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四部籍與中古後期社會的文化情境(1)

  來源: 中華文史網

敦煌文獻中包含大量中古時代（魏晉至五代）的典籍寫本殘卷。依照傳統的四部分類法統計，經部的儒典大約有二三十種261卷[1]；史部大約有六七十種[2]；子部大約有七八十種；集部大約有三四十種。四部合計大約有二百種左右。敦煌文獻的主體佛教典籍，不下千種（近三百種見於大藏經著錄），道教典籍大約數百種（道藏着錄、未著錄各半），屬於子部。此外，在古藏文等文種的敦煌文獻中，也有典籍文獻。
敦煌典籍寫本儘管基本上是些殘卷，但它們卻可能是印刷術出現以前，我國手寫本（含少量刻印本）典籍的最大一批遺存，無論在文獻學意義上還是在文化史以至中古史意義上，都堪稱國之瑰寶。從這批典籍寫本產生的時代看，有六朝本，有北朝本，有隋唐本，有五代宋初本，時間跨度長達五六百年；從文本的性質看，有白文本，有註疏本，有音隱本，有略出（輯要）本等；從寫本的功用看，有讀本，有生活實用本（如藥書、曆書等），也有的像是著述者的工作用本。不少寫本後面有著作者或抄寫者、持有者留下的題記。用現代學術眼光看，典籍寫本包含的諸如此類情況，都是重要的學術信息。可以說一卷卷敦煌典籍寫本，猶如濃縮的歷史化石。它的字裏行間凝聚着歷史文化的多樣情境，蘊含着前所未知的文化變遷過程。九十多年來，前輩學者篳路襤縷辛勤探討這批典籍，揭示它們的歷史文化內涵，不斷地增進人們對敦煌典籍及相關情境的認識。我們這部書稿，是想在前賢大量研究的基礎上，做一些整合性的歸納與梳理；並對典籍寶藏蘊含的各類學術信息（特別是深蘊其中的歷史文化情境），試做一些新的探索和表述。
這批典籍卷子經歷了唐朝五代宋初時期。這個歷史時期屬於我國中古時代的後期。它是繼春秋戰國之後我國又一次大的社會變革啟動的時代。這次社會變動發軔於隋朝末年。在當時席捲全國的農民戰爭中，士族大土地佔有制受到衝擊，延續了三百多年的門閥制度走向衰落。中古農奴制的主要形式覆客制趨於廢弛，依附大族田莊屬於賤口身份的眾多農奴，擺脫了賤口依附關係，許多人轉化為均田民（良口身份）[3]。到開元天寶之際，『恣人相吞，無復畔限』[4]，均田制亦告瓦解，地主大土地佔有制急劇發展，貧富分化再度加劇。『丁口轉死，非舊名矣；田畝移換，非舊額矣；貧富升降，非舊第矣。』[5]發生在社會底層（廣大農村）的結構性變動波及到政治領域，撼動着傳統的文化思想、道德觀念以及社會風俗等多個層面，在唐宋之際相當長的歷史時期裏，不斷地促動着這些層面的變革。作為傳統文化的文本載體，中古四部典籍的形式和內容是相對穩定的，一般並不隨同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動盪而變化；但是在社會漸進式變革的大背景下，典籍文本的著述、註疏、節輯、讀用、保存和流傳，畢竟都同特定時代、特定人群相關聯，有關的人事、風尚和趣向，或多或少地在典籍文本上留下各式痕記。這類『痕記』是歷史的『雪泥鴻爪』式記憶。對它加以解讀分析，就會從這些『痕記』中或隱或顯、或直接或曲折地呈示出同變革時代的啟動相關的某些史相脈絡；有的還會帶有中古向近古轉進時代的特徵。
導論試從以下三個方面描述或勾勒這些史相脈絡：
一、 敦煌先唐典籍及其文化意涵。
二、 社會文化變遷在敦煌典籍中的『痕記』。
三、 敦煌典籍所見敦煌地區的學術與文化。

