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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象牙塔 五、『生男則喜，生女則戚』
宋代婦女的社會地位究竟如何，是個有爭議的問題。傳統觀點是：宋代貞節觀念驟然增長，婦女地位直轉急下。筆者試圖對此作些訂正，認為：『宋代僅僅處於婦女地位下降的過程之中，並非這一過程的轉折點。』[60]【中國文明的反思】一書則提出了顛覆性的論斷：『宋朝對婦女是一個非常尊重的社會，宋朝的婦女活得非常獨立而有尊嚴。』並否認宋代禮教及男尊女卑的存在。宋代果真沒有男尊女卑，只有男歡女愛嗎？以下三點應當指出：
第一，不能僅以個別人物為例。楊門女將、杜十娘系小說、戲曲中人，不足為據。且按照馮夢龍在小說【杜十娘怒沉百寶箱》裡的時間定位，此事發生在明代萬曆年間，與宋代無干。作者提到的李清照、朱淑真，就其個人生活而論，幸福指數隻怕都不高。即便是先由良而倡，後從良做妾的才女聶勝瓊，雖然有一首情真意切的艷詞【鷓鴣天】傳世，並留下了一段故事性極強的愛戀經歷，但綜觀其一生，似乎也談不上尊嚴和幸福。蘇軾的第一任夫人王弗的幸福指數要高些，有【江城子】為證。但只怕也不能僅憑一首【江城子】就得出這樣的推論：『做宋朝的女人是相當幸福的。』何況不能僅以王弗等中上階層婦女為例，更應關注廣大下層婦女的境遇。李覯【哀老婦】云：『里中一老婦，行行啼路隅。自悼未亡人，暮年從二夫。寡時十八九，嫁時六十餘。昔日遺腹兒，今茲垂白髮。子豈不欲養，母豈不懷居。徭役及下戶，財盡無所輸。異籍幸可免，嫁母乃良圖。牽車送出門，急若盜賊驅。兒孫孫有婦，小大攀且呼。回頭與永訣，欲死無刑誅。』[61]這類描述下層婦女苦難的宋詩為數不少，僅在錢鍾書【宋詩選注】中，就有【汝墳貧女】、【織婦怨】、【織婦嘆】、【翁媼嘆】、【耕織嘆】等等。
第二，應當重在剖析婦女的權益。權益涉及面廣，包括經濟上的財產所有權、支配權、繼承權，政治上的應試入仕權、參與社會活動權，文化上的受教育權，個人生活上的婚姻自主權、離異另婚權以及家事管理權，等等。要將唐、宋作前後對比，不大容易。但對男、女作性別比較，似乎不太困難。宋代女性與男性的差別相當明顯，女性通常不能上學念書、參加科舉考試、入仕為官。筆者曾海里撈針，舉出一個特例：寶元二年（1038）冬，宋、夏激戰，保安軍（治今陝西志丹）北e檢劉懷忠之妻黃賞怡『率兵來援，多所俘獲』[62]，朝廷論功行賞，封她為永寧縣君。史稱：『自置童子科以來，未有女童應試者。』南宋時出了兩個特例：一個是淳熙元年（1174），女童林幼玉考中，『特封孺人』[63]。孺人與縣君一樣，均系封號而已，並非實職。另一個是嘉定五年（1212），女童吳志端未能進入複試。其原因，一言以蔽之，有悖禮教。官員們強調：『女子之職，惟麻絲繭織組r是務。』『志端乃以女子應此科，縱使盡合程度，不知他日將安所用！』並指責她『艷妝怪服』[64]。吳志端畢竟還有幸參加童子科初試，童子科以外的進士等科目是絕對禁止女性應試的，女性絕無入仕為官的機會和可能。在宋代，女性雖然仍然享有一定的財產繼承權，但與男性不能相提並論。南宋時，『在法，父母已亡，兒女分產，女合得男之半。』[65]『男主外，女主內。』按照這一性別分工，家事由作為主婦的妻子管理，但家長只能是身為男性的丈夫。『家庭小社會，社會大家庭。』宋代垂簾太后達九位之多，在歷史上實屬罕見。但太后垂簾只是皇權斷裂時段的特殊現象，大多僅僅具有象徵意義。即便是聲威顯赫一時的章獻明肅太后即宋真宗劉皇后、宣仁聖烈太后即宋英宗高皇后也無非是代行皇權而已。皇帝作為社會大家庭的大家長，非男性莫屬。
