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來源: 中華文史網 不管神宗賜以書名『資治』,還是與司馬光時治主張相關,但應當注意兩點:其一,宋神宗賜名【資治通鑑】,雖然明確地將修史與『取鑒』、『資治』聯繫在一起,卻沒有象唐太宗詔修【隋書】等五代史那樣,『覽前王之得失』目的是『為在身之龜鏡』[63],即沒有以歷代君王得失作為『自身』行為、決策的鑑戒,更多的是要『為臣者』引以為鑑戒,因而不可能有唐太宗的作為,自然也就不可能形成類似『貞觀之治』的局面。其二,司馬光『伏望』神宗『監前代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創出『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的局面,但他自己也沒有能夠認真做到『以史為鑑』。北宋中期形成的新舊黨爭,一直延續到北宋滅亡,成為當時政局的重要特點。司馬光不僅有【朋黨論】的專篇,在【資治通鑑】中對東漢的閹黨與清流之爭、中晚唐的牛李黨爭,都有非常詳細的記述。卷241唐穆宗長慶元年四月,寫牛李黨爭發端:『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頃軋,垂四十年。』卷245唐文宗太和八年十一月,寫黨爭進一步發展:『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上患之,每嘆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緊接着,便是400餘字的『臣光曰』:
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實;小人譽其所好,毀其所惡,其處心也私,其指事也誣。……
胡三省謂『溫公此論,為熙、豐發也。』司馬光能夠清楚地認識歷史上的朋黨之爭,卻難以跳出現實中朋黨之爭的泥潭,【資治通鑑】的『取鑒』、『資治』功用因此大為遜色!大凡史書只寫給別人看,讓別人『以史為鑑』而不是為『在身之龜鏡』,其鑑戒功用還能有多少實效?這正是中國史學和中國史家的悲哀所在!
作者:成竹 雲菊
[1] 【唐史論斷序】,【四庫全書】本。由此序內容而論,實即【唐史記】75卷的序文,作於皇v四年草成該書之際。
[2] 【傳家集】卷71。
[3] 【傳家集】卷17【進通志表】。
[4]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08英宗治平三年四月辛丑。
[5] 【玉海】卷47【治平資治通鑑】。
[6] 【文獻通考】卷193【經籍考二十】引『公子康公休告其友晁說之曰』。胡三省【新注資治通鑑序】亦以『修書分屬,漢則劉,三國訖於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
[7] 參見王曾瑜【關於編寫的幾個問題】,【文史哲】1979年第3期。
[8] 【文獻通考】卷193【續資治通鑑長編舉要】引乾道四年李燾上表。
[9] 【傳家集】卷63。
[10] 【文獻通考】卷193【經籍考二十】引高似孫【緯略】。
[11]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350神宗元豐七年十二月戊辰。
[12] 【四庫全書總目】卷47【編年類】。
[13] 【四庫全書總目】卷47【編年類】。
[14] 【緯略】卷12。【文獻通考】卷193【經籍考二十】所引亦作『二百二十二家』。
[15] 【四庫全書總目】卷47【編年類】。
[16] 【史略】卷4【通鑑參據書】。
[17] 【新校資治通鑑敘錄】卷首。
[18] 【通鑑學】第三章。
[19] 陳光崇【張氏所列引用書目補正】,高振鐸【通鑑參據書考辨】,均收【資治通鑑叢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陳光崇【引用書目的再檢核】,收【通鑑新論】,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周征松【通鑑考異所見書目檢核】,【山西師大學報】1986年第3期。
[20] 參見謝保成著【隋唐五代史學】,廈門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348-349頁。
[21] 【郡齋讀書志校證】卷14【類書類】。
[22] 【答范夢得】。
[23] 洪邁【容齋四筆】卷11【冊府元龜】。
[24] 劉羲仲【通鑑問疑】。
[25] 【癸辛雜識】後集。
[26] 【稽古錄】卷16【上曆年圖序】。
[27] 【資治通鑑】卷244唐文宗太和七年八月。
[28] 【日知錄】卷26【史記通鑑兵事】。
[29] 【傳家集】卷44【乞罷條例司常平使疏】。
[30] 【資治通鑑】卷2周顯王十年『臣光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