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四部籍與中古後期社會的文化情境(3)

  來源: 中華文史網

透過敦煌本之史、子、集諸部典籍卷子，也可從某些側面瞥見有關唐代尤其唐中後期社會變化的種種史影，諸如門第升降之變、興衰治亂之變、地理人文之變、宗教信仰之變、文學藝術之變、醫藥科技之變等等。
『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中古士族制度，唐代已經弛廢。然而崇尚門第的社會觀念，盛行四五百年之久，至唐代依然根深蒂固。李唐王朝一再重修氏族志、姓氏錄，既是對朝野盛行的門第觀念的認同，又反映皇室貶抑先朝舊族、『崇重今朝冠冕』的努力。敦煌本有氏族譜（北圖位79號）和姓氏錄（Ｓ.2052號）二殘卷。論者起初以為是貞觀氏族志殘卷、顯慶姓氏錄殘卷。毛漢光考定北京藏譜可能撰成於天寶元年至寶應元年間（742－762），倫敦藏譜可能撰成於元和十五年至咸通十三年間（820－872）；揭示唐代自太宗始，撰修氏族譜即呈雙線發展：『一是詔修譜，二是士大夫私修譜』。毛氏更稱：『由於貞觀六年（632）是第一次以唐代政治社會大族為背景整理譜系，其後詔修譜都以此為圭臬，加以變動。這個氏族志初奏本最合士大夫意，故初奏本亦可能是若干士大夫私修譜的基準，北京藏譜即其一也』，它還保持着『氏族志初奏本的外殼』；倫敦譜可能亦是私修，但承襲關係已難考證[26]。宋・王應麟【玉海】卷五十著錄唐譜甚多。毛氏所揭唐代民間竟相修譜之事確實存在，且中晚唐愈甚。民間修譜愈頻繁，愈可彰顯中晚唐時代由於地產得喪、科場進退、仕途陟黜等種種原因，導致朝野士人社會地位的升沉變動。中晚唐人們社會身份調整的頻率與規模，在中古時期為前所罕見。
安史之亂以後，河隴諸州相繼被吐蕃佔領，許多地區與唐朝隔絕近百年之久，史籍記載河隴史事也甚疏略。Ｐ.2555號寫卷兩面為當時陷蕃文士所作詩歌的唐抄本，初經法・戴密微（Paul Demieville）摘要校錄，再經陳祚龍新校重訂，共５８首，名為【李唐詞人陷蕃詩歌初集】[27]。這部詩集可以反映安史之亂至咸通百餘年間的唐蕃關係，其詩篇尤其坦示出吐蕃治下漢族士人鮮活的心路歷程。試看如下詩句：『近來殊俗盈衢路，尚且蒿萊遍街陌。屋宇摧殘無個存，猶是唐家舊蹤跡。』『不憂儒節向戎夷，只恨更長愁寂寂。』（『晚秋羈情』）胡語充耳，胡服映目，詩人遭囚羈；斷垣殘壁，蒿萊丘墟，竟是唐家故地。『朝行傍海涯，暮行幕為家。千山空皓雪，萬裏盡黃沙。戎俗途將近，知音道已賒。回瞻雲嶺外，揮涕獨咨嗟。』（『至墨離海奉懷敦煌知己』）蕃兵押解，詩人西遷，過雪嶺，度流沙，隨處帳幕為家；戎夷之地日近，故鄉漸行漸遠，回望鄉邦獨自垂淚。這些詩篇是公元八九世紀西陲文士的『心史』。『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男兒何不帶吳鈎，收取關山五十州。』將往昔此類邊塞詩同陷蕃詩對照誦讀，會有隔世之感，也會真切地感受到盛唐的衰落。
同陷蕃詩作於同一時期的敦煌曲子詞，同樣包含歷史情境的描寫。試看『曲子望江南』（P.3128號）：