一、敦煌先唐典籍及其文化意涵

敦煌四部籍的文本顯示，中華傳統典籍文化經過長期流傳篩洗，至隋唐之際已形成相對穩定的主流與核心部分。它大致包括以諸經（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左傳、論語、孝經、爾雅等）、三史（史記、漢書、東觀漢記）、諸子及某些文學總集為代表的典籍文本。到唐五代時期，這些典籍基本上仍然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基石而存在，並穩定地傳承着。這一現象的集中體現是唐代以前撰寫的各類典籍注本的先唐抄本、唐初抄本，一直在敦煌行用着，一直流傳到五代宋初。
以儒經寫本為例。258卷敦煌儒經卷子的年代可分為三種情況：先唐抄本，唐抄先唐本，唐本。前兩類儒典本子，適足顯示出先代儒學傳統由中古前期（魏晉南北朝）至中古後期（隋唐五代）的穩定傳承。這裏選取唐初國學所立五經（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左傳。後增周禮、儀禮、穀梁傳、公羊傳，並稱九經）為考察對象，將五經敦煌本的情況簡述如下。
1.周易。敦煌殘卷共11卷1。內晉・王弼注【周易】5卷，陳・陸德明【周易釋文】2卷。其中P.6162號王注本，早於陸作【釋文】時所見王注本。P.2530號王注本卷尾有顯慶五年（660）題記，【釋文】本（S.5735+P.2617號）尾題『開元二十六年寫，明年校勘』。
2.尚書。敦煌殘卷共34卷。其中魏晉以來相傳的隸古字【尚書】26卷，隸古字【尚書釋文】1種，兩種先唐本佔百分之八十。另有今字（楷書）【尚書】5種2。P.2643號殘卷，『經文多遵古字，傳則間從今文』，卷末題：『乾元二年（759）正月二十六日義學生王老子寫了。』王重民稱：『此真衛包改字以後之古文』3。愈可見民間習寫古文【尚書】，並未隨衛包改字而絕跡。
3.毛詩。敦煌殘卷共25卷，『皆唐以前人手寫』的毛傳鄭箋本,『蓋六朝人講習之詩經卷子』。其中【毛詩故訓傳】之P.2529號卷有硃筆點校；P.3737、P.2978兩號卷有朱點句讀；P.2570號卷末題記：『寅年（942？）淨土寺學士（郎）趙令全讀。』潘重規認為，S.2729號卷或為隋・劉炫【毛詩音】；P.3383號卷或為晉・徐邈以後、陳・陸德明以前之【詩音】。S.10、P.2669兩號俱為六朝音隱本，P.2669號卷末『朱點句讀及四聲，有硃筆、黃筆校改』，卷末題：『大順二年（891）五月十九日。』4S.789、S.3330、S.6346等三號殘卷，或為六朝定本【毛詩詁訓傳】的唐寫本5。
4.禮記。敦煌殘卷共12卷。其中鄭玄注【禮記】5卷，【禮記音】2卷，為先唐抄本，約佔百分之六十1。

