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边防典”证误(1)

  来源: 中华文史网

《通典》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典章制度类的“通史”，上起传说中的唐虞时代，下迄唐玄宗天宝年间，历叙古代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沿革，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杜佑在《进〈通典〉表》中说：“自顷纂修，年涉三纪”，为《通典》的编纂花费了半生心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通典》：“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之可比。”给了很高的评价。但是《通典》是一部时间跨度很长，内容繁杂的大书，在编纂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中华书局点校本虽然做了大量细致认真的校勘、考订工作，指出了《通典》存在的许多错误，但是仍有不少问题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以下仅就点校本《通典》“边防典”中存在的问题略作探讨，其中既有点校本未指出的《通典》原有的问题，也有点校时新出现的问题，希望能得到同行的指正。 卷一八五《东夷》上“百济”（4990－4991）[1]

　　自晋代受蕃爵，自置百济郡。义熙中，以百济王夫余腆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宋、齐并遣使朝贡，授官，封其人。
　　土着地多下湿，率皆山居。其都理建居拔城。
　　按，“授官，封其人”及“土着地多下湿”，文气不顺。《北史》卷九四《百济传》载：“自晋、宋、齐、梁据江左，亦遣使称藩，兼受拜封。”此称“兼受拜封”，与“授官封”同义。疑点校本《通典》断句有误，应作“宋、齐并遣使朝贡，授官封。其人土著，地多下湿，率皆山居。”又，“宋、齐并遣使朝贡”，《太平寰宇记》卷一七二作“宋、齐、梁并遣使朝贡”，参以《北史・百济传》，《通典》当夺“梁”字。
卷一八五《东夷》上“夫余”（4997）

　　自后汉时夫余王葬用玉匣，常先以付玄菟郡，王死则迎取以葬。及公孙渊伏诛，玄菟库犹得玉匣一具。晋时夫余库有玉璧瓒，数代之物，传以为宝，耆老言“先代之所赐也”。其印文言“柰踔印”。国有故城，名璩牵盖本桴鲋地。
　　按，《晋书》卷九七《夫余传》称：“其国殷富，自先世以来，未尝被破。其王印文称‘秽王之印’。国中有古秽城，本秽貊之城也。武帝时，频来朝贡……”并无记载“晋时夫余库”的内容。《三国志》卷三○《魏书・夫余传》：“汉时，夫余王葬用玉匣，常豫以付玄菟郡，王死则迎取以葬。公孙渊伏诛，玄菟库犹有玉匣一具。今夫余库有玉璧、、瓒数代之物，传世以为宝，耆老言先代之所赐也。其印文言‘柰踔印’，国有故城名璩牵盖本桴鲋地，而夫余王其中，自谓‘亡人’，抑有（似）〔以〕也。”《通典》本节当源于《三国志》，杜佑显然是因为《三国志》称“今”，所以按照作者陈寿的时代，易“今”为“晋”。但是，裴松之在“耆老言先代之所赐也”下注引《魏略》曰：“其国殷富，自先世以来，未尝破坏。”则鱼豢作《魏略》时已见到这条资料，《晋书》“自先世以来，未尝被破”亦源于《魏略》。所谓的“今时夫余库”，无疑就是指三国时代，与晋无涉，杜佑所改非是。《太平寰宇记》卷一七四亦称“晋时夫余库有玉璧瓒，数代之物，传以为宝”，当从《通典》误。
卷一八五《东夷》上“夫余”（4997）

　　以六畜名官，有马加、牛加、猪加、狗加、犬使。犬使者，使者邑落有豪民，名下户皆为奴仆。
　　点校本“校勘记”在“犬使”下校注称：“犬使，‘犬’原讹‘大’，据北宋本、明抄本、明刻本改。下同。”今按，既有“狗加”，复称“犬使”，“狗”、“犬”异称，事属可疑。且下文“犬使者，使者邑落有豪民，名下户皆为奴仆”，文意亦颇难解。《三国志》卷三○《魏书・夫余传》：“国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马加、牛加、猪加、狗加、大使、大使者、使者。邑落有豪民，名下户皆为奴仆。”《通典》所述夫余风俗诸事，全本于《三国志》，当从《三国志》，《通典》原文“大使”不误，“犬使者”之“犬”为“大”之误，“校勘记”未察史源，所改非是，断句亦误。
卷一八六《东夷》下“高句丽”（5014）