第三，不能否認宋代禮教的存在。翻開司馬光【居家雜儀】，什麼『婦人無故不窺中門，有故出中門，必擁蔽其面，如蓋頭、面帽之類』；女子『作歌詩，執俗樂，殊非所宜也』；『凡為子婦者，毋得畜私財』；『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 [66]諸如此類，比比皆是。『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兩君。』[67]這句話在宋代已較為常見。程頤畢竟說過：『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68]雖然其社會實際影響遠不如後來的明清時代那樣大。司馬光說：『夫婦以義合，義絕則離之。』[69]宋代婦女離異另嫁的事例不少，但離異在傳統時代受到傷害的往往是女性。宋詩有句云：『妾心如鏡面，一規秋水清。郎心如鏡背，磨殺不分明。小窗寒燭夜，結紐綴郎襟。不結尋常紐，結郎長遠心。郎心如紙鳶，斷線隨風去。』[70]在廣大女性經濟不能獨立或完全獨立的時代，妻子內心深處不免隱藏着被丈夫拋棄的憂慮和恐懼。離異另嫁者多，只怕絕非女性幸福指數高的象徵。何況纏足這一摧殘、禁錮婦女的陋習興起於宋代。[71]
與其它朝代並無二致，宋代的社會心理同樣是：『生男則喜，生女則戚。』[72]梅堯臣詩曰：『生男眾所喜，生女眾所丑。生男走四鄰，生女各張口。男大守詩書，女大逐雞狗。』[73]當時福建等南方山區盛行的殺嬰之風，以殺女嬰為主。『閩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則率皆不舉。……若女則不待三，往往臨蓐貯水溺之。』[74]總之，整個傳統時代都是男尊女卑的時代，只有程度上的變化，沒有實質性的不同，有宋一代概莫能外。這一成說只怕很難顛覆。
六、『方今制祿，大抵皆薄』
宋代素有『恩逮於百官者，惟恐其不足』之稱。【中國文明的反思】一書將宋代稱為『知識分子、官員士大夫的黃金時代』，不無一定道理。書中從朝廷的待遇和士大夫的人格兩大方面予以論證，內容大抵屬實，且不乏中肯之論，其中也難免有概括不盡周延及渲染失真之處。
在作者看來，宋代士大夫在經濟上待遇豐厚。關於宋代的俸祿，從前有兩種極端的說法。北宋楊億認為比前代減少：『其俸也，不能致九人之飽，不及周之上農；其祿也，未嘗有百石之入，不及漢之小吏。』[75]范仲淹認為不如唐代：『唐外官月俸尤更豐足，簿尉俸錢尚二十貫。今窘於財用，未暇增復。』[76]王安石也有大致相同的說法：『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眾，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77]清人趙翼的看法與楊億等人正好相反，他說：宋『待士大夫可謂厚矣』。並在其【廿二史札記】卷25【宋制祿之厚】、【宋祠祿之制】、【宋恩賞之厚】、【宋恩蔭之濫】等條目中加以闡述。可能正是依據趙翼等人的論斷，【中國文明的反思】一書指出： 宋代官員『待遇之豐厚，實為歷代罕見。』至於『宋朝公務員富得流油』[78]一類的說法，更是言過其實。
對於宋代的俸祿，何忠禮、張全明先生有專門研究。何氏認為：『宋代除了少數高級官員的俸祿確實非常優厚而外，占官員總數絕大部分的低級官員的俸祿不高，往往不足以養廉。至於州縣胥吏，則基本上無廩給可言。』[79]張氏指出：『宰相、樞密使等高官享有極其優厚的俸祿， 但那畢竟只是極少數， 對于衡量、評價全體官員的俸祿水平，沒有普遍意義。』[80]在宋代的宰相中，確有因其俸祿優厚而生活富裕乃至豪侈者。寇準即是一例，他『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81]，且心存及時行樂之想，竟聲稱：『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樽前聽艷歌。』[82]又如趙鼎『起於白屋，有樸野之狀。一日拜相，驟為驕侈，以臨安相府為不足居，別起大堂，奇花嘉木，環植周圍。堂之四隅，各設大爐，為異香數種，每坐堂中，則四爐焚香，煙氣氤氳，合於座上，謂之香雲。』