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春秋】的性質（3）

  來源: 國學文化

三、正確認識【春秋】性質的意義

1、有助於人們摒棄誤解和偏見，正確認識【春秋】及經今文學在歷史研究中的價值。
【春秋】雖然不是歷史學著作，卻是可貴的史料著作，因而對於研究先秦歷史、尤其對於研究儒家學說以及孔子思想意義重大。因此，從史料學的角度利用【春秋】不僅符合【春秋】性質的本來，而且比將它視為『斷爛朝報』的歷史學著作更具價值。先秦諸子著作無一屬於史學著作，卻都是今人研究古史所必需的史料，【春秋】的史實和大義因『三傳』而明，這實在是它的特點和優勢所在。
遺憾的是，多數學者長期以來一直對【春秋】的重要史料價值保持着令人吃驚的冷漠。單就對孔子思想的研究而言，若干年來人們始終局限於一部【論語】而已，有學者曾做過這樣的調查：『建國以來，關於討論孔子和他的思想的文字，見諸報刊的，迄今不下八百篇。撇去十年動亂期間所謂「批儒評法」的渣滓，可作為研究史資料留存的，大約有四五百篇。那中間的見解，色彩各異，精當與否，姑且不論，但如說引據的材料，多半沒有超出今本【論語】一書，也許不會被斥為無稽之談。』針對這樣一種普遍蔓延的奇怪現象，論者意識到：『倘說要談孔子其人其學，【論語】是唯一可信可據的材料，此外諸書都不足征，那就成問題了。』[27]（第98頁）超出【論語】研究孔子及其思想，首當其衝的是利用【春秋】，恐怕是論者上述這段話的題中應有之意吧？
再者，【春秋】是政治學著作，它的政治思想通過今文經學家的解說而得以體現，但由於誤解了【春秋】的性質，現代學者對今文經的學術價值始終未能給予應有的重視。公羊學、b梁學甚至一度成為現代學術史上的無人問津的領域，治先秦史而不讀【公羊傳】，這在今天的學者看來已不算什麼不可思議之事，而研究今文經學反被目為驚世駭俗之舉。當今學者蔣慶曾就此批評道：『降及晚清，奇葩再發，康崔獨秀，經苑芬芳。豈思室內起火，疑古蜂起；歆學餘緒，作浪興風。於是辯有為亡，非聖無法；托治國故，以史亂經。自此而後，斯學掃地，無人講習，更糟踐踏，旨喪義缺。此間雖有一二賢者如北流陳柱欲挽狂瀾而崇正學，然曠野孤歌，其學無聞。至今，又忽忽六十載矣，公羊已為絕學。』[21]（第2頁）蔣氏的復興儒學之議是否恰當姑且不論，但作為古代政治思想史的重要內容，今文經學無疑應被納入研究者的視野，則是不容置疑的。
2、有益於人們放棄政治史觀，破除關於歷史學性質及發展前景的種種陋見。
由於錯誤地視【春秋】為史學著作，以【春秋】大義為史義的誤解長期以來對學者的史學觀念和史學實踐產生了負面影響。在這種誤解的引導之下，不少學者試圖通過『一字褒貶』為歷史學樹立權威，而將道德評判視為史學的當然職能，宋人歐陽修便是這一理論的切身實踐者。克羅奇曾頗具諷刺意味地批評道：『我們的法庭（無論是司法上的還是道德上的）是當前的法庭。這些法庭是為活着的，在積極活動的而且是危險的人物設立的，而另外那些人已經在他們那個時代的法庭上出現過，那些人不能夠判兩回罪，或赦免兩回。……有些人藉口編寫歷史，像法官似地到處奔忙，到這裏來判刑，到那裏去赦免，因為他們認為這就是歷史的職責……這樣一些人一般是被認為缺乏歷史感的。』[25]（第82頁）『法官』的角色給歷史學家以虛幻的良好感覺，因此他們將道德評判誤以為是歷史學尊嚴的來源，甚至於在對古人進行宣判時竟忘了史學最基本的前提，那就是求真記實。
也許有人要將上述狀況歸結為古代史學與政治學之間天然的孿生關係，然而中國古代史學較之於西方史學尤重『一字褒貶』，錯誤的【春秋】性質觀無疑在很大程度上使史家的這種嗜好走向極端，對於這點誰又能否認呢？胡適曾說道：『後來的史家崇拜【春秋】太過了，所以他們作史，不去討論史料的真偽，只顧講那「書法」和「正統」，種種謬說。【春秋】的餘毒就使中國只有主觀的歷史，沒有物觀的歷史。』[22]（第101―102頁）這一評論不僅可以用來總結錯誤的【春秋】性質觀對古人治史的消極影響，而且對今天那些依然執【春秋】為史學著作說的學者無疑也是適合的。
學者們通常感慨中國古代史料豐富而史學理論發展不足，應該說這是歷史的真實情況，但今人既無需刻意替祖先護短，更不應拿名不副實的【春秋】大義為古代史學史添補這塊空白。因為這種做法既不符合歷史的實際，也無助於歷史學科學水準的提高，相反卻可能使我們養成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