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四部籍與中古後期社會的文化情境(2)

  來源: 中華文史網

二、社會文化變遷在敦煌典籍中的『痕記』

在魏晉南北朝時代，門閥士族壟斷文化，只有士族子弟能夠受到充分的教育，得能經常接觸典籍的士人範圍就更小了。由隋入唐，士族沒落。開天以後，庶民地主急劇興起，庶民階層迅速擴大。科舉制度創行，為廣大庶民階層開通仕途，喚起民間士子修習文化、學優而仕的普遍願望。尤其中唐以後，社會教育愈益深入下層，不同層次的學郎生徒日漸增多。中古社會以典籍抄本為媒介的文化傳播，已然面對龐大的民間受眾群體。這在中國古代是前未曾有的文化現象。在此情況下，一方面是科舉的課試科目與國、州、縣學的設科，要求通行的典籍文本做相應的調整；一方面是社會關係的變動以及由此引起的禮制風習變化，也使某些前代經籍、先儒註疏顯得陳舊過時，不適應當世。如開元初年，【周禮】和【儀禮】因其『煩重』，【公羊】和【穀梁】因其多含『詭危之論』，遂告『四經殆絕』[16]，其根本原因即在四經同社會現實的隔膜。
時代變遷推動文化變遷。貞觀四年（630），唐太宗詔命顏師古重新考定五經，復命孔穎達著【五經正義】，着手於傳世經籍的甄別整理。此後種種因革情景，亦借敦煌寫本留下些許『痕記』。如Ｓ.789、Ｓ.3330、Ｓ.6346號等三件【毛詩】殘卷，可能即是貞觀七年（633）頒行之顏氏【毛詩】定本[17]。貞觀間與顏氏定經、孔氏正義同時，魏徵等輯【群書治要】一書，通行朝野。敦煌寫本Ｓ.1443背、Ｐ.3634＋Ｐ.3635、Ｓ.133、Ｐ.2767＋Ｓ.3354號等六個殘卷，即為【群書治要】內之【左傳】節本[18]。開元十年（732）六月，『玄宗自注【孝經】，詔（元）行沖為疏，立於學官』；『天寶二年（743）五月二十二日上重注，亦頒於天下』[19]，廢蕭梁時並立國學的孔、鄭二家注【孝經】[20]。敦煌寫本Ｓ.6019號為【御注孝經】一帙；Ｓ.3824Ｂ為【御注孝經集義並注】書題，撰人未詳，亦未見公私書目著錄，顯示玄宗注【孝經】頒行後，儒士們競為御注做註解的情景。尤其是釋門和民間文人，借御注【孝經】頒行天下，更將【孝經】大義編為俗曲歌謠，在民間廣為傳唱，倡揚孝道。敦煌寫本Ｐ.2721號【新合孝經皇帝感】、Ｐ.3731號【皇帝感新集孝經十八章】等，便是當時流傳民間的這類唱本卷子。Ｐ.3731號卷唱辭云：『新歌舊曲遍州鄉，未聞典籍入歌場。新合孝經皇帝感，聊談聖德奉賢良。』『開元天寶親自注，詞中句句有龍光。』『歷代以來無此帝，三教內外總宣揚。先注【孝經】教天下，又注【老子】及【金剛】。』『立身行道德（得）揚名，若（君）臣父於（子）禮非輕。事君盡忠事父孝，感得萬國總歡情。』[21]唐玄宗【御注孝經】先立學官，又借通俗講唱廣誦民間。從【新合孝經皇帝感】寫卷，可以深切感知玄宗一注再注【孝經】的強烈意圖，那就是在『恣人相吞』的社會大動盪初起時，向全國臣民灌輸『君臣父子之禮』，以求安定社會秩序；同時也可感受【御注孝經】倡行天下之後，『萬國歡情』的社會企盼心理。
