子,关系并不远,他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我们说哲学先是宋明理学,然后传到了德国---德国古典哲学,德国费尔巴哈,那下面就是马克思,一个费尔巴哈,一个黑格尔,马克思从黑格尔得到了辩证法,从这(费尔巴哈)得到了唯物主义,对不对呀?你看这些人都是宋明理学的徒弟,那可以说马克思的哲学是中国思想的二传弟子,不是三传是二传。他的社会主义也不远,我们中国的思想从来都是社会主义的,在《周礼》里面有这种典型的社会主义,后来又有家族社会主义。周礼这个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到了不立田制以后就有家族社会主义,家族内部的公有制,到了他的科学社会主义,但是科学社会主义是否是从中国来的我也不是很清楚,马克思的这个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它具体怎么来的我不清楚,,总之是与中国思想有关系的,有很大的一致之处的。前面两个他的哲学和经济学那是有明确的中国传承的,他这社会主义思想是不是有中国传承我们还不是很清楚,需进一步去研究,但是它们有亲缘关系,不管它是不是直接从或间接从中国思想里面启发出来的,它们是有这个一致之处的,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思想关系确实比较近。

在马克思这三个组成部分当中,有一个巨大的不协调,就是这个唯物学说,跟社会主义的不协调,如何让它协调起来,就是把唯物主义去掉,恢复中国思想的本来面目。这就是宋明理学出了问题的这种见地,导致了这种更加错误的变本加厉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这样一个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我们说这个是有问题的,把这个有问题的去掉,回到中国思想的本来面目。儒释道这样的缘起说,无极太极这样的缘起说,五级的,唯物主义没有级,我们说的是至少是三级的缘起说,把这个唯物主义的错误给改掉,这样就可以跟社会主义学说协调起来,因为唯物主义学说,跟它协调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唯物就去放纵个人的物欲,就是自私,这种世界观会导致一个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那么与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相适应的世界观应该是不那么唯物的,应该是合乎正见的,性善的世界观。

五、中国的正经怎么变歪

奎奈,杜尔哥是法国重农学派的两位最重要的领袖,他们的思想直接来源于中国,他们都是搞过启蒙运动的中国热那个时代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人。奎奈被称为欧洲的孔子,他就是孔子的信徒,就跟伏尔泰他们是孔子狂热的信徒是一样的,伏尔泰天天在他的厅里面的孔子像前行礼,天天给孔子行礼磕头。重农学派的宗旨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两点:一点就是体现重农这个字里面,农业是财富的唯一的重要的源泉,就是对农业特别重视;第二点就是无为,就是不加干涉。不要对农民加以干涉,让农民自己顺着四时去从事他们的生产活动就好了,不要用摇役干扰他们,用战争干扰他们,让他们能够有一个不受干扰的外部环境,他们自然就会生产出越来越多的给人类只增加好处不增加坏处的产品。所以重农学派的两点,一个是重视农业,农业最为重要,是财富的最重要的源泉,第二点就是无为的思想。

重农学派两个最重要的观点,斯密取其一点,弃其另外一点。斯密重视工商业,提倡自由经济,无为不干涉,也就是说斯密取第二点,把重农学派的第一点重农给丢掉啦,他不再重视农业,而是认为工商业最为重要。但是它继承了重农学派的第二点,提倡自由经济,提倡不干涉主义,提倡政府不管。这样就大错而特错了,在农业领域提倡无为,就是非常合理的政策办法,在工商业里面提倡政府不加干涉,就会造成经济的毁坏,也就是经济危机。农业的产品它是有限度的,因为土地就那么多,产量在一个时期就那么高,所以它不会造成过剩,即使是过剩也没有问题,因为农业是可持续性的,粮食多了只不过是烂掉而已,明年还可以土地照样生产出更多地粮食,至少是同样的粮食,但是在工商领域内使用的原料却是一次性的,所以工商业具有不可持续性的,也就是说工商业使用的资源是用一点就少一点。所以工商业里面提倡不加干涉,提倡越多越好,就会造成经济危机,进一步会造成生态危机。这个在今天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任何稍有智力的人都会看到的问题,今天就不用再强调了。我们现在就处在一个双重危机的年代,我们面临着历史上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这种最大的经济危机,我们这次经济危机,可能就是资本主义最后一次危机,资本主义将要随之进入它的墓地,马克思所一次一次所预言的那个事情终于要来了,不过这比马克思的推迟了,除了这个之外,更加严重的危机还在后头,我们面临着生态危机,生态的毁坏。这都是有这个斯密在工商领域内提倡自由经济学所导致的,把重农换成重工商,另外一点却照搬,所以重农学派的这种正经,就给斯密念歪了,就念成歪经,就成了毒药了,我们今天就在正在品尝着这个斯密造成的苦果,也就是说,从此我们就能看到中国的正经是如何被西方近代文化所念成歪经的一个过程,在经济学领域内我们就看到了,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例子。中国的正经怎么变歪,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人家法国正经学派还是念的挺正的,到了斯密就念歪了。

