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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经济史论坛 宋明史家在这种史学本体论的指导下，在史书编撰的实践中具体运用，在历史编纂学上表现出与汉唐史学迥异的面貌。北宋史家欧阳修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效法《春秋》书法，记载历史人物以薨、诛、杀、死相互区别，以示褒善贬恶之旨。然而科条既殊，纪事容易不齐，书“死”者固然属于奸慝，罪有应得；而书“薨”者却不都是功臣。予夺之际，难免出现混乱。在《新五代史》中，欧阳修从儒家义理观念出发，认为冯道历事四代有亏臣节，讥讽他“陈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阶勋官爵以为荣”！于是便有“其击曼也，鄙道不以从行，以为太祖山陵使”[16]的记载，说周世宗柴荣因为厌恶冯道谏阻攻打北汉而任命他为周太祖郭威山陵使，使之离开朝廷。然而历史事实终究不能掩盖，冯道作为后周首相，按照朝廷礼仪制度应当出任周太祖山陵使，不关周世宗好恶之事。又考《新五代史・世宗本纪》，冯道任山陵使在周世宗显德元年二月丁卯，而世宗亲征北汉乃在三月乙酉，所以不存在因冯道进谏被任命为山陵使的问题。欧阳修从义理思想出发，对历史人物仅作道德评判，而不顾及客观历史真相，导致历史记载舛误，历史评价失实。朱熹撰《资治通鉴纲目》，更是处处效法《春秋》，记载历史人物或去其官，或削其爵，或夺其谥，以此寓涵褒贬之意。例如记载武则天以周代唐的历史，不用武则天的年号纪年，而是模仿《春秋》“公在干侯”的书法，纪唐中宗之年号，而书“帝在房州”。然而设例愈繁，愈无定论。欧阳修和朱熹的做法对当时和后世史学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宋元明史家为了用义理思想为现实政治服务，不惜歪曲历史事实。南宋尹起莘撰《纲目发明》，元代陈桎撰《通鉴续编》，明代商辂撰《通鉴纲目续编》等，都极为重视书法义例，而对具体历史事实则不甚措意。宋元明时期，还出现多家用义理史观修撰魏、蜀、吴三国和辽、宋、金三代历史的书籍，如萧常《续后汉书》、郑雄飞《续后汉书》、郝经《续后汉书》、张枢《续后汉书》、赵居信《蜀汉本末》等，均以蜀汉为正统，魏、吴为闰位；而王洙《宋史质》、王忙俭《宋史记》、柯维骐《宋史新编》、王宗沐《宋元资治通鉴》、薛应旃《宋元资治通鉴》等，则以赵宋为正统，辽、金、元为僭伪。极端者甚至不用元代帝王年号，而使用投降元朝的宋末帝瀛国公纪年；瀛国公死后，则用明太祖朱元璋的先世接续，以至明朝建国。这类著作完全贯彻儒家义理思想，而无视历史的客观存在，把史学纳入特定的政治范畴，严重背离了史学求真的性质，在历史观上是一种倒退，表现出一种狭隘的民族史观，在历史编纂学上也没有创新，史学价值不大。
总的看来，宋明义理史学本体论和汉唐纪事史学本体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以儒家的义理思想作为研究历史的根本原则，把议论褒贬作为追求义理的手段，对史学加以思辨的反思，从而形成了一套史学规范，使宋明史学带有鲜明的理论色彩。在这种史学本体理念影响下，宋明人治史注重发表议论，或是评论各个时期历史发展大势，或是褒贬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或是重新审查前人的历史结论，形成了浓厚的说理议论风气。这一时期的史论已经不再局限于记载历史之后附带加以评论的形式，而是专门就历史上的各类问题独立发表议论，撰写出大量的单篇史论文章。尤其是专门史论著作的不断出现，更体现出义理史学重视史论的特征。义理史学的兴起，一方面对于提高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思辨层次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局限，造成对“史义”僵化的理解和运用。