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晉書】兼及兩晉南北朝史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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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晉書】的修撰及其體例特點

    【晉書】是唐代官修前朝史書的最後一部。先是，唐高祖曾准令狐德敝請，下詔修梁、陳、北齊、北周、隋『五代史』，詔書中有『三國受命，迄於晉宋，載籍備焉』而以下各代『簡牘未編，紀傳或闕』之語，可見當時唐政府以為晉史已有多種，較南北朝各代為詳備，故開國設館修史，【晉書】並未列入計劃。唐高祖詔修『五代史』，數年未成，貞觀三年（６２９年），又詔魏徵、房玄齡總監其事，還是未把修【晉書】列入計劃之內。貞觀十年（６３６年），『五代史』告成。大約是『五代史』修撰的成績鼓舞了唐太宗君臣，加之他們對尚存的眾家舊晉書不甚滿意，於是在貞觀二十年（６４６年）下詔重修晉史。【唐會要】卷６３載其事云：『二十年閏三月四日，詔令修史所更撰【晉書】，詮次舊聞，裁成義類。其所須可依修【五代史】故事。若少學士，量事追取。於是，司空房玄齡、中書令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許敬宗掌其事。又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仕、著作郎劉子翼、主客郎中盧承基、大史令李淳風、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主客員外郎崔行功、刑部員外郎辛丘馭、著作郎劉允之，光祿寺主簿楊仁卿、御史台主簿李延壽、校書郎張文恭，並分工撰錄。又令前雅州刺史令狐德薄⑻子司儀郎敬播、主客員外郎李安期、屯田員外郎李懷儼，詳具條例，量加考正。以臧榮緒【晉書】為本，捃摭諸家及晉代文集。』以上列名領銜予修者共２１人，其中除史官外，還有自他官調入臨時領史任者。可謂名家薈萃，組織規模超過已往。貞觀二十二年，書成，計有本紀１０卷、志２０卷、列傳７０卷、載記３０卷，共１３０卷，是唐修前朝史書中卷帙最多的一部。唐太宗曾為之撰宣、武二帝紀及陸機、王羲之二傳之論，因號為『御撰』，時稱【新晉書】。此書行世後，諸家舊晉史日漸湮沒，故唐修【晉書】成為唯一傳世的一部首尾完整的晉代全史。
    【晉書】記載兩晉１５６年歷史。本紀中的宣、景、文三帝紀，敘晉武帝司馬炎代魏稱帝前，其祖父司馬懿、伯父司馬師、父親司馬昭創建晉國基業的過程，上溯三國６４年（建安六年－－魏咸熙二年）史事，因而對陳壽【三國志】漏略之處有所補充。特別是【刑法】、【食貨】二志，敘事仰包東漢、三國。因為【三國志】無志，【後漢書】的志是梁朝劉昭取晉司馬彪【續漢書】的志補入，故漢、魏以來許多法制史、經濟史的資料賴【晉書】得以保留至今。魏晉南北朝正史共１１部，唯【魏書】與【晉書】有【食貨志】。自唐修【晉書】後，歷代正史，除【新五代史】外，皆修【食貨志】，和【晉書】的影響不無關係。
    兩晉之際，北方少數民族紛紛進入中原，建立政權，史稱十六國。【晉書】特立『載記』一體，敘十六國興亡史，這是後世研究北方少數民族社會歷史非常重要的資料。據【隋書・經籍志】著錄和【史通・古今正史篇】所敘，十六國時期，各國官、私所修諸國史有二十餘種，後北魏崔鴻依之總纂【十六國春秋】一書，可惜這些史籍均已亡佚，因而【晉書】３０卷之【載記】於今文獻價值彌足珍貴。
    紀傳史書中設『載記』一體，創始於【東觀漢記】，用以敘述平林、下江等農民軍活動和隗囂、公孫述等割據勢力的興亡。【東觀漢記】失佚，今賴【晉書】得窺『載記』體式。【晉書】作者，設此體專敘割據政權，既區別於藩屬諸國，又無損晉朝正統地位。在正統觀念很濃厚的封建時代，這樣處理是比較恰當的。劉知幾於【晉書】批評較多，唯讚揚其書立『載記』『可謂擇善而行，巧於師古矣。』（【史通・題目篇】）
         