　　大业七年，帝亲征元。师度辽水，东城分道出师，顿兵于其城下。
　　“东城分道出师”，文气未顺。《隋书》卷八一《高丽传》：“大业七年，帝将讨元之罪，车驾渡辽水，上营于辽东城，分道出师，各顿兵于其城下。”《通典》“东城”上当补“营于辽”三字，文意始通。《通典》或涉“辽”字重出而误夺三字，断句亦从误。《太平寰宇记》卷一七三正作：“大业七年，帝亲征元。八年，师渡辽水，营于辽东城，分道出师，顿兵于其城下。”
卷一八六《东夷》下“高句丽”（5017－5018）

　　当今天下清谧，咸得其宜。唯东讨不庭，方为国害……详观古今为中国患害，无过突厥，遂能坐运神册，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易曰：“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东讨不庭”，《唐会要》卷九五、《册府》卷五四八“庭”作“停”。按《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当今天下清谧，咸得其宜，唯东讨高丽不止，方为国患。”当以“停”字为是，《通典》涉音近误。《太平寰宇记》卷一七三亦作“东讨不庭”，从《通典》误。
　　又，“遂能坐运神册”，《唐会要》、《册府》、《旧唐书》“册”作“策”。当以诸书为是，《通典》当涉音近误，《太平寰宇记》作“略”，亦通。
　　又，“易”下应加书名号，《唐会要》、《册府》、《旧唐书》作《周易》，是。点校本《通典》及《旧唐书》于老子下加专名号，亦应改作书名号为宜。
　　再次，“详观古今为中国患害”下“校勘记”称：“古，《唐会要》卷九五作‘方’，义长。”今按，《册府》亦作“古今”。《旧唐书》称：“详观今古，为中国患害者，无如突厥”，《通典》“古今”不误，《唐会要》“方今”应为“古今”之误，“校勘记”非是。《太平寰宇记》正作“古今”。
卷一八六《东夷》下“高句丽”（5019）

　　其后余众不能自保，散投新罗、H旧国，土尽入于H，高氏君长遂绝。
　　“散投新罗、H旧国，土尽入于H”，文意不通。《唐会要》卷九五作：“自是高句丽旧户在安东者渐寡少，分投突厥及H等，其旧地尽入于新罗，高氏君长遂绝。”《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传》、《新唐书》卷二二○《高丽传》略同，诸书俱不言“新罗、H旧国”。《册府》卷一○○○亦与诸书同，惟王钦若等在“高氏君长遂绝”下注称：“又云：……其旧地没于新罗，城傍余众后渐寡弱，散投突厥及H。扶余隆竟亦不敢还，旧国土地尽没于H。高氏、扶余氏君长遂绝。”本段记载当与《通典》同源。本段资料分叙高丽、百济，“散投突厥、H”者是高丽余众，而“旧国土地尽没于H”者为百济之众，疑杜佑在编纂史料时对原来涉及百济的内容删略未尽，误留了“旧国土[地]尽没于H”诸语，遂致文义I格不通。点校本未察其中原委，断句亦误。《太平寰宇记》卷一七三与《通典》同，当从《通典》误。
卷一八六《东夷》下“流求”（5026）

　　以木槽暴海水为盐，木汗为醋，酿米曲为酒。
　　《隋书》卷八一《流球传》、《北史》卷九四《流求传》、《太平寰宇记》卷一七五、中华书局影印十通本《通典》等，“汗”俱作“汁”。本句下“校勘记”引正文内容，亦称“木汁为醋酿米曲为酒”云云，则今本之“汗”字当是排印错误。
卷一八六《东夷》下“流求”（5026－5027）

　　凡有宴会，执酒者必待呼而后饮。上王酒者，亦呼王名，衔杯共饮，颇同突厥。
　　“执酒者必待呼而后饮”，《隋书》卷八一《流球传》、《北史》卷一○《流求传》、《太平寰宇记》卷一七五“呼”下有“名”字。按，“必待呼名”与下文“亦呼王名”相应，《通典》当夺“名”字。
卷一八六《东夷》下“流求”（5027）

　　炀帝大业初，海师何蛮等每春秋二时，天清气静，东向，依稀似有烟雾之气，亦不知几千里。三年，帝令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何蛮言之，遂与蛮俱往，因到流求国。
　　“校勘记”称：“海师何蛮等，‘等’下原有‘云’，据《隋书・东夷传》（一八二四页）、《北史・流求传》（三一三四页）删。”今按，详以文义，删去“云”字则文气不畅。《太平寰宇记》卷一七五亦有“云”字。下文称“何亦言之”，即指上文“何蛮等云”而言，此“云”字不可删。《册府》卷一三五：“隋炀帝大业三年，令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海师何蛮言：‘每春秋二时，天清风静，东望依稀似有烟雾之气，亦不知几千里。’遂与蛮俱往，因到流求国。”《通典》原文不误，《隋书》、《北史》误夺“云”字，点校本所删非是。
卷一八七《南蛮》上“板J蛮”（5044）