我看这个念歪就发生在工商业这个问题,所以我说中国的工学是近代西方学说总的源头,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了工学以及工商业的这个作用,就是因为把农业换成了工商业造成了这样一个歪经的结果,也就是说,工学除了对近现代的技术起作用之外,它对其它学科的形成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政治经济学出现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重要的例子,工商业被过度的重视,造成了正确的经济学变成错误的经济学。可见,发生癌变症结的是在工业,也就是中华文明癌变成为现代文明,它的症结在于工业,所以工商业,因为症结在工业,商业是其次的,有商业没商业都没有关系,比如在社会主义时代也没有什么商业,它也是癌变的状态,所以工业是最关键的,那么合乎正理的中华学术,合乎正理的中学癌变为现代西学,癌变为科学教学术,它的症结相在于相应的就在于工学了,所以我们中国的工学就起了这么大的作用,它不仅仅是现代技术的渊源,它也是其它学科的渊源,也不是说渊源吧,它也对其它学科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作用,包括经济学。

六、马克思的经济政治学与斯密的关系

我们下面看马克思的经济政治学与斯密的关系,我们说斯密代表的是自由主义,马克思当然是共产主义,所以他们是科学教的两宗,斯密是科学教的主干,马克思这宗是这个主干上出现的一个最大的分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继承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还有所发展,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发展出这个剩余价值的理论,我们说这个劳动价值论,是一个荒谬的理论,甚至它是一个殖民性的殖民学说,直接为殖民主义做论证的,所以马克思既然承认劳动价值论所以我们能看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有很大的保留性,不彻底性,他给资本主义过多的肯定,他不像我们对资本主义彻底地否定,他号称就是对资本主义彻底的批判,但是他没有做到,像这样的赤裸裸的殖民学说他都照搬接受下来了。

为什么说劳动价值论是殖民学说呢?就出在这个商品的定义,商品的定义是怎么说呢?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它是劳动产品,所以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价值是价格的源泉。也就是说,一个东西之所以卖钱,是因为它通过了劳动,那些没有经过劳动的天然物品,包括土地石油这些东西,是不能卖钱的,不是商品,没有价值,也就是说未经劳动的产品,它的价格应该是零,既然价格是零,所以印第安人的土地我们可以白拿,白拿过来成为我们的,中东人的石油我们可以也白拿过来,成为我们的,所以这就是一个赤裸裸的殖民学说,劳动价值论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一个赤裸裸的殖民学说。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隐藏着这么大的非道德性,马克思没有看出来,他照搬地继承下来了,所以这个商品的定义就是错误的,不符合经济的实际,所以我们应该对商品的定义加以修改,让它符合实际,那就是说商品不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我们应该把劳动二字去掉,商品是用于交换的物品,把产品的产字去掉,把劳动这两个字也要去掉,它不是什么劳动产品,是用于交换的物品,这是商品,这是那个实际交换当中发生的实际,经济过程的实际,所以经没经过劳动的物品,都可以成为商品,都具有价格,那就是没有经过任何人工的物品也是可以有价格的,这个我们可以从佛学里面找到甚深的根据,大家可以去听我的第三学期的佛教真面目,这个在中学世界缘起里面可以找到,就是说没有经过劳动的这种天然的物品为什么会具有价格,在那个佛学的世界观里面,在那个正见的世界观里面才能找到更加确切的解释,在这个唯物的世界观里面似乎是不好解释的,这些物品和人的关系是不一样的,离我们近的,我们的支配力量就大。比如说,中东的石油,它的缘分就与中东人更近,我们这的东西就与我们这的人更近,你不能无偿的拿别人的东西,你这的东西得去人家那儿换才行,因为这个远近不同,不同地方的物品跟这个地方的人关系的远近不同,我就说到这吧,不再多说,总之这个认为只有经过劳动的物品才具有价格,这个是错误的,这个不合实际,特别是不符合今天的经济实际。这个劳动价值论除了是殖民学说以外,它是一个殖民时代的学说,也是一个资源还很丰富的时代的学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殖民的时代过去了,资源越来越奇缺的时代,它这种不合事实性,就更加明显凸显出来了,在那个时代还可以似是而非的蒙混过关,在这个时代就混不下去啦,在这个资源越来越稀缺的时候,资源的价格越来越贵,越来越成为它价格当中的决定性的部分,劳动那部分越来越次要,所以这种劳动价值论的经济学的错误就一望而知,既然剩余价值论是在劳动价值学说基础上完成的,是劳动价值论的继续,是劳动价值论的推论,我们就知道这个学说也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正确性,它只是用来编造的一种工人阶级革命的理由,它不具有很大的伦理性,是用来为无产阶级革命论证的。