之一：『曹公德，為國托西關（門）。六戎盡來作百姓，壓壇（彈）河隴定羌渾。雄名遠近聞。盡忠孝，向主立殊勛。靜（靖）難論兵扶社稷，恆將籌略定妖氛。願萬載作人君。』此首大約作於後唐同光元年（922）（任二北說）。後唐莊宗曾加歸義軍節度使曹議金以『河西、隴右、伊西庭、樓蘭、金滿等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托西大王』。曹議金控扼河隴諸族，撫綏六戎部落，安定後唐的西邊陲，這首曲子讚頌他『為國托西門』的功績。之二：『敦煌懸（縣），四面六蕃圍。生靈苦屈青天見，數年路隔失朝儀，目斷望龍墀。新恩降，草木總光輝。若不遠仗天威力，河隍（湟）必恐陷戎夷。早晚聖人知。』此首大約作於後晉開運元年（944）（任二北說）。自後晉開國（936）以來，敦煌困於六蕃之圍，難得與後晉往來。直到天福七年（943）始得遣使入貢。後晉效後唐封曹議金故事，於開運元年（944）封議金之子曹元忠，『新恩降』指這件事。這首曲子抒發敦煌被蕃兵圍困的苦情，眾百姓期盼掙脫戎夷羈絆、早日回歸天朝的心情，就像草木渴望陽光一樣。之三：『邊塞苦，聖上合聞聲。背蕃漢經數歲，常聞大國作長城，今（金）榜有嘉名。太傅化，永保更延齡。每抱沉機扶社稷，一人有慶萬家榮。早願拜龍旌』。此首大約是『背蕃歸曹（漢）』的邊民作於開運二年（945）（任二北說）。當時曹元忠進為『檢校太傅』。詩人希望邊民之苦上達『聖（後晉皇帝）聽』，並稱譽曹元忠翼贊後晉之功。潘重規評論【曲子望江南】說，『敦煌人民陷在異族統治之下，……縱然天荒地變，俗改時移，而人心思漢。我華夏民族精神涵濡貫注發揮出來的熱愛祖國的魔力，是愈壓抑，愈堅強。』『他們愛抗蕃歸漢的官吏政府，就是愛自己的國家民族。這一段民族的真愛，只有文學作品才能反映得最真切。』他以敦煌曲子積澱着豐厚的歷史內涵而稱之為『詞史』，甚至認為它的『歷史價值顯得更重要』[28]。
唐末宋初，于闐國一度十分活躍，與周邊往來甚密切。其時中原方值五代嬗替，正史對于闐記載不多。敦煌于闐文寫卷提供了若干有關當時于闐國的歷史信息。如于闐文【使河西記】（俄國鋼和泰藏）和【克什米爾行程】（英國國家博物館藏，編號ＣＨ.Ｉ.0021a），分別記載于闐王娑縛婆（即李聖天，912―966）時代，自于闐向東赴河西、向南越克什米爾的交通路線及各路段行程。關于于闐至沙州路段，此前有宋雲、玄奘記載，此後有高居誨記載，但均簡略。【使河西記】詳載此段沿路地名，對了解絲綢之路此段的交通路線、城國位置、沙漠綠洲變遷等，都很有價值。如羅布三鎮在交通線上的相對位置、當時樓蘭（即玄奘所經納縛波故國）的具體位置（在今米蘭）等，均賴此【記】得以明了。其中于闐至且末段，多已移至絲綢之路古道以南，從而揭示自然地理變遷之重要事實：北宋初期，塔克拉馬乾沙漠南侵、一些城鎮被流沙掩埋、絲綢之路被迫南移。關於沙洲至朔方段，自吐蕃阻斷河隴後，沙洲外出初取回鶻路，繼由靈夏道，靈州成為歸義軍與中外往來的通路。但漢文典籍記載這條路線只記到州縣為止，【使河西記】則詳記州、縣以下各程站，提供了十世紀沙州至朔方的詳細完整的交通路線。[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