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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象牙塔 五、“生男则喜，生女则戚”
宋代妇女的社会地位究竟如何，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传统观点是：宋代贞节观念骤然增长，妇女地位直转急下。笔者试图对此作些订正，认为：“宋代仅仅处于妇女地位下降的过程之中，并非这一过程的转折点。”[60]《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则提出了颠覆性的论断：“宋朝对妇女是一个非常尊重的社会，宋朝的妇女活得非常独立而有尊严。”并否认宋代礼教及男尊女卑的存在。宋代果真没有男尊女卑，只有男欢女爱吗？以下三点应当指出：
第一，不能仅以个别人物为例。杨门女将、杜十娘系小说、戏曲中人，不足为据。且按照冯梦龙在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的时间定位，此事发生在明代万历年间，与宋代无干。作者提到的李清照、朱淑真，就其个人生活而论，幸福指数只怕都不高。即便是先由良而倡，后从良做妾的才女聂胜琼，虽然有一首情真意切的艳词《鹧鸪天》传世，并留下了一段故事性极强的爱恋经历，但综观其一生，似乎也谈不上尊严和幸福。苏轼的第一任夫人王弗的幸福指数要高些，有《江城子》为证。但只怕也不能仅凭一首《江城子》就得出这样的推论：“做宋朝的女人是相当幸福的。”何况不能仅以王弗等中上阶层妇女为例，更应关注广大下层妇女的境遇。李觏《哀老妇》云：“里中一老妇，行行啼路隅。自悼未亡人，暮年从二夫。寡时十八九，嫁时六十余。昔日遗腹儿，今兹垂白发。子岂不欲养，母岂不怀居。徭役及下户，财尽无所输。异籍幸可免，嫁母乃良图。牵车送出门，急若盗贼驱。儿孙孙有妇，小大攀且呼。回头与永诀，欲死无刑诛。”[61]这类描述下层妇女苦难的宋诗为数不少，仅在钱钟书《宋诗选注》中，就有《汝坟贫女》、《织妇怨》、《织妇叹》、《翁媪叹》、《耕织叹》等等。
第二，应当重在剖析妇女的权益。权益涉及面广，包括经济上的财产所有权、支配权、继承权，政治上的应试入仕权、参与社会活动权，文化上的受教育权，个人生活上的婚姻自主权、离异另婚权以及家事管理权，等等。要将唐、宋作前后对比，不大容易。但对男、女作性别比较，似乎不太困难。宋代女性与男性的差别相当明显，女性通常不能上学念书、参加科举考试、入仕为官。笔者曾海里捞针，举出一个特例：宝元二年（1038）冬，宋、夏激战，保安军（治今陕西志丹）北e检刘怀忠之妻黄赏怡“率兵来援，多所俘获”[62]，朝廷论功行赏，封她为永宁县君。史称：“自置童子科以来，未有女童应试者。”南宋时出了两个特例：一个是淳熙元年（1174），女童林幼玉考中，“特封孺人”[63]。孺人与县君一样，均系封号而已，并非实职。另一个是嘉定五年（1212），女童吴志端未能进入复试。其原因，一言以蔽之，有悖礼教。官员们强调：“女子之职，惟麻丝茧织组r是务。”“志端乃以女子应此科，纵使尽合程度，不知他日将安所用！”并指责她“艳妆怪服”[64]。吴志端毕竟还有幸参加童子科初试，童子科以外的进士等科目是绝对禁止女性应试的，女性绝无入仕为官的机会和可能。在宋代，女性虽然仍然享有一定的财产继承权，但与男性不能相提并论。南宋时，“在法，父母已亡，儿女分产，女合得男之半。”[65]“男主外，女主内。”按照这一性别分工，家事由作为主妇的妻子管理，但家长只能是身为男性的丈夫。“家庭小社会，社会大家庭。”宋代垂帘太后达九位之多，在历史上实属罕见。但太后垂帘只是皇权断裂时段的特殊现象，大多仅仅具有象征意义。即便是声威显赫一时的章献明肃太后即宋真宗刘皇后、宣仁圣烈太后即宋英宗高皇后也无非是代行皇权而已。皇帝作为社会大家庭的大家长，非男性莫属。
