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師培與近代清學史研究(3)

  來源: 中國讀史網

三、清學的『得』與『失』
總結清學的是非得失，是劉氏討論清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清學的歷史事實比較容易梳理清楚，但是涉及清學評價問題，要保持客觀的態度就顯得很困難。大多數學者對清學力矯宋學空疏之陋，而使學風歸於平實，以『實事求是』為指歸，持肯定態度。章太炎把清儒與漢儒相比較，認為除今文學之外，清儒與漢儒絕異，『不以經術明治亂，故短於風議，不以陰陽斷人事，故長於求是。』[24]而劉氏將清儒與明儒相比較，指出『清儒之學，以求是為宗』，而『明儒之學，以致用為宗』[25]。他們都認識到了『求是』是清學最大的特點。
清學以『求是』為宗，主要體現在治學方法上，清代漢學逐漸發展形成了一套『實事求是』的嚴慎治學方法，後人對漢學多有肯定，也是從方法論意義上而言的。章太炎對漢學的嚴謹治學方法提得很高[26]，到了梁啓超、胡適，便視清代漢學的治學方法具有『科學的精神』了[27]，這些顯然有主觀拔高漢學方法的學術價值的傾向。相比較而言，劉氏觀點顯得比較符合客觀事實，他說：『古無「漢學」之名，漢學之名始於近代。或於篤信好古，該漢學之範圍。然治漢學者，未必盡用漢儒之說；即用漢儒之說，亦未必用以治漢儒所治之書。是則所謂漢學者，不過用漢儒之訓故以說經，及用漢儒注書之條例，以治群書耳。』[28]侯外廬先生認為劉說只及於漢儒的訓詁方法與注書條例，還沒有明言這種方法是什麼[29]。其實不然，劉氏對清代漢學治學方法有具體的歸納，把這種方法概括為『標例』和『證實』。他認為漢代以後，為學之弊有二：逞博與篤信。逞博則不循規律，篤信則不求真知，此學術所由不進也。所謂『標例』，就是『取捨極嚴，而語無龐雜』；『證實』即『實事求是，而力矯虛誣』[30]。這是清代考證學超越前代的主要原因，也是值得肯定的地方。
『求是』的治學精神固然是清學中值得肯定之處，它使清學一反宋學之空虛而入實，但是為『求是而求是』往往會走向另一個極端，而陷入『瑣碎』的純考證一途，這種所謂的『實』也只徒有虛名罷了。清代漢學的弊端早已引起學者的批評，方東樹、龔自珍、魏源等均有批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把二千年的經學升降，以六字概括：兩漢之學，其弊也『拘』；魏晉至唐宋及宋初，其弊也『雜』；宋慶曆至南宋，其弊也『悍』；宋末至元，其弊也『黨』；明末之弊也『肆』；而清朝之弊也『瑣』[31]。不管這種歸納是否正確，但是清代漢學之『瑣』，屬乃事實。
劉氏少承家學，其治學深受清代漢學影響，是晚清名聲僅次於章太炎的古文經學大家，但他對清代漢學之弊有清醒的認識，不囿於自家學統的牽制，對清代漢學作了嚴厲批判。劉氏首先從學術本體角度，歷數清代漢學的各家各派缺陷與不足。他指出，在吳、皖兩派中，以吳派最為泥古墨守。惠棟『執注說經，隨文演釋，富於引申，寡於裁斷』；其弟子余蕭客『篤於信古，語鮮折衷』；王鳴盛『裁減損益，徵引博煩；惟膠執古訓，守一家之言』；孫星衍、洪亮吉『咸以文士治經，學鮮根柢，惟記誦淵雅』[32]。即便皖派除少數外，也難免漢學通病，劉氏不無感慨地說道，『自漢學風靡天下，大江以北治經者，以十百計，或守一先生之言，累世不能殫其業，或緣詞生訓，歧惑學者。