     二、【晉書】的取材與南北朝史風

    【晉書】修成頒行後，一時頗受世人青睞，『言晉史者棄其舊本，兢以新撰。』（【史通・古今正史篇】）不久，便有學者表示不滿。著名史學家徐堅，即棄官修之本而私撰【晉書】１１０卷，見錄於【新唐書・藝文志】。劉知幾在【史通】中對【晉書】的缺失屢加指斥。【舊唐書・房玄齡傳】總括劉氏所論，指出當時『史官多是文之士，好采詭謬碎事以廣異聞。又所評論，兢為綺艷，不求篤實，由是頗為學者所譏。』【晉書】之病，主要是由於史館予修人員未能廣泛參閱當時尚存的諸家舊晉史和晉代官方起居注、實錄等文獻資料，詳加考訂，慎重取捨，善加剪裁，而採錄了許多荒誕迷信、偽誤不實的材料，以致記載失真，篇幅繁蕪臃腫。又成書之前，檢錄不細，頗多疏略和龜踔處。故學術界歷來對這部史書評價不高。
    凡修史，必先聚書，遍覽文獻，細加甄取，此即劉知幾所謂『博採善擇』。這個工作，唐初史臣做得比較粗糙。修【晉書】詔雲舊晉史『十有八家』，實際不止此數。今據【隋書・經籍志】所著錄，【史通】所論載，及【宋書】、【南史】和【晉書】等正史所敘，唐以前諸晉史，紀傳體有１２家，編年體有１１家，合２３家。其中有的雖未成完書而留殘編，或佚落成為散篇而被學者徵引，至唐時能夠搜訪得見者，絕不止１８家。此外，尚有晉代起居注、實錄之類官方文獻可資取材。而詔書但云：『以臧榮緒【晉書】為本』。詔書對１８家中的１４家作了評點，另外４家不詳為何人所著，參閱【四庫提要】，知１８家中，詔書未加評點的是沈約、謝靈運、王韶之、朱鳳４家【晉書】。可知【晉書】作者省覽未周，採錄未遍。既然如此，【晉書】採錄哪一類書籍的材料較多呢？劉知幾早已指出：『近見皇家所撰晉史，其所采多是短部小書，省功易閱者。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錄】之類是也。如曹、干兩氏紀，孫、檀二「陽秋」，則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載美事，遺略甚多。』（【史通・雜說上】）劉氏所舉【語林】、【世說】之類的筆記小說，雖然往往含有珍貴的史料，但其中水分相當大；至於【搜神記】、【幽明錄】之類，實際是志怪小說。史家舍史籍而取材於此，實在是捨本逐末。我們試翻閱【晉書】，的確隨處可見荒誕之事，無稽之談，錯雜於史實的敘述中間，蕪累之甚。
    大量採錄荒誕迷信的材料入史，是兩晉南北朝史風不良的表現之一。一方面，利用這些材料宣揚天命，是統治者『神道設教』以愚民的需要；另一方面，這些記錄又是當時流行於社會的迷信行為的反映。由於社會動盪，人們感到禍福無定，宿命論思想由是大熾，城鄉居民津津樂道輪迴報應之類的傳聞。一時上下相欺，眾口交騰，史學家生活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史風必然受其影響。當時史書，大都有專錄迷信材料的節目或篇章。只就紀傳史書而論，王隱【晉書】有【符瑞志】，何法盛【晉中興書】有【鬼神錄】，沈約【宋書】有【符瑞志】，肖子顯【南宋書】有【祥瑞志】等等。【晉書】雖無上述諸志，但【天文志】有【史傳事應】一節，【五行志】及紀、傳各篇中亦間雜不少迷信材料。【晉書】天文、五行二志和【律曆志】皆出自唐代著名天文歷算家李淳風之手，學者多有好評。【舊唐書・房玄齡傳】云：『唯李淳風深明星曆，善於著述，所修【天文】、【律歷】、【五行】三志，最可觀採。』對【天文】、【五行】二志，後人有不同評價。【晉書易】的作者之一，清人吳士鑒認為『此二志出李淳風乎，歷代推重，不知在各志中最為紕繆，丁氏國鈞之言是也。』這裡提到的丁國鈞是【晉書校文】（未刊行）的作者。吳氏指出『【天文】、【五行】二志所書魏晉災異以長曆推之，日月每有不合，旦多漏略』。【晉書】二志，存在此類錯誤的根本原因是作者以『天人感應』思想為指導，記天變必書事應。天有變異，當時或有記錄，史家撰【天文志】時，除採錄原始記錄外，又要從以後的史實中摘取可以應驗某種天象者而附會之，天變於前，事應於後，強行附會，勢必弄出『日月不合』的差錯。這在古代史書中是屢見不鮮的。李清風所作【晉書・天文志・史傳事驗】也指出前史的這類差錯。如其中一段文字說：『魏文帝黃初六年五月壬戌，熒惑入太微。七年五月，【蜀記】稱明帝問黃權：「天下鼎立，何地為正？」對曰：「驗天文。往者熒惑守心而文帝崩，吳、蜀無事，此其征也。」案三國史並無熒惑守心，疑是入太微。』此類史文，無非是以天象定正統與僭偽的迷信說教，和唐太宗在【宣帝紀論】中所云：『治亂無常，興亡有運』，『非可以智兢，不可以力爭』的論調完全合拍。李淳風、吳士鑒只見事實記載的錯訛，而不見其思想的乖謬。這不能不說是古人認識上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