第三，不能否认宋代礼教的存在。翻开司马光《居家杂仪》，什么“妇人无故不窥中门，有故出中门，必拥蔽其面，如盖头、面帽之类”；女子“作歌诗，执俗乐，殊非所宜也”；“凡为子妇者，毋得畜私财”；“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 [66]诸如此类，比比皆是。“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两君。”[67]这句话在宋代已较为常见。程颐毕竟说过：“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68]虽然其社会实际影响远不如后来的明清时代那样大。司马光说：“夫妇以义合，义绝则离之。”[69]宋代妇女离异另嫁的事例不少，但离异在传统时代受到伤害的往往是女性。宋诗有句云：“妾心如镜面，一规秋水清。郎心如镜背，磨杀不分明。小窗寒烛夜，结纽缀郎襟。不结寻常纽，结郎长远心。郎心如纸鸢，断线随风去。”[70]在广大女性经济不能独立或完全独立的时代，妻子内心深处不免隐藏着被丈夫抛弃的忧虑和恐惧。离异另嫁者多，只怕绝非女性幸福指数高的象征。何况缠足这一摧残、禁锢妇女的陋习兴起于宋代。[71]
与其它朝代并无二致，宋代的社会心理同样是：“生男则喜，生女则戚。”[72]梅尧臣诗曰：“生男众所喜，生女众所丑。生男走四邻，生女各张口。男大守诗书，女大逐鸡狗。”[73]当时福建等南方山区盛行的杀婴之风，以杀女婴为主。“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贮水溺之。”[74]总之，整个传统时代都是男尊女卑的时代，只有程度上的变化，没有实质性的不同，有宋一代概莫能外。这一成说只怕很难颠覆。
六、“方今制禄，大抵皆薄”
宋代素有“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之称。《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将宋代称为“知识分子、官员士大夫的黄金时代”，不无一定道理。书中从朝廷的待遇和士大夫的人格两大方面予以论证，内容大抵属实，且不乏中肯之论，其中也难免有概括不尽周延及渲染失真之处。
在作者看来，宋代士大夫在经济上待遇丰厚。关于宋代的俸禄，从前有两种极端的说法。北宋杨亿认为比前代减少：“其俸也，不能致九人之饱，不及周之上农；其禄也，未尝有百石之入，不及汉之小吏。”[75]范仲淹认为不如唐代：“唐外官月俸尤更丰足，簿尉俸钱尚二十贯。今窘于财用，未暇增复。”[76]王安石也有大致相同的说法：“方今制禄，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从之列，食口稍众，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77]清人赵翼的看法与杨亿等人正好相反，他说：宋“待士大夫可谓厚矣”。并在其《廿二史札记》卷25《宋制禄之厚》、《宋祠禄之制》、《宋恩赏之厚》、《宋恩荫之滥》等条目中加以阐述。可能正是依据赵翼等人的论断，《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指出： 宋代官员“待遇之丰厚，实为历代罕见。”至于“宋朝公务员富得流油”[78]一类的说法，更是言过其实。
对于宋代的俸禄，何忠礼、张全明先生有专门研究。何氏认为：“宋代除了少数高级官员的俸禄确实非常优厚而外，占官员总数绝大部分的低级官员的俸禄不高，往往不足以养廉。至于州县胥吏，则基本上无廪给可言。”[79]张氏指出：“宰相、枢密使等高官享有极其优厚的俸禄， 但那毕竟只是极少数， 对于衡量、评价全体官员的俸禄水平，没有普遍意义。”[80]在宋代的宰相中，确有因其俸禄优厚而生活富裕乃至豪侈者。寇准即是一例，他“自少年富贵，不点油灯，尤好夜宴剧饮，虽寝室亦燃烛达旦”[81]，且心存及时行乐之想，竟声称：“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听艳歌。”