当然我们可以解释为马克思是将错就错,以毒攻毒,既然你们资本家赞成劳动价值论,我就用劳动价值论进一步推论作为我们推翻你们的理由,所以马克思这样以毒攻毒,剩余价值论似乎也具有了很大程度的合理性,总之最荒谬的就是劳动价值论了,剩余价值学说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它以毒攻毒了,两个毒抵消了,两个错误负负得正。

这个斯密的学说,他跟法国重农学派的关系这个不是我们推出来的,他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在斯密创立他的学说之前,法国的重农学派,就是欧洲唯一的政治经济学,唯一的一种经济学,斯密曾经去过那个法国,跟奎奈,杜尔哥有着很深的交往,因为他回去以后才写的他的《国富论》,他的无为思想确实是重农学派那里面继承下来的,他把无为发展成了自由经济学,这种政府不加干涉的这种宗旨,但是他的创造性,错误的创造,就在于把这个无为和政府不加干涉从农业转入了工业,在工商领域内政府不加干涉,在中国思想里面是闻所未闻的,我们的无为只是在农业里面的这种政策,传统的中国经济思想对工商业从来都是加以限制的,政府要起主导作用的,所以叫重本抑末、重农抑商,都是这个意思,对工商业政府要起作用,要加以调控的,无为只是在农业上,斯密这样就把中国的正经念歪啦,本来我们中国的正经在对于农业与工业里面是区别对待的,在农业里面无为在工商业里面实施严厉限制的政策,斯密颠倒了,在我们进行严厉的限制领域内,也就是说工商业领域内,他要实行无为,实行政府不加干涉,你想会发生多大的问题,所以在我们对农业加以无为,而对工商业加以严厉限制的这种正确的经济思想下,我们中国主导的天下一直保持稳定、和谐,但是斯密这种思想横行全球的结果就是,所到之处天下大乱,最终的结果就是人类最终的毁灭。

很快呀,斯密这个学说才几百年呀,两三百年。我们刚才所说斯密学说与中国思想的这种关系,还有一点,在斯密的学说当中,看不见的手是一个重要的论点,看不见的手意思就是说产品的价格围绕它的中点上下波动,有好多人就指出这是从司马迁的货殖列传里面抄来的,是不是直接抄来的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反正人家司马迁似乎也说到了这个类似的原理,所以我们说货殖列传开头这一段有很丰富的又很系统的经济学思想,虽然写的很短但是一句顶一句,一句顶很多句。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也就是说行不通啦,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神农以前似乎没有商业,因为神农发明了市,发明了交易。“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夫山西饶材、竹、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梓、姜、桂、金、锡、玳瑁、珠玑、齿、革,江南出梓、姜、桂、金、锡、、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这就是说的那些货啊,山西饶材,山东多鱼、盐,,江南出梓、姜、桂、金、锡,丹砂,哦,看来货里面也有农产品,“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你看他也涉及到农业啦,待农而食之,这个食,是由农业来的,由农来的,那个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货是由工业生产出来,这些食和货呢,都可以用商来进行流通“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有人教他们吗,有人管理他们吗,似乎就不需要,所以这就体现了一种自由经济思想,“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下面就是那种看不见的手,同类的说法啦,“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看他强调的就是自由的、不加干涉的市场,“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没有政教来管理呀,这些农商就没有管理啦,“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这就是自由的经济,在这种自由经济状态下,就有了“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也就是说,这个东西贱了就会预示着,征就是预兆的意思,价格贱了的时候呢就预兆着它会贵起来,价格高的时候,就预兆着它会贱下来,这就是商品的价格围绕着它的中点上下波动,这样一个看不见得手的一个说法,很相似。“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也”。司马迁他也认为这似乎是“莫知而为而为之,莫知之而知之”,这种不需要加以调控,自然而然能达成的事情,跟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这种意思差不多,斯密大概也是认为不需要加以管理,经济就能够自然的按照价值规律运行得很好。

