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临江之麋》偶识

  : 胡　恒

　　《三戒》为柳宗元被贬永州时所作，《临江之麋》即是其中的一篇。文中写了一只惯受主人宠爱的小鹿常与家犬嬉戏，以犬为同类，后一出家门，立即被外面的狗吃掉的故事，其意在讽刺那些“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殆于祸”者（《三戒序》），寓意深刻，“千余年来，殆为唐文敷散最广之作”（章士钊《柳文指要》卷十九，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为其释音、释意者为数不少，但其中偶有乖舛疏谬者，笔者试辨析之并兼谈其史料价值。
　　临江所在，宋代注家如《增广注释音辨柳先生集》、《五百家注柳先生集》等于此均无注，其原因大概是临江所在非常明晰，无需注解。至此以后，政区变迁剧烈，后人已不知唐时临江所在，故往往以后世地名注此，代表性的观点为“临江”即江西省清江县（如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写的《柳宗元诗文选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贝远辰选注《柳宗元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柳宗元诗文编注组《柳宗元诗文选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唐宋八大家文钞•柳州文钞》，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高文、屈光选注《柳宗元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尚永亮注评《柳宗元诗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吴文治注评《柳宗元诗文选评》，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尚永亮、洪迎华编选《柳宗元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等）。据《元和郡县图志》、《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时称临江者有二：一为忠州临江县，隋大业初属巴东郡，义宁二年（618）为临州治，唐贞观八年（634）改为忠州治，终唐一代未曾废置；二为临江郡，本隋代水平郡的武林县改置，贞观三年（629）置州，天宝元年（742）改为临江郡，始有“临江”之名，乾元元年（758），又改为龚州。柳宗元被贬永州在永贞元年（805），其时临江郡已改治近五十年，则《临江之麋》中的“临江”即是指忠州临江县而言，大致今重庆忠县一带。唐时忠州产鹿，白居易《初到忠州赠李六》诗中说“吏人生梗都如鹿”，以鹿作比，可见忠州产鹿，唐时即为时人所知。宋代忠州驯鹿仍不少，《方舆胜览》咸淳府（即唐时忠州，南宋咸淳元年（1265）改，临江县仍为府治，迁今忠县东二十里黄华城）下土产条即有驯鹿一项，故柳宗元取“临江”所产麋鹿来设喻。此“临江”为忠州临江当无可疑。
　　《临江之麋》虽是虚构的寓言故事，但任何文学作品的创作都不可能脱离其生活环境，作品中所牵涉的人、事、物恰恰从虚构的侧面反映了历史的真实，这篇小文中就蕴涵着丰富的史料价值，试浅析之。从春秋战国时起，古人对麋鹿的记述就不绝于书，《孟子》中写到，“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可见至迟在春秋时皇家的苑囿中已经有了驯养的麋鹿。但麋鹿如何驯养，史无明文，而《临江之麋》就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材料。其先是临江人“畋得麋”，麋即是小鹿，下文又称“麋鹿稍大”，推测起来，他所田猎的应是一头幼兽。麋鹿虽然较温顺，但野性未除，对人仍有攻击性，因此临江人将幼崽带回家以后“畜之”，目的就在于驯服。临江人“日抱”之，且使其“就犬”，“习示之，使勿动，稍使与之戏”。日久天长，麋鹿已“忘己之麋也”，全然驯化，失去野性了。可以想象，古代各种家畜在驯化的初期，很可能就如“临江之麋”，先猎取其初生仔兽，采用人工哺乳的方法，俟其成长，这样容易使其驯服。这种取仔兽驯化野生动物的方法还可以从其他史料中得到验证。
　　《滇南杂志》记载：“临安山中产鹿，清明前后生子，其子必俟雨后方能走，若无雨，终不能行也。土人觅得归家，以羊乳之，长大便随羊行走，野性稍驯，可为园林点缀，名羊乳鹿。”
　　《岭外代答》卷九禽兽门介绍：“淳熙乙未（1175）二月，有野妇把一白鬻于市。太守郑以钱七百得之，日取牛乳饲之，长大乃雌尔，然驯狎可爱。郑求得张曲江进白鹿故事，作垒金羁络掩尾之饰，将以进呈而不遂。然钦之白鹿，自昔有之，不足异也。”（以上两例为谢成侠《中国养牛羊史（附养鹿简史）》检得，中国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
　　史籍中此类关于动物驯化的事例不多，柳宗元的《临江之麋》虽为文学作品，但恰恰给我们提供了目前所知较早的取仔兽驯化的记载。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临江之人，畋得麋，畜之。入门，群犬垂涎，扬尾皆来。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习示之，使勿动，稍使与之戏。积久，犬皆如人意。麋稍大，忘己之麋也，以为犬良我友，抵触偃仆，益狎。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然时啖其舌。三年，麋出门，见外犬在道甚众，走欲与为戏。外犬见而喜且怒，共杀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柳宗元《三戒•临江之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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