[83]又有因多種原因清貧甚至窮困者，如呂端貴為宰相，『不蓄貲產，（其子呂）藩兄弟貧乏，又迫於婚嫁，因質其居第。』[84]畢士安『四方無園田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85]中下級官吏又等而下之。北宋前期，『三班奉職月俸錢七百，驛券肉半斤』。有位職居此階者題詩驛壁，大發其牢騷：『三班奉職實堪悲，卑賤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錢何日富，半斤羊肉幾時肥?』有位書生投書縣尉借米，縣尉以詩作答：『五貫五百九十俸，省錢請作足錢用。妻兒尚未厭糟糠，僮僕豈免遭飢凍。贖典贖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夢。為報江南痴秀才，更來謁索覓甚瓮。』[86]南宋時，由於北方人口大量南移，『吳中羊價絕高，肉一斤為錢九百。』有官吏寫下打油詩：『平江（治今江蘇蘇州）九百一斤羊，俸薄如何敢買嘗。只把魚蝦充兩膳，肚皮今作小池塘。』[87]至於俸祿之外的灰色、黑色收入，各個機構之間差距很大，尚書省六部二十四曹就很明顯。南宋初年，順口溜說：『吏勛封考，三婆兩嫂。戶度金倉，細酒肥羊。禮祠主膳，淡吃~面。兵職駕庫，咬薑呷醋。刑都比門，人肉餛飩。工屯虞水，身生餓鬼。』當時『賂賄公行，冒濫相乘，餉軍日滋，賦斂愈繁，而刑獄亦眾，故吏戶刑三曹吏胥，人人富饒，他曹寂寞彌甚。』[88]廣義的士大夫還應當包括未能入仕為官的讀書人。他們『平生苦學，望一青衫而不可得。』其數量若干倍於官吏，其經濟狀況通常更差。有位士人感嘆道：『滿腹文章，滿頭霜雪，滿面塵埃。直到如今，別無收拾，只有清貧。』[89]梁庚堯先生【南宋的貧士與貧宦】一文[90]列舉了大量士大夫貧困的史實並分析其成因，值得參考。總之，宋代士大夫並非人人富有，而是貧富不一。
【中國文明的反思】一書認為：宋朝『實行高薪養廉的政策』，不無一定史實依據。鑑於官吏薪俸較低，宋太祖早在開寶年間就宣稱：『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以益俸。』[91]此後，范仲淹、王安石等人都主張高薪養廉。如范仲淹說：『養賢之方，必先厚祿。厚祿然後可以責廉隅，安職業也。』[92]對此，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給予高度評價：『省官以清吏治，增俸以責官廉，開寶之制可謂善矣！』[93]宋代也確實時有增俸之舉，僅據【宋會要輯稿】職官57【俸祿雜錄】的記載統計，地區性的增俸多達20次，局部性的增俸多達11次。全局性的增俸，主要有大中祥符年間、元豐年間、崇寧年間三次。到南宋中期，官員的俸祿據說『或七八倍』[94]於北宋初年。但是宋代物價多次上漲，官員所增俸祿往往被物價上漲抵銷，加俸在某些時段不過是虛增而已。特別是南宋晚期物價飛漲，官員的名義俸祿最高，實際俸祿最低。當時人說：『谷高三倍價，人到十分窮』；[95]『太守若頭陀，兩粥一飯』；[96]『州縣小吏無以養廉為嘆』[97]。有學者將北宋視為高薪不能養廉的典型[98]。就蔡京之流而論，確實如此，他們俸祿最高，最不廉潔。筆者認為，宋代的總體狀況是：官未減反增，俸名增實虛，廉未養愈貪。總之，宋代高薪養廉的設想不無一定道理，但在實踐中很不成功。
七、『西湖雖好莫吟詩』
【中國文明的反思】一書認為，宋代士大夫不僅在經濟上待遇豐厚，而且在政治上自由度大。當時，朝廷一般『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99]這在傳統時代確實很難得，無疑應當給予積極的評價。作者指出：『宋朝是一個言論自由、思想開放的時代』，或許增加一個『較』字，改為『較自由』、『較開放』，要確切些。[100]作者又說：宋代『沒有特務』，『沒有文字獄』，『沒有思想禁區』。這『三個沒有』則不是事實。
