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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網 邊境不保直接危及到朱明王朝的江山永固，連不關心政事的穆宗皇帝也不免發一些焦慮不安的怨言，隆慶二年春，他們至天壽山時就說：『始知邊鎮去京師切近如此……今邊事久壞無為，朕實心。』［（２６）］的確，邊防問題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由於朝廷上下一致重視，主政大臣厲行整飭，隆慶初年的局勢很快有了起色，綜合這一時期就整頓邊防採取的措施，大致可分為以下幾個方面：（１）首先對守邊將領進行大撤換，改變軍隊委靡不振的作風，使有才能的將領得以施展。隆慶元年，京師剛剛解除戒嚴，朝廷立即着手根據在戰爭中的表現進行賞罰。『逮山西巡撫王維絡、總兵官申維岳，蘇鎮巡撫耿隨卿、總兵官李世忠等下獄』，原因是『石州之役，維洛守代州不出，維岳亦畏不敢前，隨卿以殺平民充首級，世忠坐援永平不力』［（２７）］他們分別被處以死刑或者削官發配，一次之中處罰如此多的地方高級軍事長官，充分表示了朝廷整頓軍隊的決心，其目的也在於殺一敬百，使諸邊守將不敢鬆懈防務。在嚴懲的同時，一些治軍有方的將領逐步提拔到更重要的位置上，王崇古即是其中之一，他由寧夏巡撫升任兵部待郎，總督陝西、延寧、甘肅軍務，專抗河套的蒙古軍隊，後來的事實證明在處理與俺答汗關係時，王崇古的才智遠見發揮不可輕估的作用。在提拔武將的同時，隆慶朝一個尤值讚許的法是授與了武將在其防區範圍內決斷軍務大事的權力，朝廷對他們的牽制也較少。史載『王『崇古奏給四鎮旗牌，撫臣得用軍法以督戰，又指畫地圖，分授諸大將。』［（２８）］隆慶二年五月，為強化蘇鎮方面的防禦，在浙閩地區抗倭有功的戚繼充彼調任都督同知，『總理蘇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自總兵以下悉聽節制。』［（２９）］通過整頓，從將領到士兵，整個明軍臨陣畏縮不前的風氣大大得以扭轉，入犯的蒙古軍隊遇到堅決抵抗，損傷頗多。隆慶二年十一月，宣府總兵官馬芳襲俺答於塞外，兩次打敗敵軍；三年春，『俺答犯弘賜堡，大同總兵官趙岢擊卻之』，夏四月，『總兵官雷龍襲套寇於塞外，敗之』，四年四月，『俺答寇大同、宣府、遂及山西、官軍拒卻之。』［（３０）］雖說在軍事上擊敗俺答完全消彌邊患還不可能，但明軍的抵禦和出擊很大程度上打擊了蒙古貴州們的囂張氣焰，為和解創造了條件。（２）抓住和解的有利時機，促成北方形勢的大轉變。隆慶朝臣上下在關鍵時刻善於審時度勢，充分體現了政治家的戰略眼光。隆慶四年十月，俺答汗之孫把漢那吉因祖父奪妻負氣向明軍投降。消息傳至朝廷，引起了激烈爭論。受降將領方逢時、王崇古上疏力陳這正是打破雙方軍事對崎的困境，結束連年戰爭贏得與韃靼部的和解的好機會，而『御史饒仁侃、武尚勝，葉夢熊皆言敵情叵測』［（３１）］兵部尚書郭干不能決。當時主政的高拱、張居正力排眾議，支持王崇古的建議，十二月明廷派使者護送把漢那吉回蒙古，『俺答迎於河上，祖孫嗚嗚相勞苦』。［（３２）］隨後俺答即派人向明致謝，表示『願世為外臣，貢方物。』［（３３）］這就是史家盛譽的『俺答封貢。』