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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论剑历史门户网 这种显著变化，主要表现在举止性礼节方面。清人康有为对这一变化描述说:“汉制，皇帝为丞相起，晋、六朝及唐，君臣皆坐。唯宋乃立，元乃跪，后世从之。”(康有为《康有为遗稿》下卷《拟免跪拜诏》)，这里说的就是古代中国君臣共同议政的场合中礼节变化的大概情况：唐以前是臣与君共坐，到了宋朝，皇帝仍坐，大臣则由坐改为站立。元朝进一步发展为臣下跪着向坐着的皇帝察复，明清沿袭而不改。
君坐臣立的变化由宋太祖开始，《宋人轶事汇编》卷1《太祖》有这么个故事：
宋太祖在某一天朝堂议事，对仍坐在那里议事的宰相范质说：“我眼昏不明，你们自己看着文书念给我听吧。”，宰相等人奏事时起立以示尊敬，等他们完事后想复位时，太祖已偷偷命太监撤去了座位。从此大臣们坐着和皇帝讨论国事的历史就结束了。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太祖把易君臣共坐为君坐臣立这一君臣之礼的重大改变，与其“杯酒释兵权”一样做得是如此的巧妙。从此，君臣促膝而谈式的共坐议政，变为君主高坐于御座之上,臣僚站立其下，君臣之间高下分明。个别大臣再坐于殿上，则需皇帝特恩赐坐了，当然他们也只敢侧身坐上半个座位。
元代，则臣下已须向君主跪伏，如应奉翰林文字官在进实录向皇帝表奏时，便是对皇帝“跪读表，读毕，俯伏，兴，复位”(《元史》卷67《礼乐志一》)。读表时是跪着，读完后，还要向皇帝俯伏行礼，然后起立.归复原位。
明朝沿袭了元代臣下向皇帝跪拜的制度。《大明会典》记述:君臣议政之时，“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起，即起”，这段话的意思表明:百官即所有官员无论品级多高，都要向皇帝跪奏政事。奏完皇帝令起，才能站立起来。皇帝发布圣谕时，百官都要跪着听。皇帝赏赐大臣，大臣必须在御前跪受赐物，然后五拜叩头。三拜九叩头的大礼到此时也成为常见的礼仪了。
由明朝开始，由于尊君卑臣的强化，君主对臣下已表现为非礼对待的地步，其突出体现，便是明代对大臣们的“廷杖”―堂堂大臣在皇宫大殿上被扒了裤子打屁股。《明史》总结: “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而殿陛行杖习为故事矣。……公卿之辱，前此未有。” 据明史专家吴晗先生说，廷杖“始于元代，元代中书省长官也有在殿廷被杖的记载。朱元璋较元代实行得更普遍、更厉害，无论多大的官员，只要皇帝一不高兴，立刻就把他拖下去痛打一顿，打完了再拖上来，打死了就抛下去完事。”(见《明代特务政治》)正德、嘉靖时的两次大廷杖，谏止正德南巡廷杖146人，死者11人；嘉靖争大礼，廷仗134人，死者16人，规模浩大，旷古未有。清代的皇帝也有鞭打官员，板责皇子的老师的事。堂堂朝廷命官们甚至皇子之师竟遭杖责，简直是斯文扫地，也可见当时臣僚身份地位降低的程度。
清朝继承明制，皇帝与大臣议政，或是御门听政，或是便殿召对，都是臣向君跪，大臣持本章至本案前跪放，起立归班“入班首，跪，口奏某事几件”。内阁大学士、学士也是“依班次跪”，皇帝降旨宣答，“大学士等承旨讫，兴，由东阶降”。御门听政，大臣们是跪在硬地上，而且“动辄逾刻”，甚至一跪就跪上几个小时，年迈大臣实在不堪其苦。乾隆五年严冬清高宗御门听政时才萌生了点恻隐之心，为此降谕给在砖地上向其长跪的一品高官宰辅级的大学士、年老大臣加个跪垫，在乾隆看来，已算是对他们的特别优待了。此时的皇帝，与汉代对三公宰辅起立相迎的皇帝相比，在礼待大臣的观念上已有天壤之别！
便殿召对，多是在皇帝的寝宫室内，为高级官员设有跪垫，其实跪在垫上时间长了也受不了，所以有大臣在召见时，在膝间以厚棉裹起来做个垫子。至召对完毕，皇帝令其退出，大臣才能站起来，退后几步，再下跪口祝圣安，然后退出，即所谓“跪安”也。御座之下，天威咫尺，长时间毕恭毕敬地跪，没有顽强坚韧的毅力及一定体力是坚持不了的。乾隆朝的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刘于义，在年已七十余时奏事养心殿，因跪的时间太久，站起时踩到自己衣服角，一下摔倒在高高的御座下，因身体肥胖年纪太老，这位七十多岁的正一品宰辅高官就此跌死在乾隆脚下，不知算不算因公殉职？