將宋代的皇城司稱為明代錦衣衛的前身，或許言過其實。但說皇城司巡察親事官、親事卒、邏卒是特務，只怕一點也不錯。皇城司的這些人員，北宋開國之初早已有之。司馬光說：『祖宗開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奸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擇左右親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間，密行伺察。』[101]朝廷有時擔心『密行伺察』，激起民憤，也曾加以限制和約束。如大中祥符年間（1008-1016），『皇城司遣親事卒四十人於京城伺察，月給緡錢，每季代之。凡所察事，悉上本司，本司皆錄奏。』宋真宗『慮其恐喝騷擾』，『於是令樞密院條約之，自今非奸盜及民俗異事，所由司不即擒捕者，勿得以聞。』[102]有時又出於政治鬥爭的需要，予以擴充。如『熙寧五年（1072）春正月，置京城邏卒。皇城卒七十人，開封府散從官數十人，巡察謗議時政者，收罪之。』[103]早在宋仁宗末年，司馬光就抨擊邏卒：『妄執平民，加之死罪，使之幽縶囹圄，橫罹楚毒。』[104]熙寧年間，退居洛陽的司馬光又上奏宋神宗，極力反對：『潛遣邏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而刑之。又出榜立賞，募人告捕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聖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105]但並未產生任何作用。元v元年（1086），御史中丞劉摯上疏彈劾道：『夫皇城司之有探邏也，本欲周知軍事之機密與夫大奸惡之隱匿者。而（領皇城司石）得一恣殘刻之資，為羅織之事，縱遣伺察者所在棋布，張阱而設網，家至而戶到，以無為有，以虛為實，上之朝士大夫，下之富家小戶，飛語朝上，而暮入於狴犴矣。』一旦入獄，『凌辱棰訊，慘毒備至，無所求而不得，無所問而不承，被其陰害，不可勝數。於是上下之人其情惴惴，朝夕不敢自保而相顧以目者殆十年。』[106]宦官石得一雖然被貶職，但探邏依然如故。宋高宗時，『察事之卒，布滿京城，小h譏議，即捕治，中以深文。』[107]紹興末年，秘書郎王十朋當面直陳高宗：『諸軍承受，威福自恣，甚於唐之監軍；皇城邏卒，旁午察事，甚於周之監謗。』大概是內禪在即，高宗這次還算比較開明，『戢邏卒，罷諸軍承受』[108]。所謂『戢』者，約束而已。可見，今人所謂特務，北宋、南宋不是沒有，而是都有，只是其嚴重程度小於後來的明代而已。
宋代文字獄較多，諸如奏邸之獄、烏台詩案、同文館之獄、車蓋亭詩案、胡銓奏疏案、李光【小史】案、【江湖集】案等等，幾乎盡人皆知。宋代的文字獄以宋高宗一朝最多，據趙翼【廿二史札記】卷25【秦檜文字之禍】考述，不下20起。宋代禁書、焚書的事件不時發生，私史往往是禁毀的主要對象。如崇寧二年（1103）四月，『詔毀刊行【唐鑒】並三蘇、秦、黃等文集。』[109]諸如【東齋記事】、【湘山野錄】、【劉貢父詩話】、晁補之文集以及程頤的著述都在禁毀之列。又如紹興十四年（1144）四月，禁私史，其理由所謂『私史害正道』。十九年十二月，再度明令『禁私作野史，許人告』。在朝廷的壓力下，司馬逞圓揮芍裕公然說『【涑水記聞】非其曾祖光論著之書』。其後，『李光家亦舉光所藏書萬卷焚之』[110]。再如嘉泰二年（1202）二月，禁行私史。李燾【續通鑑長編】、王稱【東都事略】等書特許『存留』，但『不許刊行。其餘悉皆禁絕，違者坐之。』[111]因文得禍者往往貶往遠惡州軍，並株連甚廣。如紹興二十年（1150），原參知政事李光因『妄著私史，譏謗朝廷』罪，遠貶昌化軍（治今海南儋州），『前從官及朝士連坐者八人』。[112]『其弟寬亦被羅織，除名勒停。長子孟傳、中子孟醇皆侍行，死貶所。仲子孟堅以私史事，對獄掠治百餘日，除名編管。』其季子孟津『亦抵罪。田園、居第悉皆籍沒，一家殘破矣。』[113]因文得禍者還有被處死或逼死的。如紹興年間，『進義副尉劉允中坐指斥謗訕，棄市。』[114]原宰相趙鼎遠貶吉陽軍（治今海南三亞），他對其兒子說：『（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於是『不食而死』[115]。