……吾閱江氏【漢學師承記】，吾郡窮經之士，遠過他郡，然求其所謂不尚墨守者，十不得一焉。』[33]哪怕揚州學者向來不主門戶之見，學貴主『通』，在劉氏看來多數學者不過墨守陳規，少學有自得之士。他把清代漢學的末流歸為『叢掇派』，該派又分為四類：（一）、『據守』者，『不求於心，拘墟舊說，守古人之言，而失古人之心』；（二）、『校讎』者，『鳩集眾本，互相糾核，或不求其端，任情刪易，以失本真』；（三）、『摭拾』者，『書有佚編，旁搜博採，……然功力至繁，取資甚便，或不知鑑別，以贗為真』；（四）、『涉獵』者，『擇其新奇，……甚至考訂一字，辨證一言，不顧全文，信此屈彼。』[34]劉氏對清代漢學流弊的揭露應該說是比較客觀的，他之所以如此痛惡漢學末流之學風，在於其有違他本人治學風格的緣故。劉氏向來主張學人應該作『通儒』，學術貴在自得而不流於支離，強調『考古通今』[35]。他對這種『詳於考古，略於知今』[36]的學風深惡痛絕，認為『考古不能知今，則為無用之學』[37]。對那些為『知今而考古』的清初大儒經世學風，劉氏則倍加推崇。
劉氏從學術角度對清代漢學的批評是中肯的，但是作為前期積極主張排滿革命的他，要保持客觀冷靜的態度去評價清代學者就顯得有困難了。『學術之界可以泯，種族之界不可忘』，這是劉評判清儒的主要標準，他把『學術』與『種族』，『文』與『行』，『著述』與『氣節』，『學術觀點』與『政治立場』，把兩者本應該使用不同評價尺度的領域決然對立起來，選擇後者作為衡量評價清儒的首要標準。因此，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起兵抗清，兵敗後猶『抱艱貞之大節』、『不事二姓』；孫奇逢、張履祥、梅文鼎，李等人，『以學自隱』、『恥事二姓『；戴震，孔廣森、王念孫等人雖入仕，但『無仕宦情』、『淡於榮利』；江聲、余蕭客『終身未嘗應童子試，亦不通姓名於顯宦之門』[38]。這些不與清廷合作的或不屑於入仕的學者，劉氏就給予了較高評價。而那些在清廷為官或入清官幕府的學者，則嚴加討伐。如清初湯斌、陸隴其『以偽行宋學』，而『配享仲尼』，從此『偽學之風昌』，把理學稱為『偽學』，還準備專門立有『學案』[39]；魏象樞、李光地等人，『鬻道於虜，炫寵弋榮』；閻若璩、胡渭、毛奇齡，『以博學自鳴』，投靠清廷，『行尤卑』；段玉裁、洪亮吉、孫星衍入仕『以貪黷名』、『嗜利若渴』[40]。劉氏以是否與清廷合作為取捨標準，而不考慮特定歷史境域，以之衡量政治人物尚且偏頗，更何況以之褒貶思想家或學者。劉氏出於自身政治鬥爭的需要，對清儒作政治化或道德化的評價，有失公允。
與此同時，劉氏對清儒中具有樸素反封建民主思想的學者作了全面整理，把它作為清學的一部分，加以表彰，這無疑有利於人們更加全面認識清學的方方面面，而不致於以偏概全。劉氏曾著有【中國民約精義】，凸顯了中國源遠流長的『民權』思想。在該書第三篇【近世】部分，所開列的清儒：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唐甄、李b、呂留良、胡石莊、全祖望、戴震、王昶、魏源、龔自珍、章學誠、戴望等十三位[41]，均被後世所公認的具有『民主』思想的學者，都被他囊括在此書中。他以盧梭【民約論】為基礎，對他們的『民主』思想作了全新的詮釋，雖不免有牽強之處，但它在晚清批判封建專制主義、宣傳資產階級的民主思想方面具有啟蒙意義，其學術價值同樣也不可忽視[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