[82]又如赵鼎“起于白屋，有朴野之状。一日拜相，骤为骄侈，以临安相府为不足居，别起大堂，奇花嘉木，环植周围。堂之四隅，各设大炉，为异香数种，每坐堂中，则四炉焚香，烟气氤氲，合于座上，谓之香云。”[83]又有因多种原因清贫甚至穷困者，如吕端贵为宰相，“不蓄赀产，（其子吕）藩兄弟贫乏，又迫于婚嫁，因质其居第。”[84]毕士安“四方无园田居第，没未终丧，家用已屈。”[85]中下级官吏又等而下之。北宋前期，“三班奉职月俸钱七百，驿券肉半斤”。有位职居此阶者题诗驿壁，大发其牢骚：“三班奉职实堪悲，卑贱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钱何日富，半斤羊肉几时肥?”有位书生投书县尉借米，县尉以诗作答：“五贯五百九十俸，省钱请作足钱用。妻儿尚未厌糟糠，僮仆岂免遭饥冻。赎典赎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梦。为报江南痴秀才，更来谒索觅甚瓮。”[86]南宋时，由于北方人口大量南移，“吴中羊价绝高，肉一斤为钱九百。”有官吏写下打油诗：“平江（治今江苏苏州）九百一斤羊，俸薄如何敢买尝。只把鱼虾充两膳，肚皮今作小池塘。”[87]至于俸禄之外的灰色、黑色收入，各个机构之间差距很大，尚书省六部二十四曹就很明显。南宋初年，顺口溜说：“吏勋封考，三婆两嫂。户度金仓，细酒肥羊。礼祠主膳，淡吃~面。兵职驾库，咬姜呷醋。刑都比门，人肉馄饨。工屯虞水，身生饿鬼。”当时“赂贿公行，冒滥相乘，饷军日滋，赋敛愈繁，而刑狱亦众，故吏户刑三曹吏胥，人人富饶，他曹寂寞弥甚。”[88]广义的士大夫还应当包括未能入仕为官的读书人。他们“平生苦学，望一青衫而不可得。”其数量若干倍于官吏，其经济状况通常更差。有位士人感叹道：“满腹文章，满头霜雪，满面尘埃。直到如今，别无收拾，只有清贫。”[89]梁庚尧先生《南宋的贫士与贫宦》一文[90]列举了大量士大夫贫困的史实并分析其成因，值得参考。总之，宋代士大夫并非人人富有，而是贫富不一。
《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认为：宋朝“实行高薪养廉的政策”，不无一定史实依据。鉴于官吏薪俸较低，宋太祖早在开宝年间就宣称：“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官以益俸。”[91]此后，范仲淹、王安石等人都主张高薪养廉。如范仲淹说：“养贤之方，必先厚禄。厚禄然后可以责廉隅，安职业也。”[92]对此，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给予高度评价：“省官以清吏治，增俸以责官廉，开宝之制可谓善矣！”[93]宋代也确实时有增俸之举，仅据《宋会要辑稿》职官57《俸禄杂录》的记载统计，地区性的增俸多达20次，局部性的增俸多达11次。全局性的增俸，主要有大中祥符年间、元丰年间、崇宁年间三次。到南宋中期，官员的俸禄据说“或七八倍”[94]于北宋初年。但是宋代物价多次上涨，官员所增俸禄往往被物价上涨抵销，加俸在某些时段不过是虚增而已。特别是南宋晚期物价飞涨，官员的名义俸禄最高，实际俸禄最低。当时人说：“谷高三倍价，人到十分穷”；[95]“太守若头陀，两粥一饭”；[96]“州县小吏无以养廉为叹”[97]。有学者将北宋视为高薪不能养廉的典型[98]。就蔡京之流而论，确实如此，他们俸禄最高，最不廉洁。笔者认为，宋代的总体状况是：官未减反增，俸名增实虚，廉未养愈贪。总之，宋代高薪养廉的设想不无一定道理，但在实践中很不成功。
七、“西湖虽好莫吟诗”
《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认为，宋代士大夫不仅在经济上待遇丰厚，而且在政治上自由度大。当时，朝廷一般“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99]这在传统时代确实很难得，无疑应当给予积极的评价。作者指出：“宋朝是一个言论自由、思想开放的时代”，或许增加一个“较”字，改为“较自由”、“较开放”，要确切些。[100]作者又说：宋代“没有特务”，“没有文字狱”，“没有思想禁区”。这“三个没有”则不是事实。
