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来源: 中华文史网 三国魏明帝景初元年，刘p作百官考课法，百官议而不决，事竟不行。“臣光曰”说得更加明白：“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是故求之于毁誉，则爱憎竞进而善恶浑淆；考之于功状，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要之，其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矣。为人上者至公至明，则群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无所复逃矣。苟为不公不明，则考课之法适足为曲私欺罔之资也。”同时表示反对“为之善法，繁其条目，谨其簿书”，认为刘p之法是“不得其本而趋其末”。[52]
用贤为本，司马光特别瞩目东汉光武帝。对其即位后先访求贤才，“臣光曰”评论道：“光武即位之初，群雄竞逐，四海鼎沸，彼摧坚陷敌之人，权略诡辩之士，方见重于世，而独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于草莱之中，置诸群公之首，宜其光复旧物，享祚久长，盖由知所先务而得其本原故也。”[53]前秦苻坚甘露十二年（370），前燕宗室慕容垂降秦，秦相王猛忌其有雄略，劝苻坚杀之，苻坚不从，王猛又设计陷害慕容垂，苻坚仍然“待之如旧”。为此，司马光写了一段评论：“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吴得伍员而克强楚，汉得陈平而诛项籍，魏得许攸而破袁绍，彼敌国之材臣，来为己用，进取之良资也。”[54]此外，在《稽古录》等相关的著述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如对唐在“六年之中，海内威服，何成功之速哉？”的回答：“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驱策英雄，网罗俊V，好用善谋，乐闻直谏……”[55]
3、息征伐之谋，罢拓土之兵
记历代边防，在《资治通鉴》中占有重要位置，明显地是在“以史为鉴”。面对北疆辽、西夏的侵扰，司马光不满于熙、丰年间对西夏用兵，认为“朝之阙政，其大者有六”，其四曰“中国未治，而侵扰四夷，得少失多”，而“救急保安之道”中有一点就是“罢拓土开境之兵”[56]，“息征伐之谋”[57]。元v元年，连上《论西夏札子》、《乞抚纳西人札子》、《乞不拒绝西人请地札子》等，主张“返其侵疆”、“禁其私市”，认为放弃米脂等寨，可以显示“帝王之大度，仁人之用心”，若“惜而不与，万一西人积怨愤之气，逞凶悖之心”，“长驱深入，覆军杀将，将兵连祸结”，导致“天下骚动”，“虽有米脂等十寨，能有益乎？”[58]强调“凡边境安，则中国安，此乃国家安危之机。”[59]
这样的施政主张带进《资治通鉴》，凡穷兵黩武、开边拓土，一概加以斥责。太初元年，汉武帝以宠姬李夫人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出兵大宛，“臣光曰”评论道：
夫军旅大事，国之安危，民之死生系也。苟为不择贤愚而授之，欲侥幸咫尺之功，藉以为名而私其所爱，不若无功而侯之为愈也。然则武帝有见于封国，无见于置将，谓之能守先帝之约，臣曰过矣。[60]
东汉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匈奴发生瘟疫，人畜死亡甚多，国力空乏，是用兵的绝好时机，然而光武帝拒绝了这“万世刻石之功”，表示：“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处乎！”从此，“诸将莫敢复言兵事者”。在总评光武时，赞其“虽以征伐济大业，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进文吏，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工事，故年恢复前烈，身致太平。”[61]
历来对胡三省所说“李德裕、牛僧孺争维州事”认识不一，现将其事稍加介绍。唐文宗太和五年，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请降，尽帅其众奔成都，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具奏其状，宰相牛僧孺以受降会“失信”吐蕃，若其“怒气直辞，不三日至咸阳桥”，即使“得百维州何所用之”，遂命西川节度使李德裕以其城归吐蕃，悉怛谋及所与来降者悉归之，“吐蕃尽诛之于境上，极其惨酷”。至武宗会昌三年，李德裕为相，追论此事，有诏追赠悉怛谋右卫将军。“臣光曰”评论云：“唐新与吐蕃修好而纳其维州，以利言之，则维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然则为唐计者，宜何先乎？悉怛谋在唐则为向化，在吐蕃不免为叛臣，其受诛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义也，匹夫徇利而亡义犹耻之，况天子乎！……以是观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见矣”。胡三省注：“元v之初，弃米脂等四寨以与西夏，盖当时国论大指如此。”[62]正是指上述司马光欲将米脂四寨及熙河等让给西夏，终因安焘、孙路以地图力争而止。
任何史书借古讽今、影射现实，都难免歪曲历史、混淆是非，这是研读史书时必须注意的问题。 |
|
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