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章學誠的『以史明道』觀念(2)

  來源: 中華歷史網

三

在整個中國學術發展史上，不論是『文以載道』，還是『義理明道』，抑或是『訓詁明道』，開始倡導其學術觀念者都是針對學術中存在的積弊有爲而發，對豐富『道』的內涵作出了積極貢獻。但是，社會上追隨風氣而騖於功名的末流學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加重了各種學術思潮的偏頗，最後走向了反面，與開創學術思潮的初衷背道而馳，結果阻斷了探索『道』的正確路徑，反而造成『道』晦而不明。章學誠指出：『學博者長於考索，豈非道中之實積？而騖於博者，終身敝精勞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於屬文，豈非道體之發揮？而擅於文者，終身苦心焦思以構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義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義理虛懸而無薄，則義理亦無當於道矣。此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3]（【原學下】）由此可見，章學誠並非僅僅針對清代樸學『訓詁明道』的局限和偏狹提出批評，而是全面考察中國學術發展的歷史，抨擊歷代學者各自尊崇辭章、考訂、義理明『道』而分畛域，相互軒輊攻擊的錯誤做法，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明『道』主張。他說：『所謂學者，果何物哉？學於道也。道混沌而難分，故須義理以析之；道恍惚而難憑，故須名數以質之；道隱晦而難宣，故須文辭以達之，三者不可有偏廢也。義理必須探索，名數必須考訂，文辭必須閒習，皆學也，皆求道之資，而非可執一端謂盡道也。君子學以致其道，亦從事於三者，皆無所忽而已矣。』[4]（【與朱少白論文】）這就說明，學者如果具有明確的意識和正確的方法，訓詁名物制度可以充實『道』的內涵，著文闡發道理可以豐富『道』的形式，探究事物義理可以提高『道』的層次，三者交相爲功，就會大大促進人們對『道』的探索進程，亦即對事物的真理和社會的規律的正確認識。
章學誠對『道』的闡述，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結合社會歷史的發展，具有歷史的性質。他反對學者僅僅局限於通過【六經】明『道』的偏見，力倡『以史明道』的觀念，對『道』的認識達到了古代史家最全面的程度，極大地豐富了傳統史學功用的理論。
首先，章學誠超越了歷代儒家僅僅從【六經】中求『道』的局限，考察【六經】以前『道』的存在方式。他說：『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固諄諄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則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猶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別班分，而道著矣。仁義忠孝之名，刑政禮樂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後起者也。』[3]（【原道上】）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是說『道』是隨著事物的產生、發展而自然形成的，即如人類社會中仁義忠孝、禮樂刑政之『道』，也是隨著人類的形成、繁衍以及社會分工的出現而逐步形成，表現出一個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複雜的過程。隨後，章學誠又探討了『道』的含義：『【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天著於人，而理附於氣。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道者，萬事萬物之所以然，而非萬事萬物之當然也。人可得而見者，則其當然而已矣。』[3]（【原道上】）他在這裡徹底揭開了歷代儒家編織的所謂聖人之『道』的神秘面紗，把『道』看成是宇宙萬事萬物自身存在的東西，對其內涵作了唯物的解釋。他認爲『道』是『萬事萬物之所以然，而非萬事萬物之當然』，承認『道』是物質背後起作用的內在規律或法則，世間的萬事萬物是『道』相互作用的結果。這種解釋已經非常接近了對真理的科學認識。既然『道』不能『形其形而名其名』，所以三代以前之人皆於一陰一陽之跡而見『道』，也就是在事物自然發展過程中求『道』。章學誠說：『聖人求道，道無可見，即眾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聖人所藉以見道者也。故不知其然而然，一陰一陽之跡也。學於聖人，斯爲賢人；學於賢人，斯爲君子；學於眾人，斯爲聖人。非眾可學也，求道必於一陰一陽之跡也。』[3]（【原道上】）由此可知，上古社會之『道』皆合於人倫日用，以明治教之極。『道』亦無定名，更不屬於某家私器。所以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本不存在後世儒家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一以貫之之『道』，更沒有聖人以【六經】爲後世垂法的事情。