将宋代的皇城司称为明代锦衣卫的前身，或许言过其实。但说皇城司巡察亲事官、亲事卒、逻卒是特务，只怕一点也不错。皇城司的这些人员，北宋开国之初早已有之。司马光说：“祖宗开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奸阴谋无状，所以躬自选择左右亲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间，密行伺察。”[101]朝廷有时担心“密行伺察”，激起民愤，也曾加以限制和约束。如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皇城司遣亲事卒四十人于京城伺察，月给缗钱，每季代之。凡所察事，悉上本司，本司皆录奏。”宋真宗“虑其恐喝骚扰”，“于是令枢密院条约之，自今非奸盗及民俗异事，所由司不即擒捕者，勿得以闻。”[102]有时又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予以扩充。如“熙宁五年（1072）春正月，置京城逻卒。皇城卒七十人，开封府散从官数十人，巡察谤议时政者，收罪之。”[103]早在宋仁宗末年，司马光就抨击逻卒：“妄执平民，加之死罪，使之幽絷囹圄，横罹楚毒。”[104]熙宁年间，退居洛阳的司马光又上奏宋神宗，极力反对：“潜遣逻卒，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又出榜立赏，募人告捕诽谤朝政者。臣不知自古圣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105]但并未产生任何作用。元v元年（1086），御史中丞刘挚上疏弹劾道：“夫皇城司之有探逻也，本欲周知军事之机密与夫大奸恶之隐匿者。而（领皇城司石）得一恣残刻之资，为罗织之事，纵遣伺察者所在棋布，张阱而设网，家至而户到，以无为有，以虚为实，上之朝士大夫，下之富家小户，飞语朝上，而暮入于狴犴矣。”一旦入狱，“凌辱棰讯，惨毒备至，无所求而不得，无所问而不承，被其阴害，不可胜数。于是上下之人其情惴惴，朝夕不敢自保而相顾以目者殆十年。”[106]宦官石得一虽然被贬职，但探逻依然如故。宋高宗时，“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h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107]绍兴末年，秘书郎王十朋当面直陈高宗：“诸军承受，威福自恣，甚于唐之监军；皇城逻卒，旁午察事，甚于周之监谤。”大概是内禅在即，高宗这次还算比较开明，“戢逻卒，罢诸军承受”[108]。所谓“戢”者，约束而已。可见，今人所谓特务，北宋、南宋不是没有，而是都有，只是其严重程度小于后来的明代而已。
宋代文字狱较多，诸如奏邸之狱、乌台诗案、同文馆之狱、车盖亭诗案、胡铨奏疏案、李光《小史》案、《江湖集》案等等，几乎尽人皆知。宋代的文字狱以宋高宗一朝最多，据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5《秦桧文字之祸》考述，不下20起。宋代禁书、焚书的事件不时发生，私史往往是禁毁的主要对象。如崇宁二年（1103）四月，“诏毁刊行《唐鉴》并三苏、秦、黄等文集。”[109]诸如《东斋记事》、《湘山野录》、《刘贡父诗话》、晁补之文集以及程颐的著述都在禁毁之列。又如绍兴十四年（1144）四月，禁私史，其理由所谓“私史害正道”。十九年十二月，再度明令“禁私作野史，许人告”。在朝廷的压力下，司马逞圆挥芍裕公然说“《涑水记闻》非其曾祖光论著之书”。其后，“李光家亦举光所藏书万卷焚之”[110]。再如嘉泰二年（1202）二月，禁行私史。李焘《续通鉴长编》、王称《东都事略》等书特许“存留”，但“不许刊行。