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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文史網 三國魏明帝景初元年，劉p作百官考課法，百官議而不決，事竟不行。『臣光曰』說得更加明白：『為治之要，莫先於用人。而知人之道，聖賢所難也。是故求之於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渾淆；考之於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要之，其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矣。為人上者至公至明，則群下之能否焯然形於目中，無所復逃矣。苟為不公不明，則考課之法適足為曲私欺罔之資也。』同時表示反對『為之善法，繁其條目，謹其簿書』，認為劉p之法是『不得其本而趨其末』。[52]
用賢為本，司馬光特別矚目東漢光武帝。對其即位後先訪求賢才，『臣光曰』評論道：『光武即位之初，群雄競逐，四海鼎沸，彼摧堅陷敵之人，權略詭辯之士，方見重於世，而獨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於草萊之中，置諸群公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53]前秦苻堅甘露十二年（370），前燕宗室慕容垂降秦，秦相王猛忌其有雄略，勸苻堅殺之，苻堅不從，王猛又設計陷害慕容垂，苻堅仍然『待之如舊』。為此，司馬光寫了一段評論：『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吳得伍員而克強楚，漢得陳平而誅項籍，魏得許攸而破袁紹，彼敵國之材臣，來為己用，進取之良資也。』[54]此外，在【稽古錄】等相關的著述中，也有類似的表述，如對唐在『六年之中，海內威服，何成功之速哉？』的回答：『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驅策英雄，網羅俊V，好用善謀，樂聞直諫……』[55]
3、息征伐之謀，罷拓土之兵
記歷代邊防，在【資治通鑑】中占有重要位置，明顯地是在『以史為鑑』。面對北疆遼、西夏的侵擾，司馬光不滿於熙、豐年間對西夏用兵，認為『朝之闕政，其大者有六』，其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而『救急保安之道』中有一點就是『罷拓土開境之兵』[56]，『息征伐之謀』[57]。元v元年，連上【論西夏札子】、【乞撫納西人札子】、【乞不拒絕西人請地札子】等，主張『返其侵疆』、『禁其私市』，認為放棄米脂等寨，可以顯示『帝王之大度，仁人之用心』，若『惜而不與，萬一西人積怨憤之氣，逞凶悖之心』，『長驅深入，覆軍殺將，將兵連禍結』，導致『天下騷動』，『雖有米脂等十寨，能有益乎？』[58]強調『凡邊境安，則中國安，此乃國家安危之機。』[59]
這樣的施政主張帶進【資治通鑑】，凡窮兵黷武、開邊拓土，一概加以斥責。太初元年，漢武帝以寵姬李夫人兄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出兵大宛，『臣光曰』評論道：
夫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死生系也。苟為不擇賢愚而授之，欲僥倖咫尺之功，藉以為名而私其所愛，不若無功而侯之為愈也。然則武帝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臣曰過矣。[60]
東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匈奴發生瘟疫，人畜死亡甚多，國力空乏，是用兵的絕好時機，然而光武帝拒絕了這『萬世刻石之功』，表示：『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處乎！』從此，『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在總評光武時，贊其『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工事，故年恢復前烈，身致太平。』[61]
歷來對胡三省所說『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認識不一，現將其事稍加介紹。唐文宗太和五年，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眾奔成都，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具奏其狀，宰相牛僧孺以受降會『失信』吐蕃，若其『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即使『得百維州何所用之』，遂命西川節度使李德裕以其城歸吐蕃，悉怛謀及所與來降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至武宗會昌三年，李德裕為相，追論此事，有詔追贈悉怛謀右衛將軍。『臣光曰』評論云：『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亡義猶恥之，況天子乎！……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胡三省註：『元v之初，棄米脂等四寨以與西夏，蓋當時國論大指如此。』[62]正是指上述司馬光欲將米脂四寨及熙河等讓給西夏，終因安燾、孫路以地圖力爭而止。
任何史書借古諷今、影射現實，都難免歪曲歷史、混淆是非，這是研讀史書時必須注意的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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