其次，章學誠認爲依據【六經】只能考察三代社會之『道』。春秋戰國之際，學在官府地位被突破，開始出現私家治學局面。諸子百家爲闡揚自己的學說，紛紛揭明治學宗旨，『道』始因人而定名。儒家爲宣揚自己的學說，與諸子百家相抗衡，標榜自己繼承了堯、舜以來的道統，而以【六經】作爲載『道』之書。章學誠指出：『大道之隱也，不隱於庸愚，而隱於賢智之倫者紛紛有見也。蓋官師治教合，而天下聰明範於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無越思；官師治教分，而聰明才智不入於範圍，則一陰一陽入於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見爲固然，亦勢也。……夫道因器而顯，不因人而名也。自人有謂道者，而道始因人而異其名矣，仁見謂仁，智見謂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據而有也。自人各謂其道，而各行其所謂，而道始得爲人所有矣。』[3]（【原道中】）三代『道』寓於『器』，所以『道』不虛懸，而皆有實指。『道』乃天下之公器，而沒有私爲某家之『道』。後世『道』因人而名，人各私據，則『道』無定體，虛懸不實。章學誠說：『道亦公共之名，即人以名其道，亦始【春秋】。如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悅周公、仲尼之道。蓋因有他道，而始別其名也。如曰許子之道，墨者以薄爲其道。誠如韓子所謂道其所道是也。』[4]（【雜說】）因此，學者聚訟紛紜，爲標榜自己知『道』，各逞其能，結果推求過深，反而把原本簡單的問題搞得支離破碎，莫衷一是。章學誠認爲：『君子學以致其道。道者，自然而已。見爲卑者擴而高之，見爲淺者鑿而深之，見爲小者恢而大之，皆不可爲道也。』[4]（【禮教】）後世距離上古三代日遠，要探究其社會發展進程及其法則，只能從歷史事實中考究，而不能主觀穿鑿附會求『道』。他說：『學術當然，皆下學之器也，中有所以然者，皆上達之道也。器拘於跡，而不能相通，惟道無所不通。是故君子即器以明道，將以立乎其大也。』[4]（【與朱滄湄中翰論學書】）闡明正確的途徑是即『器』以明『道』，而【六經】又是記載三代社會歷史事實的史書，乃是載『道』之『器』，故明三代之『道』必由【六經】。章學誠指出：『夫【六藝】爲文字之權輿，【論語】爲聖言之薈粹，創新述故，未嘗有所庸心，蓋取足以明道而立教，而聖作明述，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3]（【言公上】）既然孔子沒有分居立言之功，那麼試圖通過闡發孔子微言大義以求『道』和通過訓詁孔子言論以求『道』，都達不到對『道』的正確認識。
再次，章學誠突出強調根據後世社會歷史發展探究歷史演變之『道』。他認識到僅僅提倡以【六經】明『道』具有無法克服的缺陷，因爲【六經】既可爲明『道』之資，亦可爲晦『道』之具，這取決於學者對『道』的體認。章學誠說：『天下無全功，聖人無全用。……知體道者，諸家皆可存。【六經】、三史，學術之淵源也，吾見不善治者之瘴厲矣。』[3]（【說林】）所謂不善治【六經】、三史者，是指宋明理學末流『舍器而言道』與清代樸學末流『即器而忘道』兩種情況。更主要的是，既然【六經】所包只是三代社會歷史之『道』，那麼欲明秦漢以後歷史發展之『道』自然不能局限於【六經】。然而宋明理學家認爲【六經】所載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社會有盛衰，可是天理卻永恆不變。這種見解顯然不符合歷史發展的實際，故而缺乏說服力。清代樸學家則只對上古三代歷史感興趣，而不關心後世社會歷史發展法則。可見主張以【六經】明『道』具有較大的局限性，不能解釋秦漢以下中國歷史的進程。章學誠對這個問題具有明確認識：『夫道備於【六經】，義蘊之匿於前者，章句訓詁足以發明之；事變之出於後者，【六經】不能言，固貴約【六經】之旨，而隨時撰述，以究大道也。』[3]（【原道下】）這就清楚地說明，後世歷史的發展以及所出現的新生事物，是【六經】無法包括的，顯然不能從【六經》裡去探討，而只能根據社會歷史的發展變化來說明。章學誠明確指出：『史家書志之原，本於【官禮】。……夫一朝制度，經緯天人，莫不具於載籍，守於官司。故建官制典，決非私意可以創造，歷代必有沿革，厥初必有淵源，溯而上之，可見先王不得已而製作之心，初非勉強，所謂道之大源出於天也。』[4]（【禮教】）章學誠提出『以史明道』的主張，從根本上彌補了前人的缺陷，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他說：『經史者，古人所以求道之資，而非所以明其學也。經師傳授，史學世家，亦必因其資之所習近，而勉其力之所能爲，殫畢生之精力而成書，於道必有當矣。』[4]（【與朱滄湄中翰論學書】）由歷代典章制度可以明『道』，而【六經】又是記錄先王典章制度的史書，所以由史可以明『道』。章學誠自稱：『小子不避狂簡，妄謂史學不明，經師即伏、孔、賈、鄭，只是得半之道。』[4]（【上朱中堂世叔】）因爲經學如果沒有史學作基礎，很容易流入空洞虛無，陷入空言天人性命之理的誤區；或者流爲支離解經，陷入煩瑣考據的誤區。章學誠說：『向病諸子言道，率多破碎；儒者又尊道太過，不免推而遠之。……無怪前人詆文史之儒不足與議於道矣。余僅能議文史耳，非知道者也；然議文史而自拒文史於道外，則文史亦不成其爲文史矣。』[4]（【姑孰夏課甲編小引】）所以，他明確指出：『史家之書，非徒紀事，亦以明道也。』[3]（永清縣誌前志列傳序例）可見章學誠提倡『以史明道』，只是對前人輕視史學的矯正，而不是效法心存門戶之見的學者那樣，試圖以史學取代經學，認爲舍史無以明『道』，走上前人排斥異己的循環怪圈。他明確指出：『古人之於經史，何嘗有彼疆此界，妄分孰輕孰重哉？……【通義】所爭，但求古人大體，初不知有經史門戶之見也。』[4]（【上朱中堂世叔】）強調了史學與經學一樣，都具有明『道』以經世致用的性質。這樣史學就進一步擺脫了依附於經學的地位，真正達到了自覺程度，可以與經學並駕齊驅，真正實現了自司馬遷以來歷代史家追求史學『成一家之言』的目標，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