从学理上来看，义理史家宣扬以“义”来指导历史研究，评价历史，从而认识和把握历史的价值和意义，方法是正确的。宋明史学本体论的错误不在于强调义理，而是把治史视为阐明儒家义理思想的工具，试图用一成不变的抽象原则作为历史评价的统一尺度，让丰富多采的历史事实屈从于固定僵化的理学评价标准，导致义理史家的史论千篇一律，缺少创新思想，理论性极其苍白。或者空言义理而不求实证，毫无客观依据，肆意驰骋，议论褒贬。例如宋代苏轼和明代方孝孺评价战国时期乐毅伐齐之事，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苏轼指出：“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则王，小用则亡。……乐毅战国之雄，未知大道，而窃尝闻之，则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论者以为燕惠王不肖，用反间，以骑劫代将，卒走乐生，此其所以无成者，出于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当时使昭王尚在，反间不得行，乐毅终亦必败。何者?燕之并齐，非秦、楚、三晋之利。今以百万之师，攻两城之残寇，而数岁不决，师老于外，此必有乘其虚者矣。诸侯乘之于内，齐击之于外，当此时，虽太公、穰苴不能无败。然乐毅以百倍之众，数岁而不能下两城者，非其智力不足，盖欲以仁义服齐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于此也。”[17]他认为乐毅不应该心存仁义，罢兵数年不攻，以至坐失良机，最后被齐将田单反攻而前功尽弃。方孝孺不同意苏轼的看法，认为乐毅乃因贪利失去民心而失败。他说：“彼乐毅之师，岂出于救民行义乎哉?特报仇图利之举耳。下齐之国都，不能施仁敷惠，以慰齐父子兄弟之心，而迁其重器宝货于燕。齐之民固已怨毅入骨髓矣！幸而破七十余城，畏其兵威力强而服之耳，非心愿为燕之臣也。及兵威既振，所不下者莒与即墨。毅之心以为在吾腹中，可一指顾而取之矣。其心已肆，其气已怠，士卒之锐已挫，而二城之怨方坚，齐民之心方奋。用坚奋之人御怠肆已挫之仇，毅虽百万之师，固不能拔二城矣。非可拔而姑存之俟其自服也，亦非爱其民而不以兵屠之也。诚使毅有爱民之心，据千里之地而行仁政，秦楚可朝，四夷可服，况蕞尔之二城哉！汤武以一国征诸国，则人靡有不服；毅以二国征二小邑，且犹叛之，谓毅为行王道可乎?汤武以义，而毅以利，成败之效所以异也。”[18]苏轼和方孝孺得出的结论虽然不同，但他们的共同错误则是都没有以事实为根据，而是抽象地以“王道”为准绳空发议论。考司马迁《史记》得知，乐毅乃是激战五年时间攻下七十余城，尚未来得及攻下齐人最后坚守的莒和即墨两城，就被齐人反间而失败，而不是攻下七十余城后罢兵五年围困莒和即墨，更没有企图以仁义之心感召两城投降。幸好《史记》流传下来，人们可以得知历史的真相；假如它今天已经失传的话，后人就只能从苏轼和方孝孺的褒贬议论中认识到错误的历史，岂不是褒H和事实两失吗！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义理史学的历史评论完全建立在道德评价原则之上，过于强调史学的致用功能，企图把史学异化为理学思想的附属品，以致违反了史学自身发展的规律。正如梁启超所说：“如欧阳永叔之《五代史记》，朱晦庵之《通鉴纲目》等，号称为有主义的著作，又专讲什么‘春秋笔法’，从一两个字眼上头搬演花样。又如苏老泉东坡父子、吕东莱、张天如等辈，专作油腔滑调的a评，供射策剿说之用。宋明以来大部分人――除司马温公、刘原父、郑渔仲诸人外――所谓史学大率如比。”[19]宋明史论之空疏，正是义理史家抽象教条评阶历史的结果，给后世留下深刻教训。
三
