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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 論【春秋】的性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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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人 發表於 2012-1-17 00:07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來源: 國學文化
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蘊涵着作者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學著作,這是從先秦孟、荀到兩漢馬、班諸家一致的正確看法。兩漢以後,今文經學衰微,學者多受古文經學門戶之見的影響,錯誤地視【春秋】為歷史學著作,並由此引發了長期以來聚訟紛紜的【春秋】性質之爭。
圍繞【春秋】是歷史學著作還是政治學著作這一問題,千餘年來先後形成了以下三種觀點:一、傳統今文經學家的正確觀點,即以【春秋】為政治學著作,持此說者如清人皮錫瑞,近人徐復觀、呂思勉、胡適等;二、古文經學家及近代『古史辨』派學者的觀點,即認為【春秋】是歷史學著作,古文經學家如晉人杜預,近人錢玄同、顧頡剛、劉節等人堅持這種看法;三、調和說,即認為【春秋】『亦經亦史』,持此說者如錢穆、雷戈。實際上, 『亦經亦史』說是一種自相矛盾的說法,我們不妨先對之略加分析以見其不妥。錢穆認為【春秋】是一部『亦經亦史的一家言』,[1](第317頁)理由是古無經、史的區別,經、史之分是後代才有的觀念,『若我們定要說【春秋】是經非史,這實在只見其為後代人意見,據之以爭古代之著作,未免搔不着痛癢』。[1](第269―270頁)這種貌似公允的調和論之所以不能成立的原因有二:首先,『經史不分』之說不符合古代經史關係的實際。關於這點,鍾肇鵬先生曾在上世紀60年代的【論『經』和『史』】一文中專門加以辨析,並有力闡明了中國古代經史有別、史先於經的事實,故而毋庸今人置喙。[2](第292―305頁)其次,一部論著的性質是恆定不變的,而屬於學科分化的經史之分則是一個動態過程,兩者不宜混為一談。由於經、史的區別是本質性的,兩者之間沒有調和的餘地,當然也不存在某種中間過渡形態。這樣說來,『亦經亦史』說實際上等於取消、而不是解決了【春秋】性質問題,無怪乎自產生以來和者寥寥。與此不同,以【春秋】為史學著作的錯誤看法,卻由於牽涉到一些史實和理論的辨析而情況複雜;加之此說出自著名學者之口,因而長期以來對之鮮有質疑者。由於今人的誤解多系盲從前賢所致,所以首先對傳統諸種【春秋】為史學著作說的錯誤加以分析辯駁,無疑是我們正確認識【春秋】性質的鈐鍵所在。
一、三種『【春秋】為史學著作』說駁議

1、古文經學家【春秋】性質說駁議
『【春秋】為史學著作』說的始作俑者是晉代古文經學家杜預。[1]杜預在【春秋左傳序】中說:『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杜預認為,【春秋】是孔子有感於當時史官失職,史書記載失實而修成的史學著作;【春秋】的體例與材料采自魯國舊史,思想則沿襲源自周公。這種說法等於否認了孟、荀以來許多學者關於【春秋】政治思想的表述,而為後世種種『【春秋】為史學著作』說開啟了先河。皮錫瑞曾在【經學歷史】中批駁了杜氏上述觀點,並將之概括為『經承舊史』四字。[3]( 第3頁)徐復觀先生也曾就此批評說:『【春秋】之所以入於六經,是因孔子從魯史中取其義。離開孔子所取之義,則只能算是歷史中的材料而不能算是經。乃有人要越過孔子以求周公的史法,真可謂昧於經之所以為經的本原。』[4](第30頁)
古文經學家之所以主張【春秋】為歷史學著作,與兩漢經今古文間的門戶之爭有直接關係。東漢以後,隨着今文經學以神學化而流於荒誕,並最終走向衰微,古文經學取得了一統天下的地位。杜預的『經承舊史』說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不啻如此,傳統執【春秋】為史學著作說者如劉知幾、王安石、歐陽修、章學誠等人的相關學說中都不同程度上存在杜預『經承舊史』說的影子。由於古文經學的影響自兩漢之後綿延近兩千年,以至於除了歷史上的一些特殊時期之外,人們普遍遺忘了一個基本常識:即今文經學關於【春秋】的解釋中實際上包含不少合理內容,單憑古文經學家的一面之詞來判定【春秋】的性質勢必有偏信則暗之虞。總之,儘管傳統古文經學家的【春秋】性質觀流傳久遠,也因此誤人最深,但由於它純屬經學家門戶之見和相互攻訐的產物,因而不足為訓。
2、『古史辨』派『【春秋】為史學著作』說駁議
與傳統古文經學家有所不同,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以錢玄同、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學者率先試圖通過『超經學的方法』研究【春秋】的性質。[2]在反對封建主義的時代大潮中,顧、錢二人鼓吹『疑古辨偽』,對【春秋】的性質進行了熱烈討論,最終得出『【春秋】為史學著作』的錯誤結論。