其余悉皆禁绝，违者坐之。”[111]因文得祸者往往贬往远恶州军，并株连甚广。如绍兴二十年（1150），原参知政事李光因“妄著私史，讥谤朝廷”罪，远贬昌化军（治今海南儋州），“前从官及朝士连坐者八人”。[112]“其弟宽亦被罗织，除名勒停。长子孟传、中子孟醇皆侍行，死贬所。仲子孟坚以私史事，对狱掠治百余日，除名编管。”其季子孟津“亦抵罪。田园、居第悉皆籍没，一家残破矣。”[113]因文得祸者还有被处死或逼死的。如绍兴年间，“进义副尉刘允中坐指斥谤讪，弃市。”[114]原宰相赵鼎远贬吉阳军（治今海南三亚），他对其儿子说：“（秦）桧必欲杀我。我死，汝曹无患，不尔，祸及一家矣。”于是“不食而死”[115]。
《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否认宋代存在文字狱，仅以“文字案件”相称，认为：“仔细研究这些文字案件，就可以发现这些文字案件的发生，其原因除了党派斗争之外，就是官场倾轧，或者是奸臣当道对正直人士的迫害。真正由于皇帝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而采取镇压手段，一件也没有，这与后来明清社会皇帝对思想的禁锢和对舆论的控制，是根本不同的。”皇帝专制制度是宋代的基本政治制度，不容任何人从根本上予以否定和动摇，这就是宋代最大的思想禁区和最低的意识形态底线。不仅“谋反”、“谋大逆”，即使是“大不敬”，也要受到严惩。绍兴十四年（1144），“太学生张伯麟尝题壁曰：‘夫差！而忘越之杀而父乎？’杖脊刺配吉阳军。”[116]张伯麟触痛了宋高宗内心深处的疮疤，惨遭严惩。这与后来明太祖忌讳“贼”字、“光”字，清人将“陛下”笔误为“狴下”，即被视为对皇上“大不敬”之类，并无根本不同，仅有惨烈程度的差别，其要害都在于维护专制皇权。宋代文字狱的罪名大致均为“谤上”。元丰二年（1078），乌台诗案，苏轼的罪名便是：“凡上所施为，皆作诗诋訾，无所不至。”[117]庆元年间的所谓“伪学之禁”，以专制手段禁止一种学说和学派，并迫害学者，更是典型的文化专制。
由于宋代文祸较多、惩罚较重，苏轼在熙宁年间前往杭州时，其表兄文同告诫他：“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盖深恐其贾祸也。”“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苏轼“好讥刺”，后来仍不免“乌台之勘、赤壁之贬”[118]。难怪宋代有这样的俚语：“闻事莫说，问事不知，闲事莫管，无事早归。”[119]总之，宋代并非“没有思想禁区”，士大夫在政治上的自由度只怕并不算高。
八、“贪利禄而不贪道义”
对于宋代的士风，当时人就有不少尖锐的批评。如：“天下之患，莫大于士大夫无耻”；[120]“今士大夫方寡廉鲜耻”；[121]“唐人尚文好狎，本朝尚名好贪”；[122]“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做贵人而不要做好人。”[123]并将其原因归咎于制度：“士大夫多为富贵诱坏。”[124]《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则给予宋代士风极高的评价，认为：宋朝“有力地防止了腐败的发生”，“有效地控制臣下的腐败和贪婪之风”；“宋朝并没有形成所谓的官场和官场文化，宋代的官员士大夫并没有什么潜规则需要遵守。”“贪污受贿、官官相护、吹牛拍马、阿谀奉承、见风使舵等等官场游戏规则，在宋代是没有市场的。”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各走极端，均有笼统偏颇之嫌。然而有一点似乎可能肯定，宋代防止贪污并不成功，官场中贪婪之风相当盛行。王安石对当时的情况作过简要的概括：“官大者交赂遗、营赀产，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 宋人谚语曰：“欲待富，须胡做”；[125]“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126]当时官员“胡做得富”的手段主要有四：