【中國文明的反思】一書否認宋代存在文字獄，僅以『文字案件』相稱，認為：『仔細研究這些文字案件，就可以發現這些文字案件的發生，其原因除了黨派鬥爭之外，就是官場傾軋，或者是奸臣當道對正直人士的迫害。真正由於皇帝對意識形態的控制而採取鎮壓手段，一件也沒有，這與後來明清社會皇帝對思想的禁錮和對輿論的控制，是根本不同的。』皇帝專制制度是宋代的基本政治制度，不容任何人從根本上予以否定和動搖，這就是宋代最大的思想禁區和最低的意識形態底線。不僅『謀反』、『謀大逆』，即使是『大不敬』，也要受到嚴懲。紹興十四年（1144），『太學生張伯麟嘗題壁曰：「夫差！而忘越之殺而父乎？」杖脊刺配吉陽軍。』[116]張伯麟觸痛了宋高宗內心深處的瘡疤，慘遭嚴懲。這與後來明太祖忌諱『賊』字、『光』字，清人將『陛下』筆誤為『狴下』，即被視為對皇上『大不敬』之類，並無根本不同，僅有慘烈程度的差別，其要害都在於維護專制皇權。宋代文字獄的罪名大致均為『謗上』。元豐二年（1078），烏台詩案，蘇軾的罪名便是：『凡上所施為，皆作詩詆訾，無所不至。』[117]慶元年間的所謂『偽學之禁』，以專制手段禁止一種學說和學派，並迫害學者，更是典型的文化專制。
由於宋代文禍較多、懲罰較重，蘇軾在熙寧年間前往杭州時，其表兄文同告誡他：『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蓋深恐其賈禍也。』『江山易改，秉性難移。』蘇軾『好譏刺』，後來仍不免『烏台之勘、赤壁之貶』[118]。難怪宋代有這樣的俚語：『聞事莫說，問事不知，閒事莫管，無事早歸。』[119]總之，宋代並非『沒有思想禁區』，士大夫在政治上的自由度只怕並不算高。
八、『貪利祿而不貪道義』
對於宋代的士風，當時人就有不少尖銳的批評。如：『天下之患，莫大於士大夫無恥』；[120]『今士大夫方寡廉鮮恥』；[121]『唐人尚文好狎，本朝尚名好貪』；[122]『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做貴人而不要做好人。』[123]並將其原因歸咎於制度：『士大夫多為富貴誘壞。』[124]【中國文明的反思】一書則給予宋代士風極高的評價，認為：宋朝『有力地防止了腐敗的發生』，『有效地控制臣下的腐敗和貪婪之風』；『宋朝並沒有形成所謂的官場和官場文化，宋代的官員士大夫並沒有什麼潛規則需要遵守。』『貪污受賄、官官相護、吹牛拍馬、阿諛奉承、見風使舵等等官場遊戲規則，在宋代是沒有市場的。』上述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各走極端，均有籠統偏頗之嫌。然而有一點似乎可能肯定，宋代防止貪污並不成功，官場中貪婪之風相當盛行。王安石對當時的情況作過簡要的概括：『官大者交賂遺、營貲產，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為。』 宋人諺語曰：『欲待富，鬚鬍做』；[125]『欲得富，趕着行在賣酒醋。』[126]當時官員『胡做得富』的手段主要有四：