從1921年開始,顧頡剛、錢玄同相繼在【論孔子刪述及戰國著作偽書書】、【答顧頡剛先生書】、【論性質書】以及【答書】等文中對【春秋】的性質進行了討論。顧、錢二人敏銳地認識到:前人之所以視【春秋】為經,是因為他們認為其中蘊涵着作者孔子的『微言大義』;但如果能證明【春秋】根本與孔子無關的話,則【春秋】為經之說就勢必不能成立,而【春秋】為史學著作的看法也就順理成章了。用錢玄同的話來說:『我現在對於「今文家」解「經」全不相信,我而且認為「經」這樣東西壓根兒就是沒有的;「經」既沒有,則所謂「微言大義」也者自然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了。……【春秋】乃是一種極幼稚的歷史,「斷爛朝報」跟「流水帳薄」兩個比喻實在確當之至。』[5](第278―280頁)為證明孔子不作【春秋】,顧頡剛曾提出六項證據對其加以支持,關於這些證據的反駁,筆者已在有關文章中進行了詳細闡述,茲不贅言。[6]值得指出的是,趙生群先生經過考察之後,也對這些證據的可靠性予以否定,並且指出:『(這些證據)當然就不足以否定孔子作【春秋】這一事實。』[7](第1-2頁)這與筆者的結論相一致。由此可見,『古史辨』派的『孔子不作【春秋】』之說無以自圓其說,而他們以【春秋】為史學著作的結論也是不能成立。
儘管如此,有賴於『古史辨』派在20世紀初期學術界一度產生的巨大影響,他們的上述錯誤結論仍被一些有影響的學者奉為圭臬。一部多年以來深得讚譽的史學史著作就將【春秋】視為早期的編年史著作,並說:『關於古代的史學,以孟子說得最多。同時我們也不能不懷疑到【春秋】這部書與孟子學派有點瓜葛。……在這裡,我們發現作【左傳】的人與作【孟子】的人見解也是一致的。他們都要求有一個不畏強御的史官如董狐、南史之類。同時希望孔子能作一部【春秋】,也是書法不隱的。於是把一部斷爛朝報的魯史,拿來穿鑿附會,說成是孔子的書法。』[8](第39-40頁)細繹文義便不難看出,上述說法正由『古史辨』派的【春秋】性質論衍變而來無疑。
『古史辨』派【春秋】性質研究何以會陷入誤區?對此至少應從兩方面加以認識:首先,反封建時代思潮對『古史辨』派的學術研究產生了干擾。在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的革命熱潮中,人們自然而然地將孔子、【春秋】的『微言大義』與封建主義的權威聯繫在一起。承認儒家文獻――尤其是【春秋】――的政治學內涵,豈不是有為封建主義衛道的嫌疑?以討論【春秋】性質為憑藉,進而否定其政治權威便成為時代賦予『古史辨』派學者的政治使命,政治上的進步便以學術的形式得到表現,『孔子不作【春秋】』、『【春秋】為史學著作』等結論遂應運而生。 另外,經學背景也對『古史辨』派學者發生了消極影響。由於顧頡剛、錢玄同等人都有複雜的今古文經學背景,二人雖多次鼓吹『超越經學』,但實際結果卻往往是出此入彼,門戶之見並未脫盡,這對他們學術工作的消極影響是不難想象的。
3、當代史學家『調和說』駁議
在當代眾多中國史學史著作中,可以看到第三種『【春秋】為史學著作』的觀點:『【春秋】是孔子所作的我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這種觀點將古文經學家與『古史辨』派的【春秋】性質說加以調停糅合,試圖以此使得傳統的『【春秋】為史學著作』說獲得新生,因此可稱為『調和說』。
調和說的提倡者多為古代史學史的研究者。李宗侗認為:『孔子因魯史舊文而作【春秋】,信矣』,[9](第17頁)『真正有系統的古史,現存者當以【春秋】為首』。[9](第16頁)金毓黼說:『孔子之修【春秋】,實為整齊官府之舊典,以下之於庶人,並以所創之義法,開後世私家撰史之風。』[10](第39頁)白壽彝先生認為【春秋】系孔子所修,並說:『【春秋經】為後來的編年史作出了略具雛形的開端,還不能夠建成編年史的體制。但它標誌了私人著述的出現,這是中國史學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有利於此後歷史著作進一步發展的。』[11](第26頁)另外如倉修良、王樹民、宋衍申、瞿林東、陳其泰等人均持相同看法。
調和說的觀點可歸納如下:首先,認為【春秋】為孔子所修,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將『調和說』視為對顧、錢等人觀點的修正也未嘗不可。其次,認為【春秋】是中國第一部歷史學著作,而孔子則是中國的『史學之父』或『史學之祖』。有學者認為:正如希羅多德是希臘史學之父一樣,孔子是中國史學之父;孔子的【春秋】,正如希羅多德的【歷史】一樣,是世界上最早的歷史專著。[13]有學者則說:『當西方史學之父希羅多德寫出他的【希波戰爭史】時,中國的史學之父孔子的【春秋】已經問世30多年了。』[14]還有學者主張:『我國學術界曾把司馬遷譽為「中國古代史學之父」,我認為孔子可稱為中國古代史學之祖。』[15]實際上,凡此種種說法中無不充斥着誤解,只可惜學者的理性每每為熱情所蒙蔽,以致陷入為古人爭訟的怪圈而習焉不察。再者,『調和論』者認為【春秋】的『微言大義』不僅存在,同時正是【春秋】之所以為史學著作的關鍵。有作者這樣評論說:『孔子對於歷史編年的革新,即賦予歷史記錄之中以褒貶的歷史評判,使歷史記錄具備了嶄新的姿態。【春秋】因此成為我國第一部歷史學著作,而不再是歷史記錄,孔子因此而成為中國史學之父。』[16]實際上,論者之所以將【春秋】的微言大義解釋為『史義』,乃是源於對近代西方史家關於史學著作應表現作者思想這一觀點的誤解,關於這點,我們留待下文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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