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1)

  来源: 中华文史网

摘　要：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历来是史学界争论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对于它的说法可谓是众说纷纭。本文采用一种比较新的观点，附以拙见，对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力图从新的时空观上加以审视，最后得出了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亦即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第一阶段的结论。笔者认为，洋务运动的弊端固然不容小视，但总的来说，它还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促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

        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而止步于19世纪末的清末“洋务运动”所起的历史作用，一直是学术界讨论比较热烈的问题。虽然以前的历史学者也肯定了它的积极性，但是相比之下，却更注意它的缺点和不足，以致于把1895年清军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中国战败看作是“洋务运动”完全破产的标志，贬低了它的历史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对外开放格局的展开以及现代化进程的稳步推进，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在更广泛的时空观上，从现代化的角度，对洋务运动所起的历史作用进行重新阐释。以这种态度对“洋务运动”进行研究会得出一些新颖的结论。笔者认为其中之一就是“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亦即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第一阶段。“‘中国近代化’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基本上是内涵相同、可以互相替换的历史概念，只不过前者顾及表述传统、突出其历史性，后者涵纳新学、注重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贯通。”[1]
        “洋务运动”产生于中国由闭关锁国到被迫开放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也就决定了“洋务派”自身的两重性。传统史家认为洋务派代表人物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是封建性、保守性十分浓厚的历史人物。笔者在此不想对这一问题做过多的争论，只想提醒一下持这种观点的史家，他们是否注意到了当时中国特殊的国情。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封建性特别浓厚的国家，像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样的开明地主可谓是凤毛麟角。试想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兴办洋务是何等的艰难。因此，我们不能对洋务派及“洋务运动”的期望过高。正如李时岳先生指出的：“简单的说，洋务派的历史任务就是：缩短中外的差距，引进机器生产，实现由手工制造到机器生产的转变，加速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洋务派活动于中国资本主义从无到有的时代，它的任务是实现‘有’，‘有’以后才能谈到发展，那是又一个历史阶段的任务。所以，严格的说，历史所赋予洋务派的任务是促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而不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洋务派是不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呢？应该说，基本上完成了，事实俱在，毋庸讳言，至于完成得好还是不好，那是另外的问题。”[2]
        在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出现的洋务派，不得不承认英法“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3]更抱着“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4]这种镇国内、御外侮的主观意图，洋务派开始兴办军事工业。但是，也正是军事工业的兴办，吹响了中国近代化的号角。综观这一时期的国际形势，英国、美国等欧美强国已完成工业革命；“1805――1833年，默罕默德・阿里在埃及实行改革”。[5]“与此同时，埃及开办了步、骑、炮各兵种的军事学校，聘用欧洲军事教官，按欧洲方式改组、训练军队，至19世纪30年代，埃及已经拥有了新式陆军20万，海军2万，军舰32艘”。[6]就是中国的东临日本在明治维新前也开始了军事工业的创办。“1855年，德川幕府先后决定在江户汤岛制造洋式枪炮，试造洋式军舰。”“在明治维新前，这样的活动也不同程度地在西南各强藩渐次进行。”[7]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西方列强“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8]因此，我们也可以把中国洋务军事工业的创办看成是东方近代化的缩影。“这些近代兵工厂以蒸汽机为动力，配备了全套机器设备，采用‘二班制’的大机器生产方式，是对传统手工军械生产方式的彻底变革。”[9]把军事工业的创办即国防近代化看作是中国近代化的弊端，就在于它的生产与以往的生产有质的区别，即由手工变成了机器。而在江南制造总局，“华匠学徒，按日点工给价”，“内地工匠，小工则人无定数，视公务之缓急为衡；价有差等，较技艺之优劣为准”，[10]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他们的近代军事工业中存在着较为普遍的雇佣劳动关系，这也说明在军事工业内部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随着军事工业的运行，“非铁不成，非煤不济”成为洋务派官员的共识，由此引发了洋务派创办民用工业的高潮。  
笔者认为，这一举动意义非同小可，它不仅引发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并且可以说民用工业中的一些官僚总办、帮会办本身就是资本家。这一时期的民用工业主要以官办、官商督办、官商合办、商办等形式出现，而以官督商办最为引人注目。“所谓‘官督商办’，就是以招商的方式，在政府监督下，利用商人资本创办民用工业。”[11]这些“官督商办”企业都采用股份公司的形式。“统计数字表明，在轮船招商局初创之时，如购买一股股票，即投资一百两，到1883年6月，经10届结账分红，股息所得，累计已达一百两。”[12]更有甚者，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上海平准股票公司”于1882年10月24日正式开业，这样，通过直接投资或购买近代中资企业的股票，很多人转化为资本家。另一方面，“一部分封建官吏以李鸿章等人为靠山，直接参与‘官督商办’的经营管理，逐步转化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另一种类型――中国早期官僚资本的人格化身。”[13]至此，历史期盼已久的中国资产阶级就这样诞生了。而在他们身上，有着鲜明的特点：其一，他们建立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其二，在他们的经营管理下，这些企业都使用或参用机器和近代改良工具；其三，这些人的日常生活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这一切改变了传统封建小农经济的思维模式，商品经济规律初步使他们的眼界更加开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