四

綜上所述，可見章學誠關於『以史明道』觀念乃是要全面扭轉『文以載道』、『義理明道』和『訓詁明道』各標獨得、互爭門戶的不良學術風氣，主張全面揭示社會歷史演變之『道』和學術文化發展之『道』。章學誠極力反對治學存在門戶之見，認爲『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3]（【浙東學術】）他在【文史通義】中撰【原道】三篇，時人不明宗旨，皆不以爲然。邵晉涵描繪當時的情況說：『是篇初出，傳稿京師，同人素愛章氏文者，皆不滿意，謂蹈宋人語錄習氣，不免陳腐取憎，與其平日爲文不類，至有依書相規誡者。』[3]（【原道下】）章學誠自己解釋說：『鄙著【原道】之作，蓋爲三家之分畛域設也。篇名爲前人疊見之餘，其所發明，實從古未鑿之竇。』[4]（【與陳鑒亭論學】）他在這篇文章中指出：『經師互詆，文人相輕；而性理諸儒，又有朱、陸之同異，從朱、從陸者之交攻；而言學問與文章者，又逐風氣而不悟。莊生所謂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3]（【原道下】）另外又撰【原學】篇，專門批評因門戶之見而造成『道』體支離難全。這篇文章的宗旨，正如章學誠所說：『【原學】之篇，即申【原道】未盡之意。』[4]（【與陳鑒亭論學】）同樣表明反對治學各分畛域而相互攻擊的風氣。至此，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章學誠『以史明道』的要旨，一是主張在社會歷史與學術文化發展演變過程之中考察『道』的內涵；二是主張在全面總結辭章、義理和訓詁明『道』成就的基礎上對『道』作出整體把握，全面考察其內涵，標誌著中國古代學者明『道』觀念所能達到的最高層次和最高成就。
    作者：羅炳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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