　　板J蛮，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于蜀、巴、汉之境，伤害千余人，昭王乃募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
　　“于蜀、巴、汉之境”，《后汉书》卷八六《板J蛮传》“蜀”上有“秦”字。按，《通典》本卷之“盘瓠种”、“廪君种”全部内容及“板J蛮”三国以前内容，完全是由《后汉书》相关记载删略而成，此当夺“秦”字。《太平寰宇记》卷一七八正作“秦蜀巴汉”。
卷一八七《南蛮》上“”（5049－5050）

　　大唐贞观中，其酋遣使修职贡。胜兵战士数万，于是列其地为州。
　　《唐会要》卷九九“蛮”亦载：“贞观二年，首领谢龙羽遣使朝贡，授州刺史，封夜郎郡公。四年十二月，遣使朝贡。”《通鉴》卷一九三谢龙羽初次入朝于贞观三年闰十二月乙卯，《唐会要》“二年”应为“三年”之误。以上诸书与《通典》同，将蛮入贡受封及设州事置于贞观年间，但是据《旧唐书》、《册府》、《新唐书》记载，入贡在武德三年，与此相异。《旧唐书》卷一九七《传》：“武德三年，遣使朝贡，授龙羽州刺史，封夜郎郡公。”《新唐书》卷二二二下《传》同。《册府》卷一二六、九六四、九六六、九七○亦载事在武德三年，据《册府》卷一二六，具体时间在三月己卯。《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州”下亦载：“武德三年以柯首领谢龙羽地置，四年更名柯州，后复故名。”今按，《册府》卷九七○在武德三年谢龙羽入朝下，又载贞观三年“十二月，西赵、夷子、、兖[充]州蛮、H别部并遣使朝贡。”据以上记载分析，谢龙羽初次入贡应在武德三年三月己卯，疑《通典》等书因再次入贡，遂将初入贡及设州事误于贞观三年闰十二月乙卯之下[2]。
卷一八七《南蛮》上“充州”（5050）

　　充州，别部，与邻境。胜兵二万。亦贞观中朝贡，列其地为充州。
　　充州为别部，与同时入贡受封并置州。据上条，入贡事应在武德三年，此“贞观”亦应作“武德”。《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充州”下载：“武德三年以柯蛮别部置。”可证。
卷一八七《南蛮》上“獠”（5050－5051）

　　递相劫掠，不避亲戚，卖如猪狗而已。亡失儿女，一哭便止。被卖者号叫不服，逃窜避之，乃将买人捕逐。若亡叛获，便缚之；但经被缚者，即服为贱隶，不敢更称良矣。
　　《太平寰宇记》卷一七八同。按，“亡失儿女，一哭便止”与下文“被卖者号叫不服”云云，前后文意不属。《魏书》卷一○一《獠传》：“平常劫掠，卖取猪狗而已。亲戚比邻，指授相卖，被卖者号哭不服，逃窜避之，乃将买人捕逐，指若亡叛，获便缚之。但经被缚者，即服为贱隶，不敢称良矣。亡失儿女，一哭便止，不复追思。”《通典》“亡失儿女，一哭便止”，疑是从下文阑入，《太平寰宇记》从《通典》误。
　　又，“乃将买人捕逐。若亡叛获，便缚之”，《魏书》作“乃将买人捕逐，指若亡叛，获便缚之”，义不可解。《北史》卷九五《獠传》作“乃将买人指捕，逐若亡叛，获便缚之”，文义亦嫌模糊。《册府》卷九六○载：“迭相掠卖，不避亲戚，被卖者号叫不服，窜逃避之。乃将买人指为捕逐，若追亡叛，获便缚之，但经被缚者，即服为奴隶，不敢更称良矣。”当从《册府》，《北史》“指”下夺“为”字，“若”下夺“追”字。《魏书》“指”字当乙正于“捕逐”上，且应据补“为”字，“若”下复夺“追”字。《通典》或从《魏书》误，且“获”字应从下句，点校本断句亦误。正应作“乃将买人[指为]捕逐，若[追]亡叛，获便缚之”。
卷一八七《南蛮》上“獠”（5051）