從此明蒙邊境的形勢從戰亂對立轉入和平互市，俺答封貢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當然實現這個轉折也與雙方本身就存在和解需要分不開。緊接着隆慶五年二月，王崇古又上【確議封貢事宜疏】，提出具體處理封貢，互市八條建議。俺答受封為順義王，其侖諸首領也隨之紛紛受封為都督同知、指揮同知、千戶百戶。蒙古諸部『事朝廷甚謹，部下率有掠奪邊民者，必罰治之』［（３４）］從此『西塞以寧』，『數千裏軍民樂業，不用兵革，歲省費什七』，［（３５）］明軍因此每年節省下的軍費達到六十餘萬，一定程度上也緩解了朝廷的財政負擔，為集中精力着手國內改革創造了條件。（３）重用戚繼光及『戚家軍』使蘇鎮方面的防禦體系大有起色。戚繼光是明代著名的軍事家，在嘉靖中後期的抗倭鬥爭中聲名鵲起。為加強北方防線東段的實力，他於隆慶二年調任蘇鎮。戚繼光熟諳治軍統軍之術，到北方後他創造了馬、步、車相結合的戰術，『節制精明，器械犀利』使『蘇門軍客』超過了其它邊鎮；為加強防禦他下令增築空心敵台，到隆慶五年，台功成，自居庸關至山海關』二千裏聲勢聯接，精堅雄壯』，［（３７）］使以經敵兵數犯的蘇鎮在十幾年中『邊備修飭，蘇門宴然，繼之者踵其法，數十年得無事』。［（３８）］戚繼光軍事成就的取得主要得力於他所創建的『戚家軍』，早在嘉靖三十五年，戚繼光在浙東組織抗擊倭寇，有感於『衛所軍久不習戰』［（３９）］他決定在『俗稱悍』的義烏招募農民、礦夫、訓練組織一支新軍。『戚家軍』的出現反映出明代衛所制度破壞後軍制方面已悄然發生變革。明代分設五軍都督府（訓練衛所軍）和兵部（負責調遣軍隊），每有戰事，皇帝從兵部調將統率衛所軍，戰爭結束衛所軍又各歸其位，將領則把帥印交回皇帝手中。這樣的目的在於使得將不領兵，防止武將權勢過大擁兵自重。但是，戚家軍』在實質上卻是一種『家兵』形式，兵士由將領自己訓練，它直接聽命於戚繼光而不是朝廷。隆慶三年，戚繼光到蘇鎮不久就以北軍渙散需要用南軍作榜樣整頓軍風，訓練北軍唯軍令是命的理由要求調原『戚家軍』到北方，對此隆慶朝廷幾乎沒經過什麼爭論就同意了，從而在事實上進一步承認了『戚家軍』的領導者是戚繼光個人。當然容許這種改革的存在也反映出明王朝軍事實力正一步步衰弱，不得不倚助於某些軍事將領個人的力量，『戚家軍』實際上是明中後期諸『家軍』的典型代表。
隆慶朝整頓邊防的成果與它歷時的時間相比，簡直可稱為是『神速』奇效了。短短的五年中，我們不能認為明軍的實力已發生了突飛猛進的提高，事實上沒有體制，財政等諸方面發生根本性變化，這也是不可能實現的。那麼成就何以得來？我認為關鍵在於隆慶時期有了一批重視邊防，務實的政治家，又重用了當時最有才能的將領，上下合力才使邊防危急及時得以解除。
四
明政府的財政從嘉靖朝就開始出現入不足出，『京邊歲用，多者五百萬，少者亦三百餘萬，歲入不能抵歲出之半』。［（４０）］穆宗即位後，令戶部盤查內庫太倉存銀出入數目，尚書馬森在報告中講道：『太倉見存銀一百三十五萬四千五百六十二兩。歲支官軍銀一百三十五萬有奇，邊餉二百三十六萬有奇，補發年例一百十二萬有奇，通計所出須得銀五百五十三萬有奇。以今歲抵算，僅足三月。京倉見存糧六百七十八萬三千一百五十一石，歲支官軍月糧二百六十二萬一千五百餘石，遇閏又加二十二萬餘石，以今數抵算，僅足二年有餘。』［（４１）］可見當時的財政狀況是不容樂觀的，分析其中的原因大致有三條：一是龐大的軍費，官費開支逐年累積成為沉重的負擔；二是皇族宗室揮霍浪費不思節儉；三就是貴族地主隱瞞兼併的田地的現象愈演愈烈，使得『小民稅存而產去，大戶有田而無糧。』［（４２）］國家賦稅徵收陷入極度混亂和不均的狀態之中。應該說這些都已成為國家管理體制中的積弊，非短期的一舉一動就可以革除。隆慶時期對此採取過一些改革措施，但實施中倍受阻撓，效果也十分有限，其中較有成效的還是賦役改革。