一是貪污。宋太祖時，重大貪污案件頻發，僅見於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者即達32起之多，贓款動輒上萬。北宋末年，情況更為嚴重，蔡京等『六賊』便是六個特大貪官。他們過着『享用侈靡』、『窮極富貴』的生活，到罷官時，籍沒其家，各種贓物不計其數。蔡京隨意使用公款，『動以筆帖，於榷貨務支賞給，有一紙至萬緡者』，以致『所侵私以千萬計』。[127]朱搖爸溉∧卩，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128]
二是苞苴。即用公款請客送禮。官府『別立名目，以為饋送』；[129]官員『多為苞苴，遍遣權要』；[130]權要『計其所得，動輒萬緡』。[131]朱熹把苞苴稱為：『將官錢胡使』，『為自家私恩』。[132]南宋時，『揚州一郡，每歲饋遺，見於帳籍者，至十二萬緡。江浙諸郡，酒每以歲遺中都官，歲五六至，至必數千瓶。』[133]『成都三司互送，則一飲之費計三千四百餘緡。建康六司乃倍之。』朝廷雖有『互送之禁』[134]，但禁而不止。秦檜『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135]嘉泰年間，『韓腚序С權。包苴盛行。』右丞相陳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饋，必題其緘云：「某物並獻」。凡書題無「並」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都城火，自強所貯，一夕為煨燼。腚惺滓胖萬緡，執政及列郡聞之，莫不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136]陳自強還只是大肆收受賄賂，而賈似道則公然索取珍寶。他『嗜寶玩，建多寶閣，日一登玩。聞余d有玉帶，求之，已殉葬矣，發其冢取之。人有物，求不予，輒得罪。』[137]宋理宗時，狀元蔣重珍憤慨地說：『苞苴有昔所未有之物，故吾民罹昔所未有之害；苞苴有不可勝窮之費，故吾民有不可勝窮之憂。』[138]
三是經商。當時官員亦官亦商之風很盛，北宋李清臣描述道：『起而牟利，賈販江湖，干郡邑，商g盈縮，秤較毫釐，匿關市之徵，逐舟車之動，以規什一之得。進則王官，退則為市人；進則冕笏而治事，號為民師，退則妄覬苟獲，不顧行義。』[139]貪官與奸商內外勾結，牟取暴利的現象也很嚴重。歐陽修指出：『諸豪大商，交結權貴，號為難治。』[140]洪适也說：『豪商與猾吏通謀為奸，其弊不一。』[141]如太平興國年間，四川地區食鹽的官價與市價差距很大，官價『斤為錢七十』，市價『斤為錢或至數百』。於是官商勾結，通同作弊，『賤市於官，貴糶於民』[142]，大賺其錢。
四是賣官。如宋徽宗時，『六賊』無不『受賂賣官』，其中以王黼尤其突出。他『公然賣官，取贓無厭，京師為之語曰：「三百貫，且通判；五百索，直秘閣。」』以致『其家金以萬計』，『侍妾甚眾，封號者八令人、十安人』。[143]又如宋寧宗時，韓腚杏檬攏朝政腐敗。蘇師旦『既為腚興親信，遂招權納賄，其門如市。自三衙以至江上諸帥，皆定立價，多至數十萬緡，少亦不下十萬。』[144]於是出現了不少『債帥『，即行重賄而得將帥之高位者。對於宋代的賣官之風，王曾瑜先生【宋朝賣官述略】一文論述甚詳。
當然，宋朝長達300多年，不可一概而論。王曾瑜先生指出：『從宋初到宋哲宗時，大臣等私下賣官之風還是較為收斂。』『但從宋徽宗開始，大臣等私下賣官之風就猖獗起來，而不可收拾。』[145]宋理宗時，真德秀說：『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及門為恥；受任於外者，以包苴入都為羞。今饋遺公行，薰染成風，恬不知怪。』[146]照此說來，宋孝宗時，官場風氣一度較好。然而只怕不能說宋朝官場『沒有潛規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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