司马迁这种思想,这让我们认为斯密是错误的,司马迁这种思想那我们也只能认为他有问题,因为这里面他论的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以工商业为主的,在工商业里面发挥这种思想,那问题就像我们经济学批判那样,斯密的自主经济学的批判那样,导致的问题很大。司马迁这个时代,就是汉武帝的时代,它记录的应该就是汉初,文景之治那个时代的经济的自然状况,那个时候国家对经济就是实施全体无为,对工商业对货币都不管,所以就导致了汉武帝后期的经济危机的这种发生,汉武帝的后期的经济危机的度过,靠着国家的调控,国家对货币,对商品的买卖和对各种资源的占用加以调控,加以管理。这个好像在《史记》的平准书里面有记载,平准书也是涉及《史记》经济史的一部分,所以在《史记》里面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平准书,一个是货殖列传,涉及到经济史,这个词来源于管子,平准轻重之术,跟这个均输也有关系,是对经济的一种调控的思想,不是这种自由经济,不是全体的无为。,无为在刚刚建立汉朝的时候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经过了几十年的实行它的弊端就出来了,到了汉武帝的后期,就发生了经济危机,搞不下去啦,它的度过还是靠一部分掌握了法家,特别是掌握了管子思想的人,桑弘羊等等那些人吧。对货币采用了那种国家合理干涉的政策,度过了这次经济危机。司马迁这个思想大概还是在延续在汉初在全体领域内的农工商的无为思想,对汉初一个经济事实的反映。这种思想是有问题的,陈焕章就不相信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就是说不相信经济不加管理就完美的运行,这只是一则神话,它不是在全体的领域内特别是工商为主的领域内完全的放任,经济就会完美的运行下去,达到完美状态,这是一个神话。结果肯定不是如此,它最后的结果是导致人的毁灭,导致经济危机,首先导致经济危机,最后导致生态危机。所以陈焕章先生不相信看不见的手这种理论是正确的。

他虽留学美国但思想保守,虽崇儒复古但反对帝制,身为西方经济学博士,但压根儿不相信看不见的手,不相信看不见的手是正确的,鲁迅曾尖锐的挖苦过他,同样憎孔保守的辜鸿铭也骂过他,不过西方人颇买他的帐。一段时间内,哥伦比亚大学对中国博士留学生的答辩,常以其大作的观点进行提问。

这个看不见的手在斯密的书里面啊,据说还有一个秘密的意思。表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是价值规律,是自由经济下的价格围绕着价值波动,还有一个秘密的意思,就是由共济会的金权来充当这只看不见的手,也就是根本就没有自由经济。斯密这个所谓的自由经济只是不让政府管事,其实他是要把这个管事的人,把对经济的权利,管理的权利,因为推毁了政府,所以转让给,也就是说让渡给那些跨国的金融大资本。所以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那个自由经济表面现象背后的那个金权,那个真正掌握了经济的命脉的人,掌握着金融,掌握着最大端的商品的生产的人。他们是有能力管理这个价格的,让它高,它就高,让它低,它就低,让哪儿发财哪儿就发财,让哪儿倒霉哪儿就倒霉。这是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秘密的含义,斯密其实是被金融大资本所收买的一个人,他写的国富论,表面上鼓吹自由经济,其实是要摧毁那些民族国家掌控经济的权利,把那些金融大资本需要的政策写进国富论然后落实。其实是为金融大资本服务的,也就是说为共济会服务的,他是被共济会所收买的一个学者。在何新先生的书里面说他晚年忏悔啦,希望把他的书烧掉,不再流通,因为他的书全是有毒的,结果他的书不但没烧还被继续奉为经济学的圣经。因为他符合这些金融大资本的利益,那些大资本家当然不会把它烧掉,好不容易写出来的。那么经济学咱们就说这么多。

