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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人民網 兩相比較，宋朝經濟之繁榮，物資之豐富，商業之發達，遠超唐朝。禁夜和不禁夜帶來了天壤之別――後者可說是開啟了全日制的中國。一個實施禁夜令的朝代，就等於給精神帶上了枷鎖，人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無從談起。
大宋王朝之所以能以突飛猛進的姿態，創造出比其前朝和後代都要巨大的財富，應該說是取消禁夜令，把夜晚還給老百姓的結果。某種程度上，這有點類似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不再提『以階級鬥爭為綱』，調動了中國人前所未有的能量而出現的改革奇蹟一樣。人心齊，泰山移。人的能動性要是激發出來，確實具有不可思議的力量。難怪日本歷史學家內滕虎次郎的『唐宋變革論』認為，唐朝是中世紀的結束，宋朝是近世的開始。
因此，宋朝絕非是積貧積弱、恥辱蒙羞的王朝。積弱是事實，恥辱蒙羞也是事實，北宋最後兩個皇帝被敵國捉走當了俘虜，死在異國他鄉；南宋第一個皇帝被打敗只能逃到海上存身，倒數第三個皇帝被元人抓走，最後一個皇帝逃到海上，也不得不被大臣背負着跳海。在中國封建王朝中，再沒有比兩宋王朝更讓人泄氣的了。然而在強敵壓境，戰亂頻仍，俯首服低，花錢買和平的三百年間，宋朝人卻創造出經濟上的極大豐足，文化上的極度輝煌，這是他朝難以望其項背的。
中國四大發明中的三個――羅盤、火藥、印刷術，就是這個王朝對歷史作出的偉大貢獻。人稱盛唐的李氏王朝，卻在這方面交了白卷。美國歷史學家墨菲說：『在很多方面，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令人激動的年代。後來的世世代代歷史學家批評它，是因為它未能頂住異族入侵，而終於被他們痛恨的蒙古人打垮。但宋朝卻從960年存在到1279年，長於三百年的平均朝代壽命。』他認為宋朝『完全稱得上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生產力最高和最發達的國家』。
日本學者加藤繁在【宋代都市的發展】中也談到：唐代『坊』的制度『就是用牆把坊圍起來，除了特定的高官以外，不許向街路開門的制度――到了北宋末年已經完全崩潰，庶人也可以任意面街造屋開門了』。加藤繁所說的『北宋末年』，準確地說應為唐朝末年，直至五代，禁夜令流於形式，漸漸式微，民眾也不太在乎了。【花間集】中張泌那首【浣溪紗】就是一個例證，其首句『晚逐香車進鳳城』，明顯犯了夜禁。同為晚唐詩人的張泌，要比溫庭筠幸運得多，究竟小30歲，加之又逢亂世，顯然已不大堅持夜禁，他這才敢放心大膽地尋歡作樂，不必擔心受到『敗面折齒』的笞責。
從前人的一些記錄中，我們可以約略領略北宋鼎盛時期的汴京夜晚。如孟元老所著【東京夢華錄】，時已南宋，對於他曾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汴京盛況還是魂牽夢縈：『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鼓舞。斑白之老，不識干戈。時節相次，各有觀賞，燈宵月夕，雪際花時，乞巧登高，教池游苑。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朱簾，雕車競駐於天街，寶馬爭馳於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弦於茶坊酒肆。八荒爭湊，萬國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花光滿路，何限春遊，簫鼓喧空，幾家夜宴？伎巧則驚人耳目，侈奢則長人精神。』據宋代吳自牧的【夢粱錄】和周密的【武林舊事】記載，南宋的都城臨安，其城郭之美，物品之豐，人煙之盛，商賈之富，娛樂之盛，並不亞於汴京。而『杭城大街買賣晝夜不絕，夜交三四鼓，遊人始稀，五更鐘鳴，賣早市者又開店矣』的夜市規模，也遠超開封。
汴京鼎盛時擁有100萬人口，而杭州的常駐人口為150萬，加上流動人口和不斷從北方逃奔故國的遺民，當超過此數，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固然，林升的那首【題臨安邸】：『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諷刺了醉生夢死的杭城人，但生於斯死於斯的百姓，卻用雙手和智慧，創造了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
然而，這個好的開端，卻被身後的遼、金、元，以及西夏、党項等強鄰扼殺。正如古希臘亡於古羅馬，古羅馬亡於日耳曼一樣，文明永遠屈服於野蠻。滿腹詩書，體單力薄的文弱書生，打不過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赳赳武夫。這也是漢化得多一點的遼國，敗於漢化得少一點的金國；而漢化得少一點的女真人，卻敗於完全沒有漢化的蒙古人的道理。但生活在這個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的宋人，卻可以一天掌握自己的24小時，不視人眼色、不仰人鼻息、不受人制約。陳寅恪所言：『華夏民族文化歷千年之演變，造極於趙宋之世。』然而，宋朝的意義遠不止此，嚴復曾說過：『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這才是我們認識宋朝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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