　　俗尚淫祀，至有卖其昆季妻孥尽者，乃自卖以供祭焉。
　　《魏书》卷一○一《獠传》、《北史》卷九五《獠传》、《太平寰宇记》卷一七八同，惟《魏书》、《北史》夺“俗尚淫祀”四字，《魏书》“孥”讹作“奴”。《册府》卷九六○载：“俗畏鬼神，尤尚淫祀。巫祝有卖其昆季、妻孥尽者，乃自卖以供祭焉。”当以《册府》为是，疑诸书“至”为“巫”之误，下夺“祝”字。
卷一八七《南蛮》上“獠”（5051）

　　又蜀人东流，山险之地多空，獠遂夹山傍谷，与人参居。参居者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仍为匪人。
　　“与人参居”，《魏书》卷一○一《獠传》、《北史》卷九五《獠传》、《太平寰宇记》卷一七八“人”上有“夏”字，《册府》卷九六○作“其与华民杂居者，亦颇从赋役”。《通典》“人”上当夺“夏”或“华”字。
卷一八七《南蛮》上“i都”（5058）

　　和帝永元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楼薄蛮夷王唐缯等，遂率种十七万户口内属……与徼外三种夷三十一万口……
　　《后汉书》卷八六《g都夷传》作“十七万口”，无“户”字，下文“三十一万口”同，《通典》当衍“户”字。《太平寰宇记》卷一七九正作“十七万口”
卷一八七《南蛮》上“附国”（5060）

　　炀帝大业四年，其王遣子弟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贡。
　　《隋书》卷八三《附国传》：“大业四年，其王遣使素福等八人入朝。明年，又遣其弟子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贡。”按，《通典》“附国”全据《隋书》，此因删略失当，将大业五年朝贡事误置于四年之下。《太平寰宇记》卷一七九作“大业三年”，疑“三”应为“五”之误。又，“子弟”，《隋书》、《太平寰宇记》作“弟子”，当从乙正。
卷一八七《南蛮》上“哀牢”（5061）

　　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皆着尾。
　　“衣”字应从下文，疑断句误。《后汉书》卷八六《哀牢夷传》正作“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皆着尾。”
卷一八七《南蛮》上“哀牢”（5063）

　　今姚府置官，既无安边静寇之心，又无葛亮且纵且擒之术。唯知诡谋狡算，恣情割剥，贪婪劫掠，积以为常，扇动酋渠，遂成朋党，提挈子弟，啸引凶愚，今见散在彼州，专以掠夺为业。
　　据此，则姚府汉官及子弟“散在彼州”，专事劫掠。《旧唐书》卷九一《张柬之传》载：“今姚府所置之官……扇动酋渠，遣成朋党……提挈子弟，啸引凶愚，聚会h博，一掷累万。剑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千余户，见散在彼州，专以掠夺为业。”《太平寰宇记》卷一七九同。《唐会要》卷七三亦载：“剑南逋逃，中原亡命，二千余户，见散在彼州，专以掠略为业。”以劫掠为业者，是由中原及剑南亡入姚府的逋逃亡命之类，《通典》删略过简，致生歧义。
卷一八七《南蛮》上“昆弥国”（5065）

　　昆弥国，一曰昆明，西南夷也，在爨之西，西洱河为界，即叶榆河。
　　“校勘记”称：“在爨之西西洱河为界，原脱一‘西’字，《新唐书・南诏传》下（六三一八页）云：‘爨蛮西有昆明蛮，一曰昆弥，以西洱河为界。’今据以订补。”今按，《太平寰宇记》亦作“在爨之西洱河为界”，“西”字不重出。且“在爨之西，西洱河为界”，终觉文气不畅。《唐会要》卷九八亦载：“昆弥国者，一曰昆明，西南夷也。以爨之西洱河为界，即叶榆河也。”当从《唐会要》，《通典》“在爨之西洱河为界”之“在”，当为“以”字之讹。“以爨之西洱河为界”，适与《新唐书》相契合，“校勘记”加“西”字，非是，断句亦误。《太平寰宇记》从《通典》误。
卷一八八《南蛮》下“黄支”（5088－5089）

　　黄支国，汉时通焉。合浦、日南之南三万里，俗略与珠崖相类。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明珠、玉璧、琉璃、奇石、异物。
　　《太平寰宇记》卷一七六同。按，既称“皆献见”，则献见者当不止一国，此必有误。《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相类……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通典》本条当源于《汉书》，惟《汉书》“至武帝以来皆献见”，指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与黄支国等，《通典》于黄支国下，误。又据《汉书》，明珠诸物为汉使往诸国求市之物，《通典》置于黄支下，亦不当[3]。《太平寰宇记》从《通典》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