七、法学、政学与中学的渊源

下面来看法学,我们可能要把法学与政学连着说,在我们中国的原本的学科里面,在子部里面有法家,在史部里面有政书,那么它就跟今天的西学当中的学科法学和政学有关系,也可以说法家是法学直接的渊源,政书是政学的直接渊源,政学呢就是所谓的行政与政治之学,合起来我们可以把它就做政学,行政学,政治学合起来叫政学,但是我们这样说可能也不是很确切,确实来说应该是这样子,法家和政书这两部分共同的作为法学和政学的渊源,就是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大概就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中国法家先秦诸子当中法家所研究的范围很大包括了政书,政学这部分,后来到了汉唐以后,子部里的法家所说的书呢基本上就是刑律,所以它跟今天的法学所研究的法的范围就大大的缩小了,就比今天法学所研究的法学范围大大缩小了,因为今天法学里面有宪法,是一个国家的大纲大政,基本上相当于我国很多政书里面的范围。那么还有民法,我们中国的法里面也没有这个,所以缩小了以后的法家就跟今天的法学不对应了,我们政书里面的东西,好多是今天法学里面的东西,所以我们的政书可能比今天的政治行政学概念要大,总之,这两个合起来有一个相当的,所以合称政法或法政,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合起来相当。

就是在中国子部里面的法家,史部里面的政书合起来相当于现代学科里面的法学大类,也就是那个法学一级学科和政行学,那么西方的法政从哪来的呢?他们当然说是从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而来的,他们的法来源于,中世纪后期,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发现的那个古罗马的法,叫什么来着,发现了一些在11世纪,12世纪在意大利发现了那个什么,发现了一些古罗马的法律,其中有民法,民法什么什么的(十二铜表法?)那还是那个的渊源,铜表法后来就,想不起来了,就在11,可以搜索一下,搜索那个词条叫什么?嗯,文艺复兴,欧洲好像文艺复兴之外还有两种复兴,应该是什么复兴来着,我忘了,法学复兴?那个复兴的契机就是发现了古罗马的法律书籍,然后就成立了书院去研究去传播,还形成了一些解释研究的学派,这是他们说的,欧洲人自己说的。不过,我想这可能是他们,也许有这些事,可能他们把这个作用夸大了,就是说欧洲的近代的政法不可能只靠几本书就能够形成现代的制度,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之前基本上是一种政法上的荒漠,没有像中国的政典,也没有中国的刑律,都是用日耳曼习惯法,就是风俗,没有成文法更没有有关政的制度,基本上是一种政法的荒漠,什么也没有,官员的制度也没有。据说到的辜鸿铭先生那个时代英国的六部还不全呢,我们中国六部里面好几个部他们都还没有,他们就是在一个文化荒漠里面拼拼凑凑逐渐的形成了一套现代的政法制度,我觉得靠所谓的古希腊古罗马那几本书,恐怕是神话。最重要的它是有现实的样本的,那最终的样本可能还是中国,因为它要建立一个郡县的国家,这些基本的制度很多都是从中国模仿过去的,具体的来说就是康乾盛世的中国。

法律,中国是农业时代,中国是农业的国家重农的国家,所以他有他的特点,那就是刑律为主,因为民法主要涉及到物权的,就是跟工商业有关系的,所以在商品经济不发达,以自然经济为主的中国,民法就没有必要,没有制定民法的必要。中国的法律刑律就是刑法刑律,没有民法也没有宪法,在中国宪法可能是由经典以及解释经典的像《白虎通义》这样的著作以及政书来共同的完成的,祖制祖训都是宪法的来源,就是说在中国的政道方面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其实是,陈焕章把他叫“教育选举”。它有两个阶段,一个是汉朝魏晋的选举,一个隋唐以后的科举。也就是说,中国的政府跟近现代西方的政府有很大不同的,这是一个全能的政府,近现代西方的政府是一个有限政府,这个有限的政府,另外这些权力,全能的政府的权力其中有一部分给了这个有限的政府,另外给了司法,另外一部分给了立法,也就是给了议会和法院,组织议会法院和有限政府的途径就是政党。这是分立的三权,我们中国组织这个的是教育选举,也就是由学校里面所出身的受过教育的仕人经过选举和科举进入这个全能的政府,来管理整个的社会。这是中国,中国由教育选举来组成政府,在西方由政党组织政府。

