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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國經濟史論壇 內藤湖南的關於宋代是中國歷史近世開端的假說，經他的學生宮崎市定等人的發揮和展開，至第二次大戰結束以後，中國近世說在國際唐宋史領域產生了深遠而廣泛的影響，『是日本的中國史研究可舉出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至今仍然是考察這一時代的坐標軸。』[29]
內藤湖南的學生和後繼者在兩個方面大大發展了他的假說。一是後繼者們把他的假說概括為『唐宋變革』。『1945年以前，在這一階段,內藤自己並沒有直接歸納出『唐宋變革論』這個專門的術語。這一提法，實際是後來的研究者歸納的。也就是說,雖然內藤的時代分期說、他的一些論說中包含有『唐宋變革論』的內容，但是,這一專門的學術術語並不是他親自提出的。池田誠發表了【關於唐宋變革的再檢討】[30]，這或是當時比較早歸納出『唐宋變革』這一術語的論文。』 [31]『必須注意的是，通篇論文都沒有「唐宋變革」一語，把它用來簡稱「中國歷史從中古過渡為近世是發生在唐宋之交」的時代觀，是後來的事。把這個時代觀發揚光大，並正式接受「唐宋變革」之名作為京都學派的一個主要學說的，當推內藤的弟子宮崎市定（1901C1995）。內藤專攻的斷代史其實是清代，宮崎才是宋代，「最早對於內藤湖南的歷史分期並不相信，而是從數十年的研究中，達到了和內藤一樣的見解，… 宋代是和唐代完全不同的時期，在中國歷史上屬於近世。」儘管兩人的重點略有不同，內藤強調唐宋的分野，宮崎進一步闡釋宋代所具備的「近世」特徵。』[32]
二是宮崎市定把內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說』指向由內藤湖南偏重討論其所處的中國現實社會狀況的起始，轉向側重討論按西方近代社會發展模式比附中國歷史近代的起始。換句話說，內藤湖南雖然使用西方通行的分期方法劃分中國歷史，但他與當時『將所有的東西全都歸結到西洋的「近代」這一單線的歷史觀相比，在本質上全然不同。』『「近世」論的特徵在於，並非只重視西洋「近世」，對日本、中國也設定了這一有着共通時代面貌的「近世」。』根據多位研究內藤湖南學者的觀點可知，『把歷史與現實結合起來進行觀察的方法才是內藤史學的活力所在』內藤的近世說不僅僅是就中國歷史分期的學術問題展開討論的，而是與他關注當時中國政治走向以及日本對華政策分不開。即為處在辛亥革命前後中國政治走向開出的『貴族政治→君主獨裁政治→共和政治的社會發展趨勢』方案服務的。中國的辛亥革命不是從舊體制、落後社會到新體制、先進社會的轉換，而是『可以追溯到從唐代中葉到五代、北宋亦即離現在約一千年前到八百年前之間，已逐漸形成了我們所說的近世紀。』如何保障這種緣於歷史『早熟』必然出現的『共和制』呢？內藤提出『中日共存的方向：即以先進國家日本的經驗輸入激活中國社會，由此達到國家自立的進程。』[33]可見內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說不能簡單的從學術層面來理解。對此，研究內藤湖南的專家錢婉約指出『這裡提出兩個問題，對於唐宋變革論。無論是宋代近世說還是文化中心移動說，都說明內藤學術的社會關注程度和現實幹預感相當強烈。……進一步說，內滕湖南從事中國學研究的出發點及終極目標，始終在於對日本民族及日本文化之命運和前途的深切關懷，這是牽動他情感至深處的畢生理想。研究中國，喜愛中國文化，但這一切都是為了日本！因此，我們最終看到，這樣一個理解並喜愛中國文化的人，卻終於在日本國權擴張主義的時代思潮中，走上了在本質上背叛中國文化的道路。『宋代近世說』貌似一個讚美中國文化光輝燦爛、發達領先的歷史理論，但它卻是內滕湖南現實的中國觀『國際共管說』的思想依據，是與一個明顯具有殖民色彩的對華設想聯繫在一起。內滕湖南通過宋代近世說『向讀者說明，中國文化在進入近代以後已是高度發達的文化，但是正是這個「早熟」的、高度發達的輝煌文明，導致了當前衰老的、政治經濟困難重重，急待尋求出路的現實中國，對此內滕提出了所謂「國際共管」的理論。』[34]
但不管怎樣說，內藤湖南並沒有完全把宋以後的中國『近世』視作與西方雷同的近世社會。而他的後繼者們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發展內藤湖南『近世』說則如包弼德所說是『斷言西方影響中國之前，中國就按照與西方相同的演進階段在發展，而且這些演進階段是普遍的。』宮崎市定在【東洋的近世 】[35]緒論中說：『一般而言，歐洲的近世史是指文藝復興以後；但試圖否定東洋近代性的論者，卻將近世特別嚴密界定於工業革命以後的歐洲、或資本主義隆盛時的歐洲。假如將公元一三年定為文藝復興的開始，其後經二百餘年，發生宗教改革運動，歐洲變得更加富有近世色彩。製紙、印刷業大盛，火藥開始輸入，航海術發達，國民主義勃興，以法國為首的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成立。這期間的歐洲肯定不是中世而是近世。把這個時期的社會狀態和宋、元、明、清比較，共同稱為近世，我不以為是失諸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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