5.左傳。敦煌殘卷共35卷。其中晉・杜預【集解】27種，佔百分之七十七2 。
唐文宗開成年間，諸經勒石，更增論語、孝經、爾雅。這三部經籍的敦煌本情況是：
6論語。敦煌殘卷共約110卷。除白文本外，東漢・鄭玄注本近40卷，另有鄭注【問對】、鄭注【對策】；晉・何晏【論語集解】近70卷[6]。
7孝經。敦煌殘卷共31卷28種。其中東漢・鄭玄注本12種[7]。
8．爾雅。敦煌有三殘卷，一卷為白文（P.3719號）,兩卷為郭璞注(P.2661+P.3735號,可拼合)。郭注本為六朝寫本，卷尾三通題記，分別寫於天寶八載（749）、乾元二年（759）、大曆九年（774）。顯示此卷六朝本傳至中唐仍在行用。
在敦煌本諸經中，後來新增之【論語】注本和【孝經】注本兩種，竟多達140卷，佔全部敦煌儒典（258卷）一半以上。出現這一特殊現象，同唐國學修習科目安排有關，也同唐設童子科有關。唐國子監以經史課士，分九經為三等：【禮記】、【左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書】、【公羊傳】、【穀梁傳】為小經，生員通其一、通其三、通其五皆可，均非必修之科。後增之【論語】、【孝經】，則為國子學必修之科，初不在九經之數，修習年限共為一歲。可知此二書是國子學先修科目，【論】、【孝】卒業始進修九經[8] 。唐又有童子科，規定10歲以下能通一經，並【孝經】【論語】每卷誦文十通者，予官；七通者，予出身[9]。這就意味着唐代城鄉士子，自童蒙至國學，人人須自幼修習【孝經】、【論語】。由敦煌卷子可知，唐代的學童士子習此二經，仍以先代鄭玄注（【論語】還有何解）為範本。
南北朝時代，『大抵南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10]。南朝儒學通行魏晉師說，北朝儒學通行東漢師說。唐初孔穎達等奉敕撰【五經正義】，『魏勇宥從江左』，基本沿承南朝的儒學師承。以後朝廷為五經擇定注本，【易】取王弼疏，【書】取孔傳隸古定，【詩】、【禮】取鄭注，【左】取杜解。反觀敦煌通行的儒典注本，與唐朝廷所定並無二致。敦煌在漢晉時曾為儒學重鎮，有崇重漢學的傳統，固保存鄭注、孔傳殘卷甚多；至唐初，又同時受到南風北漸影響，故又多保存王疏、杜解遺帙。唐代敦煌儒學的淵源，實以南北兼承、漢晉並弘為特色。
在敦煌本史、子、集諸部殘卷中，先唐傳下來的典籍寫本和唐代抄寫的先唐典籍亦為數甚多。史部如：武德初年抄晉・裴S【史記集解】（P.2627號）；唐初抄晉・蔡謨【漢書集解】（P.3669+P.3557號為【刑法志】,S.2053號為【蕭望之傳】)[11]。晉・孔衍【春秋後語】（P.5532背、P.2702、S.713號為卷一、二、三【秦語】，P.3616、P.2872背為卷四、五【趙語】，P.2589號為卷七【魏語】等）[12]。子部如：六朝寫本【孔子家語】（S.1891號），六朝寫本陶弘景【本草集注序錄】（日藏），唐抄六朝本【瑞應圖】（P.2683號）、【白澤精怪圖】（P.2682號），唐抄本六朝【易三備】（S.6015、S.6349號），唐抄梁・徐逸等撰【華林遍略】（P.2526號）[13]，以及六朝寫本【老子想爾注】（S.6825號）[14]，梁武帝【老子講義】（羅振玉舊藏）；晉・郭象【莊子注】（P.2508、P.2531號、羅振玉舊藏等15個殘卷），疑是陳隋間寫陸德明【莊子釋文】（P.3602號）；晉・張湛【劉子注】（S.777號）；晉・葛洪撰【抱朴子】（孔氏藏）、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Ｐ.3739號）等。集部如：陳隋間抄寫梁・蕭統【文選】原本（Ｐ.2554、Ｐ.2493、Ｐ.2645、Ｐ.2658諸號），以及與江都選學大師所作之音相合的【文選音】（Ｐ.2833號）[15]；隋・智騫【楚辭音】（Ｐ.2494號）等。這些先唐典籍大都見於【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尤其如裴解【史記】、蔡解【漢書】、郭注【莊子】、陶弘景【本草集注】、葛洪【抱朴子】、蕭統【文選】等，或為名籍，或為名籍名注，均自魏晉六朝至隋唐傳承不輟。這些名籍名注和前揭儒經名注典籍，同屬中華傳統文化典籍的主流、主體之列。唐代以後，這些典籍，有的以刻本形式傳承不廢，直至今世（如郭注【莊子】、【抱朴子】等）；有的散入後出的新注本傳續其文化生命（如裴解【史記】、蔡解【漢書】、陶注【本草】等）。它們都是中華文化的不刊之典。這些寶典殘卷以其千年以前的文本狀貌重現敦煌，灼然昭示着古老中華文化的輝煌傳統、悠遠歷史和不朽的生命力。它是敦煌四部籍所蘊中古文化嬗變中，相對穩定的文化『本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