这当然就是一种变化,在这个变化里面,中国这个教育选举就被保留下来了,成为公务员制度的组织这个政府次级的那些官员叫做什么,他的政府里面有政务官,事务官。政务官由政党组织的,事务官的选拔由公务员考试制度完成的,所以这个教育选举制从组织全能政府的一个唯一的途径变成了有限政府里面的一部分的一个途径。他的地位在西方就大大的下降了,所以西方的近现代文化呢,就是把中国的这些东西念歪了的一个结果。把我们这样一个重要的制度,转成了一个公务员考试制度,从它的性质上,它的作用上都变了,他们新发明出来的这个,由政党来组织政府的主要成分的这样一个组织,不光组织政府,还要组织议会,这样的形式确实是西方人自己发明的。这就是我们说的,中国的政法应该说是体现了三种合法性的,到了西方这儿就变成了民意一重独大的这种政法,那么这个民意是人的合法性,地道是历史的合法性,天道,是道德的合法性。在这个教育选举制里面就能够很好的比较好的体现这三种合法性,因为我们的经典,就是道德的最好的课本,所以根据用这些经典教育出来的仕人,他们应该是这个天道合法性的承担着,这些仕人平等的来自全体的人民的。除了那些少数的不准参加科举的这种身份,比如说唱戏人家的孩子不准参加科举,那妓女生的孩子科举就更不行啦,总之,戏子家的后代都是不许参加科举的,清代好像有这样一个学案,好像就是戏子家的孩子参加了科举,好像被录取了,后来被查出来,就把这个主考官给予了重大的处理,大概是杀掉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看过那个末代状元,叫什么,东风公园还有他墓的那个,刘春林,刘春林的那个卷子字写得很好,在头上填那个三代那个什么,总之是他爷爷他爹他们的身份都填上叫三代角色,所以这些参加科举的人,他们都是平等的来自民间,这也体现了民意的合法性。他们不是某个阶层特有的权利,是全民只要你努力有这个资质通过了这个考试,你就可以进入政府成为政务官。今天所说的政务官,不是今天所说的公务员,今天的公务员相当于事务官,那个级别太低了,所以咱们那个政务官基本上都是相当于我们以前的官,事务官相当于以前的吏,吏是很低的,吏不在国家的发俸禄的范围之内,发俸禄都是发给官员的俸禄。一个县,那时候的官的建制就到县,一个县就有三个领俸禄的官员就是,县令、县尉、主簿,就这三个。其他的那些都是吏,不需要经过科举,没有科举的出身也没有关系,他们的工资由县令给他们发,也就是说由县财政自己出,今天公务员考试,你当这个公务员,一开始都是很低的级别了,可是我们那个科举以后,你中了举人,中了进士,你一受就是县令主簿这样的官职啊,公务员考试现在只收最低级的,最低的那一级,就是吏,相当于以前小吏的那种,他们要升到县长是需要党的提拔的,是吧?不是通过考试的,党要看上你才行呢,是吧?不是考试能有的职能啦,所以我们这些政务官,不是通过选举来的是通过党的提拔来的,党怎么提拔你呢?那就有很大的随意性,你要跟领导关系好才行,领导才看重你,总之不经过考试,这不是经过考试的结果。

所以我们说选举制度,到了今天就成了一个特别次要的制度了,而在以前,那是我们中国主要的制度,所以今天的选举制度最多也就是一个行政制度啦,在以前是我们组织政府的一个主要的制度,也可以说是我们的政治体制,就像今天的政治体制就可以用政党制来代表一样,多党制来代表一样,多党民主制,是吧?以前的我们的政治体制就是选举制,教育选举制,也就是说以前制度,以前的选举制是非常重要的制度,是一个可以代表政治体制的制度,就像今天的多党制和一党制一样,今天的党制一样,我们就不说多党了,就像今天的党制一样,今天的政治体制可以用党制来代表,可以说以前的政治体制就是选举制,但是他也是,总之今天的政法制度是跟我们以前的是有关系的,就是这么慢慢的演变过来的,或经过了突然的演变传承,就从反应三重合法性的真正的民主的这种制度变成反应一重合法性的假民主制度,所以我们说党制就是假民主制,教育选举制就是我们的科举制就是真民主制度。

