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讨皇帝喜欢的状元郎

  来源: 新浪博客

历朝历代，状元大都是皇帝钦点的，备受皇帝信赖与提携，只要他稍懂一点人情世故，稍懂一点“顺杆爬”的人生哲学，往往就能仕途通达，平步青云。何解？因为状元之于皇帝，就象学生之于老师，所谓“天子门生”也，学生的飞黄腾达，是皇帝慧眼识珠和知人善任的最好证明啊。　


　　不过，北宋状元胡旦却没有这样的好运气。　


　　胡旦（955-1034年），字周父，滨州渤海（今山东滨州）人，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戊寅科状元。胡旦才学过人、志在千里，他曾说：“应举不作状元，仕宦不作宰相，乃虚生也”（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只是，理想不等于现实，志向不等于前程，良好的开端也不等于完美的结局，甚至同是状元，其发展与际遇也常常大相径庭，象前届、太平兴国二年状元吕蒙正，三次登上宰相之位，位居人臣之极；象后届、太平兴国五年状元苏易简，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参知政事即副宰相，风光一时。而心比天高的胡旦，却终其一生都没有出任过任何位高权重的职务，稍一升迁，马上被贬，稍一升迁，马上又贬，仕途坎坷，命运不济。为什么会这样呢？关键是胡旦好议论时弊，好批评朝政，不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思，不懂得讨皇帝的喜欢，甚至偶尔拍拍马屁，都常常拍到马蹄子上，自取其咎。　


　　太平兴国八年前后，宰相卢多逊和赵普先后被贬出京城。卢多逊阴鸷，赵普贪腐，他们被贬，一些颇具正义感的士大夫欢欣雀跃，其中尤其以胡旦喜形于色。恰逢黄河决堤，百姓遭遇水患，时任左拾遗、值史馆的胡旦借题发挥，向宋太宗献《河平颂》，中有：“逆逊远投，奸普屏外。圣道如堤，崇崇海内”之句，意思是朝廷浮云蔽日，使得天灾降临，但如今皇帝驱逐了奸臣，排除了水患，终于海晏河清，天下太平。这是典型的马屁之作，但胡旦却拍错了地方。卢多逊与赵普都曾经是位居宰辅的重臣，你以“逆逊”、“奸普”给卢、赵定调，岂不是说宋太宗有眼无珠、姑息养奸吗？惹得宋太宗雷霆震怒，责怪胡旦“乃敢恣胸臆狂躁如此”，把他逐出京城，贬为殿中丞、商州（今陕西商洛）团练副使。　


　　当逐臣的滋味肯定不好受，尤其是象胡旦这样心比天高的状元郎。百无聊赖之际，他重新打起精神，向皇帝上了一篇《平燕议》，建议朝廷北伐，鼓动宋太宗“齐心平敌，恢拓旧境”，收复燕云十六州。这个建议与宋太宗不谋而合，皇帝一时高兴，重新启用他为左补阙，不久任史馆修撰，并以尚书户部员外郎身份知制诰，成了给皇帝起草诏书的大秘书。只是，这次胡旦没有总结教训，他有意见就提、有批评就说，议论朝政、臧否人物的毛病依旧不改，结果惑得同事不高兴，皇帝不喜欢。胡旦有一好友翟颖，见外敌扰境、百姓不宁，便数次上书批评宰相李P，说他在边事堪忧之际，不忠于职守，饮酒赋诗，沉迷声色。同时，翟颖还推举某某等十余人为大臣。他的这些言行，无形中得罪了许多人，因此成了同僚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屡受攻击。鉴于翟颖言辞颇壮，又与胡旦友好，大家都以为这些奏折都是胡旦“捉刀”，便把两位一起告了。皇帝当然不喜欢部下起内讧，加上对朝政的批评早让他心里窝了火，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把翟颖流放海岛，把胡旦贬为坊州（今陕西黄陵县）团练副使。　


　　其实，胡旦这次被贬实在太冤，说奏折是他“捉刀”，也得有个真凭实据吧，一不对笔迹，二不录口供，三不叫人证，就凭那些平日对他恨牙痒痒的同僚几句猜测之词、臆断之语，就把状元郎无端谪贬，还真有些“因喜以谬赏，以怒而滥刑”的味道。这说明在尔虞我诈的官场，你得罪谁都可以，但千万别得罪皇帝，因为他眉头一皱，就可能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　