宋元明义理史学空疏的治史学风给史学研究带来极大灾难，导致了史学榛莽荒芜的局面。到明清之际，义理史学思潮已经走到穷途末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倡导经世致用史学，开始扭转义理史学思潮的积弊。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史家治史把考证历代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悬为史学本体，大力提倡考据，出现了历史考证学。王鸣盛认为，史学的本质在于尊重历史的真实，史家记载历史应当直书其事，不能把史学作为褒贬世道的工具和目的。他说：“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事纬，部居州次，记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书生胸臆，每患迂愚，即使考之已详，而议论褒贬犹恐未当，况其考之未确者哉！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20]在他的史学本体观念中，考证史书所记载的典章制度、历史事实是否真实是作为治史原则提出的，这种理论认识的宗旨就在于探求历史真相，只有真实地记载历史事实，后人才可以从中明辨是非，起到褒善贬恶的作用。钱大昕主张“史家纪事，惟在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若各出新意，掉弄一两字以为褒贬，是治丝而棼之也”[21]，阐明了史学的本体在于求得历史的真相，而不在于书法褒贬和义理阐释。以钱大昕和王鸣盛为代表的乾嘉史家提倡求实考信、据事直书，目的是要以考证和记载历代典制与事迹之实为己任，把历史学建筑在真实可靠的信史基础之上。这表明乾嘉时期的史家对史学本体具备了新的认识，承认人类历史过程的客观存在而不能由史家主观褒贬构建。这种史学本体观念的产生，是中国古代史家理性意识不断增强的结果。实际上，乾嘉史家的本意是以考证史实作为建构其史学本体的手段，最终目的是要通过事实寓涵劝惩褒贬，体现出特定的史学价值观念。然而渐至后来，治史者不明开创者扭转宋明义理史学积弊的初衷，把考证手段当成史学本体，只注重史料“求真”而不顾史学“寓义”，出现了为考证而考证的流弊。
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清代浙东学派史家在批判义理史学空疏的同时，也认识到乾嘉历史考证学派矫枉过正的错误，进一步深入认识史学的本体。他谈到史学和文学的区别时说：“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于己，其大本先不同矣。史体述而不造，史文而出于己，是为言之无征，无征且不信于后也。”[22]历史著作必须尊重事实，不能任意发挥，更不能凭空杜撰。章学诚认为史学至唐代与文集合而为一，但两者性质不同。他说：“唐人文集，间有纪事，盖史学至唐而尽失也。及宋元以来，文人之集，传记渐多，史学文才，混而为一，于是古人专门之业，不可问矣。然人之聪明智力，必有所近，耳闻目见，备急应求，则有传记志状之撰，书事记述之文，其所取用，反较古人文集，征实为多。此乃史裁本体，因无专门家学，失陷文集之中。”[23]接着他进一步论证墓志与传记的区别，“至于墓铭，不可与史传例也。铭金勒石，古人多用韵言，取便诵识，义亦近于咏叹，本辞章之流也。韩、柳、欧阳恶其芜秽，而以史传叙事之法志于前，简括其辞，以为韵语缀于后，本属变体。……至于本体，实自辞章，不容混也”，因为墓志铭的“志为序，而铭乃正文，非若史传以传为主，而赞则其余文也”[24]。章学诚辨析史学和地理学的区别说：“郡县志乘，即封建时列国史官之遗，而近代修志诸家，误仿唐宋州郡图经而失之者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是一国之史无所不载，乃可为一朝之史之所取裁。夫子作《春秋》，而必征百国宝书，是其义矣。若夫图经之用，乃是地理专门。按《天官》司会所掌书契版图，注版谓户籍，图谓土地形象、田地广狭，即后世图经所由仿也。是方志之与图经，其体截然不同。”[25]指明方志属于史学，重在纪事，而与州郡图经之类的地理书重在考求地理沿革性质截然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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