陈焕章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他并不是完全崇拜美国的制度,是希望中国古代的教育选举制与西方的党制做一个结合,给出一种合乎中道的也适应这个时代的中国的政治体制。西方人所声称的他们的法的来源是罗马法,很有可能是一种伪造,据说今天有五大法系,五大法系里面,欧洲占了两个,大陆法系、英美法系(海洋法系),还有中华法系、印度法系、伊斯兰法系。那么大陆法系是主要是传承罗马法的主要系统,英美法系在形成过程中罗马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可能没有对大陆法系起的作用没有那么大,总之,他们认为法学的来源是罗马法。这个罗马法里面,它的宗旨叫做自然法。自然法好像有天赋的人权。天赋的权利:自由、公正、正义。天赋的权利是自然法思想主要的东西。我们看这全是近代的观念,公正、正义、自由,还有理性。这个自然法是对应着上帝法,自然法就是人的天赋权利,跟上帝的法的系统相对立的,这个体现的是近代的观念,所以我们说上学期讲的为什么说希腊文化是一个伪造,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它有很明显的近代特征,也就是说希腊罗马的文化太早熟了,这就是它们是伪造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在以前那个时代,在那么古老的时代,不可能出现这么近代的事物,这么近代的观念,所以说希腊罗马是一个颠倒的东西,它被说为是近代欧洲的样板,其实近代欧洲恰恰是希腊罗马的样板,也就是说希腊罗马的那些学术它的文明都是以近代欧洲为样板伪造而成的,这个法律也是这样,自然法的思想具有非常明确的近代观念,所以就让人生疑。说这个十一、十二世纪发现了那个罗马法的文本,这都是姑妄听之吧,想想那时候还没有纸呢,那时候还是写在羊皮上的,就在意大利建立了学院,成千上万的人,那学院里面有成千上万的人,就多的时候有一万个人来学习,那可能吗?那时候的欧洲顾得上有那么多的人有那么大的闲暇来学这些东西呀,那些书,要是没有书的话,那一万本书,那起码一人一本书吧,要用羊皮抄,那得抄多少张羊皮呀?要是没有书,这学院该怎么建立呀?所以文艺复兴之前还有一个罗马法的复兴,还有就是后来的宗教复兴了,这号称为三大复兴,这个罗马法的复兴很可疑,因为它比文艺复兴还早,是11,12世纪时候的事情,就开始了,很快就建立了成千上万人的学院大规模的学院,这不太可能,我们为什么怀疑它,因为这段时间没有信史,没有纸之前的欧洲的历史,全部都是可疑的,所以我们不能他们怎么说我么怎么信,我们必须用理性用我们的认识去给它过滤过滤,看它到底可信不可信,我们不能再它说什么就是什么。你想那可能吗?这11,12世纪发生的文艺复兴,那么大规模的研讨,建立了两个主要的学派,后来这些法就成为了大陆那些主要国家的法律的根据啦,这他们说的,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值得怀疑。所以我们需要做的事太多啦,我知道的我觉得还是太少,法律史研究的还是不够,基本没研究,如果去细研究的话,会发现更多的证据,这正是我们的想法。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来重复一下上节课我们得到的观点吧,就是说工业文明中,最重要的是工业,所以在现代学术中,最重要的是工学。这是我们上节课得到的观点。

