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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網易 第二個問題我要講的是民族發育和國家統一。
民族發育,我想應該包含漢族在內。中國要是只有華夏族――漢族,不可能形成這樣一個統一的大國。還需要很多其他民族。但是要使很多族在一起,文化水平不 一樣,生活習俗不一樣,歷史傳統背景不一樣,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大國,必然要付出代價,付出一些民族之間的代價,這個在歷史上來說是不得不如此的。出現一些 民族之間的衝突是事實,其中也有很多非衝突的、和平的狀態,可能時間更久一些。我認為我們考察各民族狀況的時候,有一個出發點,就是要承認各民族都有自己 發育的過程,不應該只是從我是漢族,你是少數民族,只是從你和我的關係這個角度來考慮問題。漢族也有自己發育的過程,也同周邊民族形成過衝突。漢族要是不 經過五胡十六國的局面搞出一個民族大融合來,漢族還是原來的漢族,那就沒有隋唐的局面。因為隋唐時期的發展,包含着大量非漢族的血統,非漢族的文化,非漢 族的各個方面的因素在裏頭。所以有人甚至於提出這樣的問題:隋唐國家究竟是漢族的國家,還是漢族和鮮卑族合建的國家?中國並不重視對血統的考慮,這是中國 文化的長處,不像英國人一樣,計算你是二分之一的血統,四分之一的血統,盎格魯一撒克森的血統,中國沒有這個說法,沒有這個想法。要承認各族有它自身發育 的過程,漢族也有這個過程,這個過程中間吸收了很多少數民族的東西。少數民族從一個落後的狀態上升到另外一種狀態的時候,完全自主、自覺是不可能的,總會 帶來一些衝突,帶來一些災難。把這個災難的問題放在民族發育總趨勢的過程中間、不可避兔的過程中間去考慮,就比較能夠理性地看待。五胡十六國就是一個最大 的典型。五胡主要是循着和平的方式進人中國內地的,大體上分佈在山西、陝西、河北北部、內蒙、遼西遼東。他們由於受到農業文化的影響,有向農業過渡這樣一 種要求,總是要接近比較方便的農業區,接近農業文化,因此向邊塞靠近是一個自然趨勢。他們後頭有一些比他們更落後的族,也在興起,這些族把他們向中國內地 這個方向推,一波又一波的推動。而中國偏偏又有一些政權,由於邊疆的空虛,由於邊疆常常受到某些族的侵襲,因此想找一些和自己關係好一點的族來守邊,主動 把他們招引到邊塞地區。種種客觀的以及主觀的原因,造成這個形勢。五胡十六國局面開始的時候,五胡都處在更接近內地的地方,一個一個進人到中原。五胡十六 國造成破壞,顛覆了西晉。到後來一個代替一個的十六國就不是漢族政權,而是胡族政權,一個胡代替另一個胡,只有極少數例外。我們看這個過程是痛苦的過程, 是悲慘的,漢族與胡族所受的痛苦都是很大的。但是看問題畢竟還要從歷史的結局來看,這些造成五胡十六國局面的族,失敗以後幾乎沒有多少人離開中國,都留在 中國;而且幾乎沒有多少人回到他們原來所在的中國邊疆地區,大部分都沉澱在內地。後來他們子孫改成了漢姓,文化也是漢族文化,實際上他們已經成了漢人,漢 族因此而強大,而壯大。所以,民族衝突在苦難的時候,我們是很不好接受的,當收穫的時候,我們就該想想,荒蕪土地的開發好多都是沉澱下來的少數民族做的, 漢族經過那麼大創傷以後還是那麼大的一個族,也是吸收了好多少數民族人口在裏面。我在想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就想到了恩格斯的一句話:『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 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就是說,歷史的災難有歷史的進步來補償。應用到中國民族之間所造成的災難的時候,這句話非常有啟發。因為這句話不是讓我 們站在歷史災難中間來觀察,而是要站在災難過去以後,來看看它的後果如何,這個後果往往是歷史的進步,來對這個災難做出補償,這個補償超過災難對民族的作 用。