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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国良
历史有很多巧合，每个巧合总给人留下很多话题。盛唐之诗，李白与杜甫堪称代表，他们二人交谊甚笃，相互以诗奉赠，留下了千古佳话。说到盛唐气象，杜甫与颜真卿也是同样绕不过的两个人物，一个以诗惊人，一个则以书法传世。
颜真卿出生于公元709年，比杜甫大三岁，他们的青少年时代正逢开元盛世。颜真卿三岁丧父，靠母亲和舅父抚养；杜甫幼而丧母，父亲在外任小官，从小寄居洛阳，靠姑母抚养。二人幼时失去亲人，缺少关爱，心灵受到创伤。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们肯定比幸福的孩子早熟，而且自立自强，考取功名的心态更为急切。况且二人家庭缺少支柱，可能为了保护自己或赢得别人的重视，所以多次在诗词或碑文中提及他们曾经显赫的家世，更重要的是二人也同时铸就了孤傲的性格，这为后来的擦肩而过埋下了伏笔。当时的大唐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国力强盛，百姓安定。颜真卿长在首都长安，杜甫则寄居东都洛阳，两个城市都是大都市。在大都市尤其是文化大都市成长，眼光自然与众不同，气概自然不同凡响，因此他们二人后来创作的书法和诗词分别代表了那个时代，这与幼时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
颜真卿十三岁（721）因舅父去世，去苏州投靠外祖父，开始南下游历，五十年之后重游故地，仍然作诗不忘旧境：“中岭分双树，回峦绝四邻。窥临江海接，崇饰四时新。”杜甫在二十岁（731）因探访姑父叔父，也开始漫游吴越，第一站便是颜真卿到达过的苏州，晚年也作诗回忆吴越之行：“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南北差别不是短时间旅游能够感受到的，只有长时间切身经历了才深有体会。北的厚重，南的清柔；北的粗犷，南的温雅；北的淳朴，南的世俗……感受到南北差别对人来说肯定是一次洗礼，因为那是文化的新世界，这为后来二人的诗风和书风奠定了基础，在雄壮厚重之余补充了十足的细腻轻柔。他们在科举之前的经历竟如此相似，令人惊讶。
正在杜甫忘情吴越的时候，二十五岁（733）的颜真卿返回长安并通过了国子监考试，第二年（734）参加尚书省考试，登甲科及进士第，赏识他的人是孙逖，后来颜真卿以门生自称。下一年，二十四岁的杜甫也返回洛阳参加进士科考，不第，主考人正是赏识颜真卿的座主孙逖，可能这件命运攸关的大事在杜甫的心中产生了阴影和不满，杜甫与颜真卿因为同一个主考的赏识与不赏识从而成为不同线路上的两人，他们的政治归属或许有了不同，朝廷内外的身份亦有差别，这也成为了二人遇而不识的客观原因之一。从此以后，他们俩的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差异，走向了同一个开始的不同结局。及第后的颜真卿在身份等同的进士中广泛交游，参加宴会，拜见宰相，显然春风得意；而落第后的杜甫北游齐赵，结交的却是苏预、李白、高适等一些怀才不遇的失意文人。此后的颜真卿任校书郎，又经座主孙逖做媒，与大家族韦家结亲，从此也为其步入仕途奠定了基础，后来任县尉，迁监察御史，性格刚直，恪尽职守，不畏权贵，敢于斗争，但也不善变通，眼里容不了有悖皇权礼仪的半点沙子，成了朝纲的忠实维护者，也因为这种个性受到了排挤，被贬平原太守。而杜甫则在齐赵期间登泰山上东蒙，呼鹰逐兔，驰骋游猎。
安史之乱前，二人拥有共同的朋友：高适和岑参。杜甫与高适齐赵相识，后在梁宋相知，在成都时曾经互访，又成至交；天宝十年（751）杜甫与岑参兄弟同游陂，第二年与高适和岑参等人同游慈恩寺，安史乱前想看望岑参却因天气未成行而寄诗表思念，之后又举荐岑参，二人亦乃深交。而此前颜真卿与高适早年即有交往，常以诗词奉答，后来为高自编诗集作序，出守平原第二年收到高祝贺政绩的诗；颜真卿与岑参也结有深厚友谊，出使陇西时，岑作诗相送，出守平原时，岑亦作诗相赠，称颜为兄并给予厚望。