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明清學術史觀』移潰1）

  來源: 【舟山學刊】

一、引言  

   

    中國近、現代哲學與明清三百年的早期啟蒙思潮，有着內在的血脈關係。譚嗣同、梁啓超、章太炎、胡適等，曾分別盛讚船山、亭林、梨洲、戴震等人的早期民主思想。作為二十世紀中國唯心主義哲學的典型代表人物熊十力，亦從明清三百年的進步思想家那裡吸取了豐富的思想營養。而且，他出入佛、老，泛濫於宋明理學及其他各學派思想，又吸納了現代西方的哲學與科學思想，堂廡廣大，氣象雄博，在面對20世紀西方文化強大的衝擊波時，努力激活中國傳統哲學，特別是他本人所理解的儒家哲學的真精神，為中國哲學的創造性轉化提供另外一種典範形式（相對馮友蘭的哲學體系而言）。作為20世紀中國上半葉一個具有鮮明個性特徵的哲學家，他的哲學表現出極強的生命感悟色彩。他本人從轟轟烈烈的辛亥革命實際政治運動中退出，以其真誠而又嚴謹的哲學思考，對中國近代革命主體的道德素質建設表現出嚴峻的關注，因而其哲學又具有非常強烈的個人生活的體認色彩。在國難當頭之際，中華民族的命運是他最為關心的問題，故其哲學思考中充滿了強烈的民族情感。正是這些特殊的歷史際遇與個人感受，其哲學在觀照中華民族的精神歷史時，主觀評價的成分遠遠大於客觀描述的成分。然而這並不影響其哲學的價值，而無寧說其哲學的價值正是透過其充滿活力的主觀評價而展示出來。他自認為直承宋明理學精神，在『程朱理學』與陽明『心學』之間尋找到了一貫之精神，合心性為一而最終歸依於『心學』傳統，以健動之『心』為本體，認為『心，性也，名異而實一，即吾人所固有的健動之本體。』[1]相對於宋明以來理性主義哲學傳統，如張載、朱熹、船山與戴震等人而言，他的哲學特別重視人類歷史過程中的情、情趣的活力、驅動力在思想家尋求真知過程中的作用。並從此點出發批評他一貫服膺的船山及程子哲學中的歷史理性主義。他說：『船山、程子，以喜玩為劣義，其實，喜玩只是情趣悠長，而伴以思索，真知正解，每由此引生，非是劣義。』[2]他在評價孔子的『信而好古』的人生信仰時說道：『余嘗言，孔子信而好古，好之一字，是在情趣上說，非就知見言。』[3]的確，在歷史活動中，歷史主體的個人情感往往是從事正義事業的可貴引力，正如孔子所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然而，過重的歷史情感往往也有其負面的影響，它使人不能很好地體察客觀世界自身向人所呈現的理則。在品評明清各家的學術與思想時，熊先生也正因為他特別強調了歷史過程中個人的情感作用而展示了情感對他的負面影響，對於明清哲學家及時代思潮之評價，他雖然時有驚人之創見，如認為晚明哲學思想與近代西方科學精神有相通之處，在較早的時候提出了防止對科學的迷信，對人文精神的冷漠等睿知的見解，然亦時有衡定失當，激情多於理性，偏見代替分析的缺失，如認為清代學術重考據而反對高深的義理之學――顯然置戴震、章學誠、焦循及其他學人的哲學思想於不顧。在經過了一百多年的中西文明交流之後的今天，面對上世紀哲學老人對自己近世哲學傳統――『明清哲學』反思的種種得失，我們理應採取更為謹慎的學術態度反觀本民族的哲學傳統，在新世紀的跨文明對話中，一方面要更為開放地吸納世界各民族的優秀文化遺產，另一方面也應努力激活自己本民族固有的優秀精神生命，為妥善地解決當前人類所面臨的新問題提出自己的慧見。本文主要以熊先生的【讀經示要】為主，旨在對熊氏的『明清學術史觀』作一綱要式的勾勒，從而反觀現代哲學與明清哲學和思想之關係。  

   

    二、熊十力『明清學術史綱要』述評  

   