開元間，唐玄宗又命李林甫等注【禮記】【月令】篇，以【御刊定禮記月令】為名頒行[22]。敦煌有【御刊定月令】冠首的四種【禮記】寫卷（殷四三、Ｓ.621、Ｐ.4024、Ｐ.4042號）。按，唐以前及宋景v以後，傳本【禮記】篇次皆以【曲禮】為第一，【月令】為第五。玄宗雖刪定【月令】，並『自第五易為第一』，冠之於【禮記】卷首，其實注文『仍多襲鄭氏之舊』，『蓋其所重在變易章句次序，以符合當代之時令也』[23]。Ｓ.621號【御刊定月令進書表】曰：『陛下懸法授人，順時設教。』揭示當時唐玄宗穩定社會秩序之努力的另一面，即通過刪定重頒【月令】，教臣民恪遵四時十二月之新禮。如Ｐ.4024號【御刊定月令】之【喪服儀】、【服衣儀】，便是『非詮禮經』，乃為『應社會與時代需要而作』。[24]
天寶三載（744），唐玄宗有鑑於孔安國傳古文【尚書】不便於識讀，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尚書】為今文（楷書）。這是當時對書經傳統文本的又一項改革之舉，影響深遠。衛包改字以後，【尚書】便以楷字本正式流通，【尚書】古文便只能從陸德明【經典釋文】之【音義】中見到了。宋開寶五年（972），陳鄂更刪定【經典釋文】，別為今字【音義】，古文本不復得見，逐漸失傳。敦煌寫本發古文【尚書】千年之覆；同時有６種楷字【尚書】（Ｐ.3015、Ｐ.2630號等）相伴，為天寶年間【尚書】文本改革留下實證。值得注意的是Ｐ.2748號尚書殘卷。此卷大約寫於唐中葉衛包改字以後，卷中卻仍然存有古字。王重民分析此一現象說：『揆其所以各異之原因，蓋除衛包奉詔刊定今字本以外，別有民間自由改寫之今字本』，『其所改從，一隨自然之勢』，『凡一切改革運動，必有其前因後果，有非為時君一人之力所能左右者』[25]。亦顯示唐玄宗命衛包改字，確是順應中古漢字改革大勢的睿智之舉。
同【尚書】字體的改易相比，敦煌書儀寫本所見唐中葉以後的禮俗之變，屬朝野風尚、禮治宗法範疇，反映着社會觀念的深層次變革。敦煌書儀寫卷頗多『新集』、『新定』，如杜友晉【新定書儀鏡】（Ｐ.2619背等號）、張敖【新集諸家九族尊卑書儀】（Ｐ.3502背）、【新集兩親家接客隨月時景儀並序】（Ｐ.2042背）、【新集書儀】（Ｐ.4699）等。書儀而有『新定』、『新集』之必要，反映相關的社會禮儀已經發生變化，要求通過『新定』、『新集』的方式修訂以前的書儀。如關于吉凶書儀，吳麗娛研究『通婚書』、『婚禮程式』發現，『新定』、『新集』書儀反映的婚禮儀俗，『以體現唐代北方民俗為主』；尤其『唐後期書儀反映民俗的地方色彩更重』，『在婚姻禮制方面，以俗代禮的情況越來越多』。『以俗代禮』，成為中晚唐社會禮俗變化的趨勢和特徵。吳麗娛還指出：『愈到唐代晚期，吉凶書儀內屬於官員往來文范者愈多』，『官牘文范的增加，與朝廷禮制和內外族之吉凶儀目的相對減少、簡化，說明唐初重家族禮儀的社會生活，和以朝廷為中心的政治生活，到唐後期已經愈來愈向官場為中心轉化。』這也是唐後期產生表狀箋啟書儀的緣由（參見本書【書儀章】）。書儀編訂者正是有鑑於此，便自然而然地將中晚唐民間禮俗、官場酬酢等社會交往領域裡發生的種種漸進式變革，通過『新定』、『新集』的方式反映了出來。『新定』和『新集』，是書儀編訂者用文本形式記載已變化了的社會現實的巧妙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