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靖華與丁玲 一段鮮為人知的交往

  來源: 人民政協報 作者：石耘 彭齡

曹靖華(1897―1987)和丁玲(1904－1986)雖都是中國現當代大名鼎鼎的文化人，但在風雨如磐的20世紀30年代，他們卻素不相識，然而一件偶然的事情卻把他們連在了一起，這件事情對曹靖華來說或許十分平常，但對丁玲當年能衝出國民黨統治下的魍魎世界，奔向革命聖地延安，卻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丁玲於1925年與【京報】副刊編輯胡也頻結婚。1930年5月，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1年1月胡也頻被捕，丁玲抱着幼子找到邵力子等國民黨要人營救，卻堅決拒絕喪失政治原則的條件。不久，丈夫和另外四人在上海龍華監獄中被集體屠殺，成為著名的『左聯五烈士』。丁玲繼承亡夫的事業，出任『左聯』機關刊物【北斗】的主編及左聯黨團書記，成為魯迅旗下一位具有重大影響的左翼作家。1932年3月，丁玲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瞿秋白作為中宣部代表主持了她的入黨儀式。這時期她創作的【水】、【母親】等作品，顯示了左翼革命文學的實績。
1931年12月，丁玲與地下黨員、為史沫特萊任翻譯兼秘書的馮達結為夫妻。這次婚姻卻引出不幸結果，使丁玲在半個世紀中總被政治陰影所籠罩。1933年5月，馮達在上海被捕後供出了其家庭住址，旋即丁玲被國民黨特務秘密逮捕，後轉至南京幽禁(丁玲於1936年夏逃離南京後，即與馮達一刀兩斷)。她被秘密逮捕後，國內大報紛紛登出了『國內最有名的女作家丁玲日前失蹤，有人懷疑是被綁架或被殺害』的消息。丁玲的『失蹤』，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重視，宋慶齡、蔡元培、魯迅、柳亞子、楊杏佛、羅曼・羅蘭等國內外一大批有影響的著名人士，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左聯及其他文藝團體，曾發起了聲勢浩大的抗議和營救運動，對國民黨的迫害與綁架等卑鄙行為予以揭露和譴責。且當一度盛傳丁玲遇害時，魯迅先生曾悲憤地寫下【悼丁君】的詩：『如磐夜氣壓重樓，剪柳春風導九秋。瑤瑟凝塵清怨絕，可憐無女耀高丘。』國民黨當局為此採取了軟化手段，特務頭子陳立夫、徐恩曾都曾經來勸她發表反共聲明或自首，企圖利用她的名望為國民黨做事，但都遭到丁玲的堅決拒絕。1934年4月，國民黨當局迫於來自社會各方面的壓力，對她的監視稍加放鬆、可以有一定的『自由空間』，她便利用這來之不易的表面上有限的『自由』，積極尋找地下黨組織，迫切希望與黨組織接上關係，卻一直沒能找到，很是困惑。直到1936年4月，丁玲打聽到李達、王會晤夫婦住在北平，她認為李達雖然在大革命失敗後聲明脫黨，但仍堅持宣傳馬克思主義，與一些黨員有聯繫，通過他們或許可以找到黨組織。於是她在五六月間，便設法到達北平找到李達夫婦，結果卻令她失望。但當她向王會晤(當時在北平中國大學擔任教務工作)打聽在北平有無其他熟人時，王有意無意地說了句：曹靖華(當時在北平中國大學等幾所大學受聘任教)在中國大學教書……在感到失望之餘，丁玲似乎又看到了一線希望。
丁玲在她的回憶錄【魍魎世界】中以【希望的陽光】為題那一節中寫道：『我並不認識曹靖華，但一聽到他的名字，就像在黑暗中見到一點火光那樣高興，好像有一種本能的對他的信任。我立刻請王會晤轉告他，說我要見他。他慨然允諾，可以說他熱情地答應了我……』
在王會晤的引薦下，丁玲第二天就見到了曹靖華，而且是立即『把心事全部向一個第一次見面的陌生人，不，應該說是朋友，打開了；我告訴他，我一定要找到黨……』丁玲之所以一見面就向曹靖華敞開心扉，是因為丁玲早就知道他是『【鐵流】的譯者，是瞿秋白同志在莫斯科的老朋友，同魯迅先生有很親密的交往』。他們『像一對老朋友，像親密的戰友商量開了』。曹靖華慨然應允設法將丁玲的情況和願望托魯迅先生轉告黨組織，並要她先回南京等候消息。
丁玲在她的回憶錄【希望的陽光】一節中繼續寫道，回到南京，『總算把姚蓬子的詢問對付過去了。他知道我在北平沒有很多朋友，只認識一個王會晤。他更不會想到我能見到曹靖華……』那時國民黨特務機關雖不像最初綁架丁玲時，日夜派打手在她住的房間裏監視她，而實際上她仍時時處在特務、打手、變節分子的暗中監視之下，這位公開聲明脫離共產黨的『轉向者』姚蓬子，就是國民黨特務機關派到她身邊的鷹犬之一。
一周之後，經過曹靖華的積極努力，黨組織果然派人來找丁玲，並幫助她最終逃離了南京。以後又輾轉經西安奔赴延安，成為到達中共解放區的第一位知名女作家，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同志的熱烈歡迎。毛澤東為此還填過一首詞讚揚她：『纖筆一支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丁玲在回憶有關與曹靖華會見的那段往事時，深情地寫道：『就在這幾十分鐘的會面中，解開了我幾年來的痛苦和積慮，打開了我回到黨裏的大門，儘管曹靖華那時還不是黨員。我便從這一點縫隙中得到了陽光，我是從這一條涓滴細流中流出去，而奔歸大海的。我的新的生命便從這裏開始。曹靖華決不會想到在這幾十分鐘裏他發生的巨大作用；他絕沒有想到從此產生的我對他的深厚的終身感激之情……』
據曹靖華的兒子曹彭齡回憶，新中國成立之初，他年幼愚頑，大人有客，絕不願陪在一旁枯坐，常常只是在父母招呼下，去向客人鞠個躬，盡罷『禮數』，便轉身去院子裏瘋玩。大人們談些什麼，向來不注意。丁玲後來在『反右派』運動中被打成『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受盡屈辱與折磨，還被關進秦城監獄達五年之久。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丁玲平反覆出後的那幾年，彭齡又多在國外奔波，丁玲和他父親曹靖華談過什麼，現在已無從知曉。但據丁玲的丈夫陳明(1942年兩人在延安結婚)回憶：『曹靖華先生在北京法憲胡同住時，丁玲和我去看過他。隔了20多年，1979年我們從外地(丁玲和陳明當時在山西農村勞動)回北京，也去看望他。談了些什麼，我都不記得了。但我卻清楚地記得，誰也沒有談過南京這段往事。』
曹彭齡接着回憶說，他也從未聽父親曹靖華談起過那段往事。但我知道在那『如磐夜氣壓重樓』的黑暗年代，父親曹靖華通過魯迅先生和其他途徑，推薦、介紹過多少嚮往光明的青年，掙脫魍魎世界，奔赴延安，連他自己也記不清了。彭齡曾不止一次見過這樣的場面：一些也已白髮斑斑的老者在兒孫陪伴下，從外地來北京探望父親，一見面便指着曹靖華對兒孫說：『這就是我總向你們念叨的曹伯伯(爺爺)，當年就是在他的幫助下，我才奔赴延安，參加革命的……』父親聽罷，總是寬厚地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