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部《唐书》的取材与思想(8)

  来源: 中华文史网

三 编纂思想的异趣

一、《旧唐书》的思想内容
现行《旧唐书》200卷，本纪20卷、志30卷、列传150卷。但是，分卷情况很不统一，需要注意。
赵莹在接受监修唐史之后，除了组织人力、搜集史料、制定体例而外，着重考虑的便是鉴于当时的史料状况，如何确定编纂总则以指导纂修。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段话：

臣等虔奉纶言，俾令撰述，褒贬或从于新意，纂修须按于旧章。[16]

“褒贬或从于新意，纂修须按于旧章”两句，可以说就是赵莹监修《旧唐书》的指导原则。
1．关于“纂修须按于旧章”
“纂修须按于旧章”的原则，不仅决定了其纪、志、传乃至论赞的诸多特点，更使全书反映较多的是唐代各个时期的不同思想和历史观点。
第一，全书对于唐代不同时期历史的认识，大体是这样：叙高祖史事，反映的主要是太宗时的观点；叙太宗、高宗、武则天直至睿宗史事，反映的主要是玄宗前期的观点；叙玄宗至顺宗史事，则以宪宗时的认识为主；宪宗至武宗，取宣宗、懿宗时观点为多；宣宗以下，则主要是五代前半期的看法。这一特点，比较明显地集中在20卷帝纪中。
德宗在唐代是一个很关键的皇帝，反映社会转变的一系列制度变革大都完成于德宗在位的25年间。德宗纪2卷，分上、下，不仅仅是因其在位时间较长，实在是这一承弊通变时期要说的事情太多。大臣掌转运，南粮北调，始于玄宗。几经反复，至德宗初年，盐铁转运使事权扩大，成为固定的职事官。随之，多以宰相兼掌，以总天下利权。两税法实施后，法外杂科不断，“初税屋间架、除陌钱”，“初增税京兆青苗亩三钱”，“初税茶”，等等。“初”字的使用，在整部书中以德宗纪最为突出，表明这确实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宰相分判六部，实际被降为六部尚书、侍郎使用，标志相权的削弱，秉笔宰相十日一易的“故事”也改为“每日更秉笔”。兵制方面，置十六卫上将军，建立禁军十军，“初置左右护军中尉、中护军监，以授宦官”。宦官监军成为制度，左右着其后的朝政。它如藩镇割据形成、宦官事权扩大、边事纷繁，也都变于德宗一朝。德宗时代的重要人物，李晟、陆贽都是一人一传，既如实地表现了这一文一武“力拯颠危”、“忠言救失”的显著作用，又折射出德宗“保奸伤善，听断不令”的一面。
第二，《旧唐书》反映唐代思想观点的另一重要方面，是注重“食货”的问题。
从最初的纂修计划看，赵莹、张昭远设计“十志以书刑政”，唯独没有提到食货。在纂修中，新增舆服、食货二志。如果说舆服志从原计划的“礼”中分离出来，那么食货志就要从唐代统治者重视“食货”中寻找答案了。
太宗君臣在汲取隋亡的教训时，都很注意从“食货”的角度去认识民众的生产活动与政权兴衰的关系。高宗龙朔中，许敬宗监修国史，并“起草十志”[17]，表示要承袭刚刚修成的《隋书》十志。从现行《旧唐书・食货志上》收录玄宗开元时刘秩《货泉议》和刘彤请征盐铁木等利税的表章，似亦可表明韦述《唐书》中包括“食货”一志。当历史进入唐代中叶，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加之安史乱后，皇权衰落、财政窘迫，促成全社会注重食货、力行理财的思想。自代宗起，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财政、经济改革措施。杜佑把“食货”问题推到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项制度的首位，为考察政治变革指出了首先重视经济体制的必要性，并将现实中“食货”的重要地位引入史学领域。自德宗至宣宗，陆贽、韩愈、李翱、白居易、元稹、李珏等，都有关于食货问题的论述。由唐前期注意“食货”与兴衰关系，到中后期探讨经济体制的变革，是贯穿唐代经济领域的一条基本线索。这一切，不仅在纂修进程中引起后晋史官高度重视，而且还为他们准备了大量原始素材。因此，尽管最初没有规划食货志，但一经决定纂修，仍可圆满成功，并取得较突出的成就。从《旧唐书・食货志》的序文，首先可以发现，其中的不少认识与《隋书・食货志》、《通典・食货》一脉相承。其次，序文叙述至德宗，与前面所谈《旧唐书》视德宗一朝为变革时代的观点紧密配合，相互呼应。序文最后写道：“大抵有唐之御天下也，有两税焉，有盐铁焉，有漕运焉，有仓廪焉，有杂税焉。今考其本末，叙其否臧，以为《食货志》云。”两税、盐铁转运、杂税等项，形成制度正是在德宗时期，这表明后晋史官旨在记述唐代经济制度的变革。因此，该志不像其它各志带有前密后疏的特点。虽记均田制、租庸调制，却不甚详。其它，除钱币、渠堰、仓廪等项从唐初写起外，大部分内容都以玄宗至宣宗详于玄宗以前，而以记玄宗、德宗两朝为最详。序文提纲挈领地说明全志的主要内容和项目，勾画出经济制度在唐代各个阶段的基本面貌，这是其它各志序文不能相比之处。此外，后晋史官还考虑到志与传的联系。如刘知几附刘秩传，说其“许私铸钱”等论“事各在本志”，食货志上即整段录出其《货泉议》。穆宗长庆元年李珏反对增加茶税的上疏，食货志虽未涉及，李珏传却整段载入了。由此可知，后晋史官在通过食货志反映唐代重视“食货”问题的同时，不曾忽略以列传记述某些重要经济理论。
