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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鳳凰網 但結果，清軍反攻失利，英軍乘勢反擊慈谿軍營。再敗清軍，奕經倉惶遁逃杭州。浙東抗戰和反攻的失敗，說明清軍不僅海上不能打，陸上也不可恃。道光痛心地說:『此次逆夷侵犯，統計在船登岸，不過二千餘名，我兵數是相當，且有城池炮位，主客勞逸，形勢□然，乃既不能衝鋒擊賊，復不能嬰城固守，一見逆夷，輒紛紛潰散，以致逆夷肆意滋擾』。（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三日上諭。）至此，道光對攻剿已喪失信心，當奕經等奏請續調官兵，再行進剿時，道光便說:『事已如此，添調何難。前番佈置，似乎確有把握，一經動作，受虧退步，又欲俟數千裏之外續調之兵到齊，再行進剿，無論曠日持久，能必保其成功乎？』（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道光帝硃批奕經奏摺。）當英軍攻陷吳淞、上海直抵鎮江時，道光授權耆英便宜行事，又一次由主剿轉為議撫。應當指出，此時的『撫』實際上已成為乞降的代名詞了。
從以上對道光從定海失陷以後對英態度變化全過程的簡要敘述可以看出，道光並非一味妥協投降，而是經歷了一個主撫、主戰、再主撫的變化過程，而且前期的『主撫』是企圖用傳統的『撫』的方式以消彌釁端，後期的『主撫』則是在中英雙方軍事實力較量以後的『戰敗求和』。那麼，道光對英政策的這種變化是否是受統治集團內部抵抗派和投降派之間鬥爭的影響呢？下面我們再作進一步的分析。
二、統治集團內部不存在抵抗、投降兩派鬥爭
一些史家往往斷言，投降派在定海失陷後鼓譟而起，從而使道光由主戰轉到主撫。筆者認為，這一說法是不能成立的。
我們仔細查閱了這一時期的軍機處隨手登記檔，看不到投降派鼓譟的蛛絲馬跡。恰恰相反，統治集團內部主張攻剿或者先剿後撫的呼聲一直很高漲，即使在道光下令沿海撤防之後，臣工主戰奏章依然接連不斷。
人們所說的『投降派的鼓譟』，主要是指琦善和伊裏布。那麼，我們且分析一下這兩人的情況。
琦善於七月初三日親赴天津，『督同該鎮道等，仍以查拿煙販為詞，密堵沿海勾引之人，絕其先路，一面暗備火攻器械。如有夷船前來游弋，其在大海之中，彼逸我勞，直隸未有水師，不值遠出迎剿。惟俟其船隻膽敢攏近口岸，立時槍炮齊發，並取薪縱火焚燒，杜其上岸，彼必自形窮蹙』。（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三日琦善奏摺。）七月初九日琦善又奏報了他自己『即日馳赴海口，親督籌備。』並『預備督標兵一千名，正定鎮標兵八百名，河間兵二百名，候到齊後，均令駐紮海口，於堵絕該夷上岸，較為得力，且免臨時調撥遲緩之慮』。（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九日琦善奏摺。）正是在此奏章中，琦善否定了林則徐的意見，認定英軍北上是因為漢奸引導，主張對英採取強硬政策。琦善態度的轉變倒是發生在七月十二日道光諭令將『英人原稟進呈』之後，與其說琦善影響了道光，還不如說琦善揣摩道光的意旨，從主剿轉向主撫。
至於伊裏布，根據檔案記載，他於六月十一日聞悉英船在浙洋游弋，立即從蘇州趕赴吳淞海口，會同提臣陳化成部署防禦，並上奏:『倘該夷竟敢闖入江省洋面，即當先行封港，杜絕勾串，示以兵威，驅逐出境』，業『飛咨沿海各督撫臣盛京將軍一體防備』。道光硃批:『所見甚明』，『為國為公可嘉之至』。（道光二十年六月十三日伊裏布奏摺。）六月十七日，伊裏布又奏報了行抵吳淞口後調兵遣將的情形，除在崇明駐兵三千外，並在『上海安兵三千七百三十二名，寶山安兵三千六百六十一名……於兩縣海岸上層層密佈，與水師聲援聯絡，各備軍火，以待水陸夾攻』。並向道光表示:『臣伊裏布往來寶山、上海兩縣，協同提臣，督率鎮將，統領水陸舟軍嚴加巡防，倘夷船闌入江境，即時親督攻剿』。道光在此硃批:『佈置尚妥，加意嚴防，勉之』。（道光二十年六月十七日，六月十九日，七月初七日伊裏布奏摺。）
六月十九日，伊裏布聞悉定海縣城已於初八日失陷，英船現逼鎮海要口的消息後，再次上奏:『該夷船膽敢逞凶肆逆，攻陷城池，直逼內地，實屬罪不容誅，必應痛加剿辦，以伸國憲而振天威』。（道光二十年六月十七日，六月十九日，七月初七日伊裏布奏摺。）七月初七日伊裏布又奏:『查該夷在粵貿易，向本桀驁不馴，今因見挫於粵兵，突入浙洋，肆其狂悖，若非大加剿戮，使之創巨痛深，不足以彰撻伐，且恐其不知儆畏，以後一乘風帆便時入鴟張，震驚我人民，勞費我軍餉，亦非綏靖海疆之道』。（道光二十年六月十七日，六月十九日，七月初七日伊裏布奏摺。）七月十五日，伊裏布接奉欽差大臣之命，『專意攻剿』，從江蘇到浙江，一路調兵遣將，積極準備武力收復定海。二十三日，伊裏布抵達杭州，與積極主戰的署理浙江巡撫宋其沅面議，兩人意見相同，決定『分兵守城，先破其船』。並奏請『敕令兩廣督臣林則徐、閩浙督臣鄧廷楨，各派水師二千，統以大員，多帶炮位，坐駕堅厚大船，在該二省適中之處，彼此會合，再行聯□赴浙。奴才亦飭江省水師趕緊前來，相機會剿，庶可迅奏蕩平，收復城邑』。（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宋其沅奏片，八月初二日伊裏布奏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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