　　尽管胡旦为人做官不被皇帝所喜欢，但状元郎的出身，还是会让皇帝偶尔念想。胡旦被贬数年之后，宋太宗想了解了解胡旦思想改造的效果，希望看看这位自己亲自录用的状元郎是否变乖了，便一时兴起召回，仍然让他担任知制诰，仍然要他参与国史修撰。胡旦回京任职后的几年，宋太宗年事已高，一心考虑皇位的继承问题，也就没去过问百官那些鸡毛蒜皮的事了。　


　　当时，宋太宗最喜欢的太监王继恩因镇压四川王小波、李顺起义有功，被任命为宣政使、领顺州（今北京顺义区）防御史，权倾一时。胡旦素与王继恩关系密切，堪称莫逆。后来，宋太宗病危之际，王继恩在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选错了对象、押错了宝，他希望扶持的皇子没上去，他反对的赵恒却成了继位的宋真宗。皇权时代就是如此，吃点、喝点、贪点、占点都没事，一旦跟错人、站错队，那就前功尽弃，全盘皆输。咸平元年（998年），宋真宗刚刚登上皇位，就立刻把王继恩贬到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第二年，王继恩便在均州一命呜呼。而胡旦呢？前回交错了翟颖，被贬为团练副使，这回交错了王继恩，又贬为成了安远军（今湖北安陆市）行军司马，不久还被削籍流放到浔州（今广西桂平市），不但开除了公职，而且端掉了公务员饭碗。　


　　多年以后，胡旦虽然还被朝廷重新启用过，但任命的职位大都是员外郎、通判之类的小官，无非朝廷考虑到他是老状元了，给予些安慰和照顾而已。晚年，胡旦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襄州（今湖北襄樊市），破卷读书，埋头著作，撰写《汉春秋》、《五代史略》、《将帅要略》等六部著作三百余卷，最后把眼睛都写瞎了。一次，久居襄州的胡旦专程赶到京城，希望拜见宋真宗。老状元来了，焉有不见之理？这是一种导向嘛，宋真宗本来已经同意召见。但就在这时，参知政事王曾担心能言善辩的胡旦与皇帝见面时放言无忌、攻击时政，怕到时候皇帝下不了台，便劝宋真宗让胡旦书面汇报。宋真宗一想，也是，到时一召见，胡旦倘或以老状元自居，倚老卖老，对朝政批评、对自己指责，那还不让自己颜面失尽？宋真宗最终拒见胡旦，让他有事由中书省转呈。胡旦以盲眼、病体、高年，颤颤巍巍奔波千里来到帝国京都，希望拜见皇帝的要求终于没有实现，只得灰溜溜地回到襄州。　


　　虽然吃了一辈子嘴巴的亏，但年逾古稀的胡旦，却死不悔改，仍然臧否人物、批评朝政，仍然心高气傲、尚气凌物。夏竦任襄州知州时，胡旦就经常对他的工作横议批评，让夏竦老不高兴，为此，夏竦作了一首《燕雀诗》：“燕雀纷纷出乱麻，汉江西畔使君家，空堂自恨无金弹，任尔啾啾到日斜”。你说一个行将就木的退休老干部，有事没事去操那份闲心干什么？你再心忧邦国、再关心百姓，你不在其位，谁会拿你的话当回事？不是自讨没趣吗？所以宋史上说他“干扰州县，持吏短长，为时论所薄”，可见他不但不讨皇帝喜欢，而且让地方领导也十分厌恶。　


　　可悲的是，胡旦死后，家里一贫如洗，儿子们甚至连安葬他的钱都没有，只得把他的尸体寄存义庄（存放客死他乡或者无钱下葬者尸首的地方）。直到宋仁宗时代，襄州知府王田觉得太不象样，上书朝廷，获得专款，才终于使这位心高气傲的状元郎入土为安。　


　　人就是这样，性格注定了，路途再坎坷，结局再悲惨，他也不会低头。　


刊《历史学家茶座》2011年1期《百家讲坛》红版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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