第三，品味唐代统治思想以及社会思潮的前后转变，是通读《旧唐书》时应当特别注意的一项重要内容。
以史为鉴在太宗一朝形成风气，并贯彻到施政实践中，影响直至玄宗前期。“安史之乱”以后，经过新起的《春秋》学的扩展，到宪宗时韩愈、李翱“道统”说出现，治心以救弊的主张形成为一种影响巨大的思想学说。李绛传所记宪宗元和六年君臣的一席对话表明，治心以救弊不仅成为朝廷上下认同的一种统治思想，而且也是一种认识历史的根据了。如果我们选择魏征、姚崇、宋Z、杨绾、李绛等传加以对照，则由取鉴求治向治心求治的思想转变不是跃然纸上了吗？文宗虽然很想效法太宗，却也无法改变整个统治思想。
大约从宪宗时起，与统治思想转变紧密呼应的便是实录中如何记述大臣事迹的问题。统治思想与社会思潮的转变，把君臣们的注意力都引导到个人的道德修养方面，结果弄得人人谨小慎微。此间所修实录，一方面失记诸多关系时政的大事，另方面又过多地注意无关政事的“小节”。前者导致史学危机，使《旧唐书》记载唐后期制度缺少基本素材。后者，关于“小节”问题，使得记述唐代中后期史事，往往用“道德”的标准来选择列传人物，极大地影响到记事内容的详实程度。穆宗以下列传，不仅数量显著减少，而且立传人物也仅仅是职衔、官资、奏议之类，绝少史事。对此，我们不应过多地苛责后晋的史官，而应当从唐代统治思想及社会思潮的转变中去考察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第四，记述周边各族或外国及其相互交往，超过以往各史书，是《旧唐书》“按于旧章”的又一重要方面。
《史记》记述周边各族或外国很详，有6卷的篇幅。《隋书》次之，仅有4卷，而且多是合传。《旧唐书》则多达7卷9篇，再参以相关人物传，可以充分了解唐代的民族关系和对外开放的程度。
其记突厥1卷2篇，回纥1卷，吐蕃1卷2篇，北狄1篇（合传），南蛮西南蛮1卷（合传），西戎1卷（合传）。透过这几篇列传，唐政权与周边各族的关系脉络，大体能够看清楚。同时，反映出唐代民族政策的主流，即摒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的狭隘偏见，基本实现了“爱之如一”的原则。当时，各少数族上层人物参预国政者不乏其人。其著名将领，书中都一一为之立传。这几篇关于周边的列传，在表达唐政权与周边各族关系方面，大体贯穿着这样两个思想：一是主张“修文德以来之，被声教以服之，择信臣以抚之，谨备边以防之，使重译来庭，航海入贡，兹庶得其道也。”[18] 二是强调“我衰则彼胜，我胜则彼衰”，“但患已之不德，不患人之不来”，向往贞观、开元时期“来朝者多”的盛况。[19]
列传中还有大量篇幅记述唐政权同海东诸国、东南亚、西亚乃至欧非诸国的交往。如东夷1篇，记高丽、百济、新罗、倭国与日本；南蛮西南蛮、西戎记今东南亚地区诸国，包括越南、泰国、柬埔寨、缅甸、尼泊尔、印度等。其中，以记天竺较为详细，玄奘取经、王玄策出使以及东南西北中五天竺来朝，都有所记录。西戎中，又有波斯（今伊朗）、拂林（东罗马）、大食（阿拉伯帝国），反映唐代与西亚、欧非的交往较前有进一步发展。
尽管书中记述唐政权与西域、南亚等地的交往篇幅有限，却有一点很值得注意，这就是其文化的传入和对唐代的影响。音乐志二详录了周边各乐舞的特征、传入情况。唐朝著名的十部乐，即包括高丽、天竺、高昌、龟兹、安国等七种，表现出唐代乐舞广泛吸收外来文化的博大胸怀。在叙立部伎、坐部伎各乐时，志中也不忘交代它们是如何传入并融为唐代乐舞中的。另外，方伎中为僧玄奘、神秀、一行等立传，并附慧能、普寂、义福、泓师小传，虽然简略，比起《新唐书》删掉此数人，更能反映后晋史官对佛教传入及其在唐代产生的影响，既看得比较清楚，又能够正视它。这是唐代社会广泛吸收外来文化的另一突出象征，后晋史官没有忽视这一点。
2．再说“褒贬或从于新意”
《旧唐书》贯彻这一指导原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 公开承认某些藩镇建立的政权，甚至于容忍姑息。
我们知道，五代前期的局势是由唐代后期藩镇割据发展形成的。后晋高祖石敬塘本人，也是由藩镇起家，并引契丹为援，夺得帝位。赵莹、桑维翰二人，作为石敬塘的幕僚，“历数镇皆从”。在这样的监修下纂修，思想倾向可想而知。如果说史文基本用唐代实录、国史旧文，反映唐代各个阶段政治观点的话，那么“史臣曰”中的“治乱势也，势乱不能卒治”等说法，则只能归结为他们的经历和政治实践所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