從明中葉開始，賦役改革就已經在局部地區進行過嘗試，如江南、江西、山東等地。隨着試行經驗的不斷積累，改革的重心逐漸集中到清丈土地，均平田糧和推行『一條鞭法』兩點上，隆慶時期亦如此。據梁方仲先生所作【明代一條鞭法年表】統計，各地實行『條鞭法』在嘉靖一朝共三十六條，而隆慶六年時間就多達五十五條，反映出這一時期賦稅改革在各地是緊鑼密鼓，聲勢也大大超過前朝。見於【明通鑑】的就有以下幾處：隆慶元年，龐尚鵬以御史巡撫浙江時，將前人施行的『十段錦法』予以改進，最後行一條鞭法；二年冬，江西劉光濟請行一條鞭法；三年，海瑞巡撫應天十府，所至『力行清丈』，頒『一條鞭法』。隆慶時期的一條鞭法，在內容上已與後來張居正改革中在全國實旆的『一條鞭法』基本相同，原則上都是『總括一州縣之賦役，置地什丁，丁糧畢輸於官，一歲之役，官為儉募，力差則什工食之費，置為增減，銀差則什其交納之費，加以增耗，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貢方物，悉年為一條，皆計畝一征銀，折辦於官』。［（４２）］毫無疑問，新法採用徵收銀兩代替原來的實物，力役，對商品經濟已有所發展的地區具有一定推進作用。值得一提的是，隆慶時期眾多地方官吏大行『一條鞭法』，新法走向成熟，完備奠定了必不可缺的基礎。
五
【東西洋考】卷七【餉稅考】載：『隆慶開元，福建巡撫御史涂澤民請開海禁，准販東西二洋。』禁海一直是明王朝對外關係中一個既敏感又複雜的問題。從洪武時期朱元璋改行保守的外交路線，下令『禁瀕海民不得私自出海』［（４３）］以來既便是成祖積極經營與海外各國政府間往來的『弛禁』時期，民間的海上貿易也一直處於被壓制的境地。從某種程度上而言是隆慶開禁宣佈這一沿循了二百年的『祖制』正式退出歷史舞台，同時又把禁而不止的私人海上貿易勢力推向一個廣闊、自由的活動天地。
隆慶開禁實際上是明廷中『禁海派』和『通海派』幾十年論爭的結果，到嘉靖期間它又與倭寇問題交織在一起，當時日本國內諸藩混戰，無力組織到中國貿易的朝貢船，因此商人們只能『名雖稱商，實為寇盜』。［（４４）］而閩浙沿海地區的『奸商滑民』又『以財物役屬勇悍倭奴自衛』私互市違禁器物，咸托官豪庇引，有司莫敢誰何。』［（４５）］可見，之所以海禁愈嚴，賊伙愈盛』［（４６）］在於『賊中皆華人，倭奴直十之一二』［（４７）］實際上所謂的倭寇是以反抗明海禁政策要求自由開展私人貿易的中國沿海商民為主體。海禁既不能杜絕倭寇，反又招致沿海地區富商勢家乃至以出海貿易為生的普通百姓轉而為寇，其弊也不言自明，隆慶開禁實則是社會形勢發展之必然。
民間的海上貿易獲得了自由發展，迅速促進了沿海地區商品經濟的繁榮，也帶來了社會生活風俗文化諸方面的變化，這自是後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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