    明清學術研究是20世紀的顯學之一。以梁啓超、胡適、錢穆、侯外廬等為代表的著名學者對明清學術的開創性研究，引發出了一系列的學術成果。然而，伴隨着研究的深入，人們對於明清學術內容的界定，其精神所在以及貢獻與不足諸問題的認識，都有很大的不同，有的甚至得出了相反的結論。對此，熊先生也有自己的一套看法。首先，他不同意人們將晚明諸老的思想歸入清代學術範圍之內，而將其界定為晚明學術。其次，他認為，晚明學術的精神是宋學精神，與梁、胡、侯等人認為晚明以降學術精神是『務反宋明道學』的觀點不同。他認為，『晚明諸儒之學，雖多力反陽明，且上抵程朱，然諸儒根本精神自是宋學。』[4]並認為：『晚明為漢以後學術史上最光輝時代。』[5]他認為晚明學術屬於『第四期宋學』，處於『宋學之再變時期』。並從五個方面對晚明的學術特點進行了粗線條的勾勒。他說『晚明諸子，值東胡內侵，乃奮起而致力於學術思想之改造。是期學者，大抵反陽明，而於程朱心性學之根本精神，則確守而益加虔。以矯王學末流狂放之弊。然諸儒皆嚴毅而不至拘礙，廣博而備極深厚，崇高而不失愷弟，是其矯枉而無或過正，所以為美。此期學者甚多，思想派別，亦極複雜。此中不及詳。但總舉其優點，約有五。』[6]  


    （一）為學尚實測，堪為近世西洋科學方法輸入之強援。熊先生這一觀點與梁、胡、侯等學者對陽明學價值的認識不同，認為明代王學的長處在於『理性之發達』，只是由於王學末流的鑿空掩蓋了這一長處，『故王船山，亭林習齋諸儒之學，皆注重實用。為學之態度，皆尚經驗；言治化得失必征諸當代實情，而復考歷史，以推古今之變。窮義理之奧妙，必本諸躬行實踐，而力戒逞臆談玄。』只是由於清儒又喪失了這種『實測』精神，直到清末『始漸發露，而西洋科學方法輸入，賴此為之援手。』[7]  


    （二）民族思想之啟發。熊先生將民主主義的源頭上溯到孔子，認為孔子作春秋昌言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不是狹隘的種界之分，而實際上以文野與禮儀之有無來作為判斷標準。因而這種民族主義，『皆為尊人道，賤獸行，伸正義，抑侵略，進和平，除暴亂，決非懷爭心而與異種人為敵也。』[8]出於這一『文野』之分的思考，他高度肯定了晚明諸儒的民族主義思想。他說：『明季諸子，始盛揚民族思想，……及至王船山、呂晚村、顧亭林諸儒，則發揮光大，千載久閉之義，一旦赫然，如日中天。』[9]  


    在【十力語要】【答某生】一文中亦有類似思想，足以證明此為熊先生在民族問題方面的一貫之思。文中說：『大抵各民族間，必有其民族思想，即各能自愛其類，各圖自立自存，自強自創，乃能共進於太平。故民族思想善導之，用所以促進太平，實與太平之理想不相背也。』這種民族思想絕不是『狹隘的自私觀念，專以侵略他民族為事[10]。』  


    （三）民治思想之啟發。熊先生認為，晚明諸儒，如王船山、顧炎武、黃梨洲、顏習齋之民治思想，是挽救當時中國危機的寶貴思想。他說：『亭林、船山，同注重學風士習。此實民治根源也。中國而欲轉危為安也，王、顧諸儒之學，其可不急講乎。梨洲【明夷待訪錄】，亦言民治。顏習齋四存之論，尤為民治本根。』[11]  


    （四）哲學。熊先生認為，『此期哲學，仍繼續程朱以來反佛教精神，而依據大易重新建立中國人之宇宙觀與人生觀，奏此膚（膚者，大也―引者）功者，厥惟王船山。』他批評梁啓超以來談論船山的觀點，『自清末梁任公以來，時有談船山者，大抵就涉獵所及而摘其若干辭義，有合於稗販得來之新名詞或新觀念者，以讚揚之。至於船山之根本精神與其思想之體系及根據，則莫有過問者。』[12]以王船山作為明清時期哲學大纛，乃熊先生之明見，且其對當時研究船山者的批評也不算為過。然對明清之際哲學精神之概括，則有進一步討論之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