那么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之外,工学除了对现代技术,对现代工学起了直接的作用之外,它对其他学科也会发生重要影响,也就是说现代工学也会对现代学科发生影响,比如说军事学,这军事学基本上就是现代工学的一个附属学科,也就是说现代的兵法,应该是围绕着武器而有的,它有什么样的武器就会有什么样的兵法,所以美国的这些战法,全都是建立在技术和武器之上的,所谓的那什么一秒钟打遍全球的那种战法,还有对中国的这种什么立体战呀,什么战,总之都是建立在武器背后的那个军事技术上的。我们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特别体现了这一点,体现了技术跟这个现代化当中最核心的的地位,这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口号,估计你们现在不知道啦。有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其实这个科技,这些农业工业国防现代化就是把现代化的科技运用到这三个地方,就是说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技术现代化就是科技现代化的不同的伸枝而已。这四个现代化是周总理提出来的,概括的还是非常精要的,这里面体现了工学的重要性,我们说工学可以和科技划等号,那么工学的科技的最重要的三个领域,这里面也指出来了,就是工业,农业和国防,也就是军事,兵学,所以工学就会对农学和军事学造成重大的影响,可以说是现代农学现代兵学的一个主要的决定者,也可以说现代农学现代兵学就是现代工学的一个分支,这是一点要说的。

还有一点就是要说工学的影响,工学的这种决定作用,甚至在离他最远的艺术当中都能看出来,也就是说现代艺术也受了现代技术很大的影响,那么在现代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艺术流派里面有一种画法,叫做肌理找法,先是在油画和水彩画里面发明了出来,后来又传入中国,在中国画里面也有它很大的影响,这个肌理找法,用工具,特别是在现代工具,什么喷头呀,等等吧,用各种工具去做绘画的工具,那本来水彩画就是用水彩笔和颜料,还有纸就够啦,不用其它的工具啦,油画呢,就是用油画的刷子做工具,也不用其它的工具,我们中国就是用毛笔,也不用其它的工具,用其他工具,在以前肯定被认为是不会画画,是野狐禅,你用毛笔,所以用个东西代替,直接就画出来了,直接比就比出来了,那不是不会画画吗?以前咱们中国画里面也是有人用过工具的,被讥讽批评为不入流的画法嘛,可是到了工业的时代,技术的时代,注重专门工具的时代,这种绘画,为了画一个东西,除了那些传统的笔之外,引入了各种专门的工具,现代工具吧,有了这种画。举一个例子,最重要的是工业,所以在学问当中最重要的是工学。

恐怕我这个观点还是没有人提出来过的,以前说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呀,是数学是数理是数学和物理,没人说是工学呀,数理方法的这种到处的渗透性,渗透到经济学里面,渗透到哲学里面去,渗透到文学里面去,特别是渗透到社会科学里面去,说的是数学和物理学的重要性。这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指出了工学甚至比数学和物理学实际上重要,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工业文明,工业文明最重要的肯定是工学啊,不是数学和物理学那些理论,那都属于是哲学,那是属于哲学那一类的,不如工学重要,一方面技术非常重要但在学术里面却被轻视,这解释了为什么它们寻找渊源的时候却没有给技术寻找出这个渊源来,因为他们好像认为技术好像没有那么重要,技术是数理方法,是物理化学的这种理论科学的理论自然科学的推论,是它的产物,是它的果。这就是为什么在亚里士多德,在希腊学问里面却没有工学,希腊人对工学没有贡献,他们的技术,这个无比重要的东西忽略掉了,所以这好像有点露馅,至于这个最重要的东西,没有给他找出西方的渊源。好吧,我们这个题目,大概就可以告一段落了,西方的学问它的中学渊源,基本上有了一个非常概括的,非常粗的这种了解吧,这是草创性的,我的思考呢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和细化,我现在就达到这一步了。我们下节课开始讲汉唐的学问。

——摘自孟晓路《西学之中学渊源》

游客  发表于 2019-8-14 09:02
我们不能妄自尊大,也不需妄自菲薄。西方文明拿神话当历史,强行加戏,我们不屑为之,我们自有光辉灿烂的文化等着发扬传承,不必羡慕或鄙视谁,历史自己就会证明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
游客  发表于 2019-9-5 21:44
西方文明,真的那么牛逼,为何没有像中国这样,有这么丰富的沉淀?何必找那种“消失的文明”“断层”这样的借口?能消失,能断层,本身真的还算得上文明吗?为何西方只是到了明代以后,中国向全世界派遣使者之后,才出现文艺复兴?
游客  发表于 2019-9-14 00:24
讲个笑话:西方有文明

关于我们| 桂ICP备2022007496号-1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

小黑屋|手机版|举报|网站地图|华韵国学网|国学经典

扫一扫微信:Chinulture|投稿:admin@chinulture.com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