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軍閥政治的傳統文化根源(2)

  來源: 中華文史網

一、大一統專制的文化中心主義 中國傳統文化主要源於中原文化，其密集型耕種農業極易受到自然災害的影響，尤其是黃河的泛濫客觀上需要整個流域的合作治理，而誕生在農耕文明基礎之上的傳統文化在一開始就朝着大一統的方向演進。
在遠古時代，為了保證本氏族在競爭中的生存地位，各氏族不得不擴展自己的地域、增加人口數量以保證在一處或一時生計困難時，不至於全部遭受滅頂之災。當遭遇外來利益集團的威脅時，分散的部落就被組織起來，形成部落聯盟以對抗外敵。自周以降，鬆散的諸侯國之間的聯合已無法適應社會的發展，經濟聯繫的日益緊密，北方游牧部族的入侵威脅最終導致秦王朝的統一。這些是形成大一統專制文化的客觀因素。此外，中國位於東亞大陸，其西部是雄偉的青藏高原，北部則是不適合農耕勞作的荒漠和草原。這些地理條件的限制，導致了農耕文明在相對獨立的空間裡發展，兼併與反兼併，統一與反統一一直是發展的主線。中央集權成為保證國家機器運轉，權力分配模式的最佳選擇。
中國式的一元化權力結構要求政權與意識都歸於一元，【墨子】中【尚同】篇這樣論述歸於一元的必要性：
子墨子言曰：『古言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眾，其所謂義者亦茲眾。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是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朽余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其意思是說，如果沒有一個政權統一的思想，人與人之間就會『離散不能相和合』。為了保證社會的穩定就必須設立一個以一人為首腦的官僚體系，通過上下有序的大一統政權結構來治理國家。而上本身是代表絕對真理的，下層百姓除了服從中央權威以外別無選擇，否則將會有災難。
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子，而不上同於天，則(災)猶未去也。今若天飄風苦雨，湊湊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上同於天者也。
這裡將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功能講得再清楚不過了，不過這種理想狀態卻難以實現。中央的政令只能通過官僚集團去實施，受管理的老百姓也就只能服從這些具體實施者們。大一統並沒有帶來管理的全面與直接，而是滋長了地方威權主義。
另一方面，在大一統模式下，各中央政權的取得和鞏固缺乏合法性證明，其表現為政權合法性的根據是不能實證的，而且更多地來源於祥瑞等事件來對政權的合法性進行合法性評價。政權更迭被『陰陽五行說』解釋成為相生相剋，（註：周朝被認為是火德治天下，而秦則是以水德而克之。） 但是這種解釋一般經不起推敲。當新舊政權交替時，新政權總是以『天命所歸』來證明自己的合法性。夏商之世，統治者正是用『天用剿絕其命』、『恭行天之罰』（註：【尚書・甘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註：【尚書・湯誓】。） 等『天意』來作為活動的依據。西周建立以後，運用『天道』觀念來論證其統治的合理性，利用神權觀念來增強統治的效能。（註：曾憲義主編：【中國法制史】，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第36頁。）
在這樣一種缺乏合法性證明的不穩定的政權體系下，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上下層之間必然出現人身依附關係，各種政治力量也基於此發展自己的派系力量。從個體角度來說，中央的力量並不能有效保護自身的安全與利益，當中央政權失去權威時，各種政治力量就必然依靠自身的實力來維繫自己的地位。從國家的角度來說，構建政權體系必須建立在各種政治力量的擁護之上，這種上下之間的關係是十分脆弱和不穩定的。例如，東漢末年以鎮壓黃巾起義起家的董卓、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本為朝廷重臣的李世民、唐末藩鎮鎮守的安祿山；以及清末民初的大小軍閥，他們無一不是靠人身依附關係發展自己的力量。從軍閥內部的角度來說，效忠只是在軍閥集團內部進行，而軍人並不對中央集權的最高統治者效忠。這種特殊的文化背景，導致了特殊的權力結構。大一統的文化在造就統一的同時，也孕育着分裂割據的不穩定因素。
中國的農耕文明造就了有序的家庭協作和穩定的社會結構，它在一開始就走在了其他東亞文明的前列，社會結構在一種良好有序的狀態下簡單地循環發展，它將社會矛盾巧妙地在社會底層加以消融。
因此這種先進文明給這一區域中的居住者帶來了優越的生活，也帶來了一種天然的自我封閉情緒，不大願意去用新的方式改造社會結構，也沒有契機讓外來文化取代本土文化。在這些極具韌性的文化根源的作用下，加上在漫長的發展道路上，中華文化圈向外輻射文明的特點，使它逐漸成為整個中原民族的文化中心主義。進而導致每個政治力量都把統一和強權專製作為終極目標，認為只有在大一統的狀態下，才能有效地分配和使用權力，那些『大盜竊國』者不過是由單個的權力追求者轉化而來。
魯迅先生對這種民族性格做了深刻的闡述：『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只可惜沒有「個人自大」，都是「合群愛國的自大」。這便是文化競爭失敗後，不能再見振技改進的原因。』（註：【青年雜誌】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第19頁。）儒家理論在吸收了其他學派觀點之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理論觀念，讓社會的各個因素都能良好有序地運作，不願意輕易去打破它，因循守舊的傳統讓自己無法容忍其他文化的衝擊。歷史上的少數民族對中原的統治歷來被視之為非正統，這就意味着非中原華夏正統的文化在國人看來都是外來的蠻夷文化，自然更沒有理由去加以正確對待，並與之交流了。
中國傳統文化有一個十分堅韌的特性，那就是不論統治階層自己起源於何處，最終不得不被中國固有的傳統所同化，用傳統的方式去管理國家。
眾所周知，中華文化圈是一個包含有多種文化因素的複雜綜合體，但是如果仔細考察一下它的形成與發展就不難看出其在實質上具有強烈的排它性。北方的游牧文明與中原地區的農耕文明始終難以融合，幾千年的資源爭奪導致文明衝突不斷，但衝突的結果卻無一例外地被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所同化，因為不論是誰來管理這個國家就必須採取誕生於農耕文明的儒家傳統治國方式。
『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表明了在這個國家只能由某一個權力代表來統治，如同前面論述的道理一樣，一旦這個權力代表無法行使其權威來有效地管理國家，那麼軍閥們就要粉墨登場了。他們不斷地利用自己的實力鞏固地盤，提高自己在軍閥政治遊戲中的競爭籌碼，到了一定的時候必然發展到相互兼併，最終由一個新的強勢群體來完成統一。這樣一個割據到統一的循環就形成了，而在完成這個過程的同時又在醞釀下一個新的循環，發展到一定階段又將出現統一走向割據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