一是贪污。宋太祖时，重大贪污案件频发，仅见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者即达32起之多，赃款动辄上万。北宋末年，情况更为严重，蔡京等“六贼”便是六个特大贪官。他们过着“享用侈靡”、“穷极富贵”的生活，到罢官时，籍没其家，各种赃物不计其数。蔡京随意使用公款，“动以笔帖，于榷货务支赏给，有一纸至万缗者”，以致“所侵私以千万计”。[127]朱摇爸溉∧卩，如囊中物，每取以数十百万计”。[128]
二是苞苴。即用公款请客送礼。官府“别立名目，以为馈送”；[129]官员“多为苞苴，遍遣权要”；[130]权要“计其所得，动辄万缗”。[131]朱熹把苞苴称为：“将官钱胡使”，“为自家私恩”。[132]南宋时，“扬州一郡，每岁馈遗，见于帐籍者，至十二万缗。江浙诸郡，酒每以岁遗中都官，岁五六至，至必数千瓶。”[133]“成都三司互送，则一饮之费计三千四百余缗。建康六司乃倍之。”朝廷虽有“互送之禁”[134]，但禁而不止。秦桧“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135]嘉泰年间，“韩腚序С权。包苴盛行。”右丞相陈自强“尤贪鄙。四方致书馈，必题其缄云：‘某物并献’。凡书题无‘并’字，则不开。纵子弟亲戚关通货贿，仕进干请，必谐价而后予。”“都城火，自强所贮，一夕为煨烬。腚惺滓胖万缗，执政及列郡闻之，莫不有助。不数月，得六十万缗，遂倍所失之数。”[136]陈自强还只是大肆收受贿赂，而贾似道则公然索取珍宝。他“嗜宝玩，建多宝阁，日一登玩。闻余d有玉带，求之，已殉葬矣，发其冢取之。人有物，求不予，辄得罪。”[137]宋理宗时，状元蒋重珍愤慨地说：“苞苴有昔所未有之物，故吾民罹昔所未有之害；苞苴有不可胜穷之费，故吾民有不可胜穷之忧。”[138]
三是经商。当时官员亦官亦商之风很盛，北宋李清臣描述道：“起而牟利，贾贩江湖，干郡邑，商g盈缩，秤较毫厘，匿关市之征，逐舟车之动，以规什一之得。进则王官，退则为市人；进则冕笏而治事，号为民师，退则妄觊苟获，不顾行义。”[139]贪官与奸商内外勾结，牟取暴利的现象也很严重。欧阳修指出：“诸豪大商，交结权贵，号为难治。”[140]洪适也说：“豪商与猾吏通谋为奸，其弊不一。”[141]如太平兴国年间，四川地区食盐的官价与市价差距很大，官价“斤为钱七十”，市价“斤为钱或至数百”。于是官商勾结，通同作弊，“贱市于官，贵粜于民”[142]，大赚其钱。
四是卖官。如宋徽宗时，“六贼”无不“受赂卖官”，其中以王黼尤其突出。他“公然卖官，取赃无厌，京师为之语曰：‘三百贯，且通判；五百索，直秘阁。’”以致“其家金以万计”，“侍妾甚众，封号者八令人、十安人”。[143]又如宋宁宗时，韩腚杏檬拢朝政腐败。苏师旦“既为腚兴亲信，遂招权纳贿，其门如市。自三衙以至江上诸帅，皆定立价，多至数十万缗，少亦不下十万。”[144]于是出现了不少“债帅“，即行重贿而得将帅之高位者。对于宋代的卖官之风，王曾瑜先生《宋朝卖官述略》一文论述甚详。
当然，宋朝长达300多年，不可一概而论。王曾瑜先生指出：“从宋初到宋哲宗时，大臣等私下卖官之风还是较为收敛。”“但从宋徽宗开始，大臣等私下卖官之风就猖獗起来，而不可收拾。”[145]宋理宗时，真德秀说：“乾道、淳熙间，有位于朝者，以馈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包苴入都为羞。今馈遗公行，熏染成风，恬不知怪。”[146]照此说来，宋孝宗时，官场风气一度较好。然而只怕不能说宋朝官场“没有潜规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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