可以想见，他们隔着共同的朋友，而且在颜真卿出守平原前与杜甫同在长安，那么肯定互有所闻，可唯独没有交往，一则颜真卿官位并不高，难以给杜甫实现理想的空间，杜甫当然无意主动巴结颜；二则颜真卿并没有引人注目的文才，未免被自负才华满腹的杜甫瞧不起；三则颜真卿身居庙堂，有更多的优越感，自然无意与无功无业的杜甫扯上关系，早期的颜真卿并非性情中人，是盛唐气象和颜家儒风培养出来的儒家子弟。这些便成了他们二人交往的心理障碍。还有一个问题，杜甫可能因为朋友高适在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任职，他于天宝十一年（752）献诗干谒哥舒翰，显然寄希望于得到哥的引荐；而颜真卿在天宝八年（749）任殿中侍御史时曾弹劾哥舒翰上朝时倨功自傲、喧哗无度造成隔阂，二人对同一地方大员的不同态度，也为二人的交往造成了屏障，成为了二人遇而不识的原因之一。
就在这些平静的岁月中，他们都艰苦地在各自的路上奔波着，不知不觉便熬到了安史之乱（755），此时的颜真卿四十七岁，杜甫四十四岁。
乱世出英雄，也许正是安史之乱成就了杜颜二人，成全了杜的诗史，成全了颜的忠烈。和平年代成全顺士，战争年代成全斗士。和平年代冤枉斗士，战争年代埋没顺士。如果没有安史之乱，杜甫可能依然是蜷居长安，奉谄献媚，诗酒讼苦的失意文人；而颜可能沦落为横招排挤，渐离行政，本分无为的庸官。在动乱中，他们二人分别成了斗士，仅仅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一个是对外兵马相接，一个是心灵孤苦挣扎，二人成了两极，而最终却殊途同“归”。
安史之乱中的颜真卿失去了多数至亲，也与儿子颜顾分散；而杜甫则被叛军所俘，离妻别子，小儿子又饿死家中。两人历经了人世间的悲苦，经历着乱世的磨难，应该说他们二人更有共同的语言，有更多交往的理由，而事实却与我们期待的不同。在动乱中，颜真卿据守平原敌后抗争，艰难折回长安后被封为宪部（即刑部）尚书，为紧接着的杜颜相遇创造了条件。杜甫则东奔西逃，只身“麻鞋见天子”，终于被封了从八品的左拾遗。而此刻在凤翔，二人同时卷入了房g事件。杜甫布衣之交房g因宫廷之争被人诬陷而罢相，杜甫则不顾措辞近于迂诞上书肃宗搭救房g，为二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面铺就了道路，而会面却令人尴尬和痛心不已。颜真卿作为三司之一的宪部代表与韦陟等三人作为主审法官审问杜甫，差点让杜甫掉了性命。在审问过程中，杜颜二人一个是囚徒命在旦夕，一个则是法官大权在握，审判过程不得而知。从文献可以看出，颜真卿既没有反对审判杜甫，也没有上书释放杜甫，更没有对杜甫添名加罪，似无所表示。可以想见，颜真卿面对自己朋友的朋友，面对小官杜甫敢于直书上谏解救贤相时的忠诚，面对杜甫不顾一切解救朋友时的真诚，内心不可能没有挣扎，也许通过再三权衡杜甫与个人利益，再三权衡杜甫事件的涉及面与自身利益的关系，加之颜真卿一生对皇帝唯谨唯慎，而杜甫措辞严厉与皇帝抗争的态度也许并不为颜真卿所赞同，所以颜真卿做出的决定乃利益与个性使然，理所当然。与颜态度不同的是，御史大夫韦陟却冒死上书解救杜甫，加之曾被颜真卿保荐入朝位至宰相的张镐奋不顾身疏救，杜甫才幸免一死。此刻韦御史和张宰相的义勇之举给杜甫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从杜甫后期对恩人的怀念诗词中可见一斑），而颜真卿的无为表现与杜甫的艰难赦免，可能给杜甫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两人即使见面也会万分尴尬，自然不会有所交往，更不会赠诗互颂。
之后杜甫与颜真卿均屡遭贬谪，生活拮据，困苦万分。杜甫被贬华州、行洛阳、旅秦州、出剑门、归成都，在此间完成了一系列著名代表作，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艺观；而颜真卿贬凤翔、同州、蒲州、饶州，迁N州，回京城，又因为宫廷矛盾于上元元年（760）被贬为蓬州（今四川仪陇）长史。颜在此任上为杜甫曾经干谒过的被后人诟骂的鲜于仲通立碑，两人在同一个历史人物上又扯上了关系，杜颜二人也因此同时被后人评说。而此时的颜真卿、杜甫、高适同在四川，高杜二人既有互访亦有酬唱，而颜与高却无甚交往，更不用说与杜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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