同是君坐臣跪，明清两代从细节上看又不一样。明代君臣议事时，只有奏事者跪，其他人站立，且跪奏者奏事完毕，皇帝即命其起立。清代则不然，御门听政时，轮到某班奏事，该班官员要全邵一起跪下。便殿召对，则所有大臣都要跪在皇帝脚下。康熙以后，召对大臣时间久了，也会赐垫于大臣坐，但是慑于皇帝威严与森严的君臣之礼，实际大臣们并不敢坐，所谓得“赐垫坐”者，最多不过是跪在垫上。受优礼的，是各机构的最高级官员，因而被赐坐―跪在垫上。至于正二品的侍郎及以下员，则连跪在垫上的资格都没有。
皇帝既然要求臣下在其面前站立、跪伏，体现他的至尊威严，向臣下屈尊施礼的事就不可能了，所以，汉唐时期仅存的皇帝向业师、三老五更跪拜的古礼，也在宋代以后被取消。
我们看看宋朝的三老五更之礼可以发现几个特点:
1.皇帝不出迎三老、五更，而由太常寺博士排皇帝安坐等候。
2.皇帝不向三老、五更施礼，而是三老、五更来至御座前，先.向皇帝行揖礼“皇帝为兴”，只是以站起来作还礼。
3.席间，皇帝也不为三老割肉、执酱，而由尚食官代行。
4.皇帝也不送出，而是三老、五更至御座前行揖礼告别。
可见宋代，礼敬三老五更的仪节大量省略了，皇帝再也不需要向别人礼拜了。元明以后干脆取消了这一礼仪。至清朝中期，就是那位让年迈大臣在其座下因跪的太久而跌死的乾隆皇帝，一度心血来潮，打算行三老五更之礼，然而大学士张廷玉婉言劝止，说是这种古礼“臣下谁敢受之?!”
在君臣称谓之礼方面，皇帝对臣下礼敬的现象也大为减少，如君对臣之称字就已不多见，至于“赞拜不名”，大臣得此礼遇者更为罕见，就连明万历时身为宰辅兼皇帝之师的张居正也未被赐予这种荣誉。明代皇帝对大臣已是直指其名，清代皇帝的“上谕”、对臣下奏折的“朱批”所保留下的称谓看，清帝对臣下也直呼其名，或以“尔”、“汝”称之，宰辅之臣大学士从来也无人敢像南梁蔡撙那样对此表示不满。
宋以后的宰相，包括无宰相之名的大学士、军机大臣，其身份地位和权势都已不能与汉魏之时位极人臣的宰相同日而语。明代虽有严嵩、张居正等权臣，但他们并非如以前依宰相制所当然具有之权，本质上说他们不过是皇帝的秘书，所以他们之有权，是在皇帝荒政、昏庸的情况下代行了一部分皇权。清代皇帝勤政、乾纲独揽，宰辅之臣就权力轻微，碌碌无为。明代的宰辅如张居正等人，尽管也曾权力炙手可热，只不过是个别的暂时现象。因为他们的地位身份已相对卑下，因而无一不在低级官员的弹劾下，被皇帝轻易铲除。明崇祯朝17年中，被皇帝换掉的宰辅之臣大学士竟有43人，平均两年5人，其中23人为罢免；七卿即六部长官尚书、都察院都御史，被撤换52人，平均一年3人，其中27人是罢免，21人以罪削职，以罪削者多下狱、处死或充军（据《明史》卷100《宰辅年表二》、卷112《七卿年表二》统计）。这就是说这些高级官僚身份地位相对低下，已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抗皇权了。
君尊臣卑的强化，使臣下每天生活在恐惧中，不敢主动大胆地匡正君主过失，从而削弱臣僚的辅政作用。明清时期皇帝的威严已被抬高到绝对至尊的地步，卑视臣下，君主容不得臣下对其尊严的丝毫损伤，包括直言谏净，甚至以残酷的非礼手段如廷杖对谏净之臣进行严惩，君主的错误施政与行为已无法得到官僚系统的纠正，而曲从、讨好君主，不顾是非的奸臣，则往往因此得势，借此营私，打击正直的大臣，从而导致朝政的腐败。
君主礼敬大臣的仪制被逐步取消，在礼节上不断卑抑臣下的过程，反映出君尊臣卑纲常的不断强化，君臣之间等级差距加大并森严化。宋太祖要求臣下站立地下，自己高坐椅上，就是借此而造成君臣之间的高下之分，以尊君、卑臣。朝堂之上，对宰辅之臣不让坐的“非礼”之举，更属一种有意贬斥臣下的行为。明初强化君主专制，强调大臣跪拜君主的礼仪，就是要将臣僚变为臣仆。到了清朝，明代君主专制体制的延续，又融人满族君臣之礼的旧俗，进一步发展为奏事之臣的全部列跪。这时的君臣礼仪已是一种加强专制君权的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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