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春秋】的性質（2）

  來源: 國學文化

二、爲什麼說【春秋】不是歷史學著作

1、作者的寫作動機不在求真記實
歷史學家從事歷史創作的主觀動機在於真實地記載歷史，這是判定一部作品爲歷史學著作的第一項標準。正如有學者所說：『記錄和保存歷史史實，是史家最基本的也是最原始的動機之一。……史家從記存史事的動機出發來研究歷史，對於史學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可以說，史學的產生即由此始。』[17]史學著作當以記事爲目的，這也是古今中外歷史學家的一致看法，故太史公以『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爲憾事，而以『述故事，整齊其世傳』爲撰史的立足點。[18]呂思勉說：『何謂史？史也者，記事者也。』[19]（第37頁）講的也是同樣的道理。
西方史學的發展歷程也給我們以同樣的啟示。西方早期的史學家們都將追求歷史的真實性作爲撰寫歷史學著作的第一要務。赫卡泰俄斯說：『米留都人赫卡泰俄斯謹此申言：只有我們認爲是真實的東西，我才把它記載下來。關於希臘人的傳說紛紜複雜、各異其趣，但據我看來都是荒唐可笑的。』修昔底德也說：『關於戰爭事件的敘述，我確定了一個原則：不要偶然聽到一個故事就寫下來，甚至也不單憑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爲根據；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親自看見的，就是我從那些親自看見這些事情的人那裡聽到後，經過我仔細考核過了的。』波里阿比形象地說道：『真實對於歷史，就像人的眼睛那樣重要。人沒有眼睛變成爲終身殘廢，而歷史缺乏真實，則成了無稽之談。』事實上，正是因爲求真的動機對於歷史學家不可或缺，所以有學者將之作爲西方歷史觀念起源的標誌。[20]（第20頁）
求真記實對歷史學家著史而言既是目的也是原則，因而堪稱判斷一本論著是否爲史學著作的試金石。蔣慶正確地指出：『孔子爲何要作【春秋】，是理解【春秋】一書性質的關鍵。』[21]（第92頁）孔子爲什麼作【春秋】？作者的目的也在於求真記實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一度以疑古者自居的胡適就曾指出：『【春秋】那部書，只可當作孔門正名主義的參考書看，卻不可當作一部模範的史書看。後來的史家把【春秋】當作作史的模範，便大錯了。爲什麼呢？因爲歷史的宗旨在於「說真話，記實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記實事，只在寫個人心中對實事的評判。』[22]（第101―102頁）徐復觀先生也說：『可以斷定孔子修【春秋】的動機、目的，不在今日所謂「史學」，而是發揮古代良史，以史的審判代替神的審判的莊嚴使命。可以說，這是史學以上的使命，所以它是經而不是史。』[23]（第156頁）這些論述都根據作者的動機，正確指出了【春秋】的政治學性質，結論足以服人。
人們之所以長期以來對孔子作【春秋】的動機與種種『【春秋】爲史學著作』說之間的顯著矛盾視而不見，當與誤解並混淆孔子『直』的觀念和『直書』思想有關。【論語・子路】記載說，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孔子通過玩弄概念的方式表達了他對春秋時期『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社會現實的批評，但他在這裡所追求的『直』顯然並非事實的真相，而只是論者心中『善』的道德觀念。是的，孔子曾有諸如『多聞闕疑，慎言其餘』之類的話，足見他確有注重客觀事實的可貴思想；但由於【春秋】是孔子藉以表達政治理想的政治學著作而非歷史學著作，所以貫穿其中的並不是這種求真思想，相反，指導作者進行『筆削』的正是【論語】中『父爲子隱，子爲父隱』那種的『直』的觀念而已。這種意義上的『直』與歷史學家對史學客觀性的追求恰好相悖逆，遺憾的是以往很少有人注意到上述兩種觀念間的名實之辨。
2、【春秋】不符合史學著作的基本規範
首先，歷史學家與歷史事實不可分，歷史事實是史學著作的必然構成部分，殘缺不完或充斥不真實內容的作品不成其爲歷史學著作。呂西安・費弗爾曾將史實比喻爲歷史學構成中的一個原子。[24]（第11頁）卡爾則稱史實爲『歷史的中樞』，並在這個意義上指出：『歷史學家和歷史事實是相互需要的，沒有事實的歷史學家是無根之木，是沒有用處的；沒有歷史學家的事實則是一潭死水，毫無意義。』[25]（第28頁）由於孔子作【春秋】的目的不在求真記實，故而【春秋】的記載極爲簡略，拋開『三傳』談【春秋】非但『大義』難曉，即令史實也決不可知。關於這點，宋人朱熹就有淺顯明白的說明：『左氏是史學，公、b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詳，於道理上便差；經學者於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誤。』（【朱子語類】卷八十三）無奈有學者竟以簡略爲由責難古人：『作爲第一部史書的【春秋】還是存在著不少的弱點和問題，首先是記事太簡單，每條文字很少，一般只在十個左右，最少的僅一個字。』[26]（第30頁）還有學者爲此抱怨說：【春秋】最大的不足就是對於歷史的記載過於簡單， 242年的歷史總共僅用了18000多字，『這樣簡略的記事給後人認識春秋歷史造成了極大的不便。後人對此多不滿意，有人甚至提出了非議』。[16]殊不知魯【春秋】原文並不簡單，『筆則筆，削則削』正是孔子有意爲之，正如有學者正確指出的那樣：『曲筆隱諱是【春秋】的一大特點，如果我們以史的標準來衡量它，當然可以說是一大缺陷。但孔子的本意並不是爲了作史。……孔子自己深通史法，並肯定董狐「書法不隱」爲「古之良史」，如果他自己作史卻多所隱諱，豈不有愧於心？』[7]（第34－35頁）由此不難看出上述責難只是思想淺近者得言忘義的誤解，而那種以『筆削』爲『原始』的看法也同樣謬以千里。
其次，『【春秋】大義』並非『史義』。史學作品不僅應記載事實還要展示作者的思想，這是歷史上多數學者都贊同的看法。但史學思想源於史實，且不能脫離史實而獨存，這點即使極端如克羅齊、科林伍德者也不曾否認。【春秋】大義不同於歷史學家的思想，【春秋】只是作者將政治理想賦予歷史的形式而已：『【春秋】系以先王之志，亦即是以政治的理想爲歸趨；但乃隨史實之曲折而見，故謂之「志而晦」』，『孔子因樂堯舜之道（「先王之志」），以堯舜之道爲基準，是非於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作撥亂反正的憑藉』。[23]（第152頁）【春秋】大義源於作者的政治觀，而歷史思想來自史家對史實的思考，足見兩者根本不同。不幸的是，有學者將【春秋】的『微言大義』與歷史學家的史學思想相提並論，或以之爲早期史家主體意識的嚆失而予以表彰，或以之爲古代刀筆吏史學的首惡而大加貶斥。實則就【春秋】而言，歷史是形式、皮毛，政治是內容、核心，以褒貶、曲筆爲形式的『春秋筆法』正是【春秋】微言大義之所系，去此則大義不存。至於效法【春秋】任情褒貶，當受其批評的無疑應當是後世的誤解者，又豈能以此歸咎於【春秋】及其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