有了十六國的大災難之後,才有了隋唐,沒有十六國、北朝這樣一段歷史的話,隋唐的局面確實形成不了。因為隋唐文化十分興盛,朝代是很開放的,民族是很 開放的。從姓氏來判斷,那時少數民族的數量相當大,而且是居於高層領導地位的,文官不少,武將更多,不光是過去的鮮卑,還有後來的突厥、契丹等等。【唐 書】人物傳中,重要的文武官吏,看姓氏就可以看出來其民族所屬。不光是中國,外國文化也不排斥,所謂胡化,有的是新疆文化,有的是新疆以外的文化,還有的 是從印度來的文化。這樣一個開放的政權,給中國歷史帶來新血液、新氣象。這樣的一個政權對中國民族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卻是在災難之後出現的一個 政權。看待這個問題往往要從歷史的某一個段落終結,回過頭來看一看,這樣我們會比較理智一些,不完全處在一種情感之中。這裏順便提到一句,我們愛國主義的 提倡當然有重要的作用,愛國主義涉及到民族的時候,應當理智地考慮,有一些事可能在這個方面造成一些不很理智的狀態,揚此抑彼,對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感情等 等。總而言之,要理性一點。
民族融合本身也是一個困難的事,也有很多反覆。局部的短期的漢人胡化,是常有的現象,但是總體的、全局的少數民族 漢化,是更大的一個潮流。我這裏提到了中國歷史上出現的三次大的民族人侵,所以說是『人侵』,因為在當初向中原打進來的時候是一種人侵,有抵抗,正義、非 正義還是存在的,不是抹殺這些東西。三次人侵造成的後果,有幾個民族對中國民族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一個是拓跋鮮卑,沒有拓跋鮮卑的作用,就沒有隋唐這樣 一個帝國。一個是蒙古族,蒙古族結束了一次嚴重的民族對立、國家分裂的局面,蒙古族也給中國帶來了一些國外的,當時所謂色目人的文明。在蒙古族走向文明的 過程中間,最先依靠的不是漢人,而是色目人。把色目人帶到中國來之後,又給中國歷史、中國文化帶來一些新的東西。特別是中國的西藏這樣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 在蒙古人的手裏解決了。西藏,追溯歷史,關係很深遠,從文成公主起。但是那個時候,西藏並沒有人版圖,還是一個對等的狀態,隨時可以脫離。唐後期,吐蕃可 以一直打到甘肅,打到陝西,把長安也鬧得一塌糊塗。真正把西藏作為中國版圖的一部分管起來,作為中央直轄區管起來,從蒙古人建立的元朝開始。第三個特別有 貢獻的是滿族,是滿族解決了中國近代版圖的一些困難問題,天山南北問題,特別是台灣問題,台灣正式進入行政區就是在這個時候。 以上是從國土開發、民族發育兩個方面看待中國古代統一問題。這兩個方面不斷發展所誘發的矛盾,使中國的統一有張有弛,有縮有盈,有退有進。但總的來說, 是朝更高水平、更大規模的統一發展。總括起來看,第一,西周東周時期,在統一問題上,最早形成了統一觀念,奠定了中國統一第一步的地域基礎。第二,秦漢時 期創造了統治大國的制度基礎和治國經驗,逐步形成了統一規模、統一傳統。在技術手段那麼低下的狀況之下統治這樣一個大國,是對世界文明的一個偉大的貢獻。 統治這個大國必不可少的條件,是中央集權,中央集權必須要一個專制主義統治,專制主義到最後形成了專制皇權。中央集權專制主義的無上皇權,在統治當時中國 這樣一個大國是必不可少的條件。可是一旦形成了這樣一個制度,一代一代相傳,對中國人民來說又是一個沉重的負擔,要為此付出很大代價。我們知道歐洲歷史上 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反對路易十四的『朕即國家』,歐洲的『朕即國家』比起中國『朕即國家』的現實來說,晚了2000年,2000年以前中國就是『朕即國 家』了。由此可知『朕即國家』的觀念及其形成的制度、形成的傳統,對中國的影響是很大的,包袱很沉重。資本主義萌芽萌不出來,我想,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 有這樣一種傳統在裏面,對於中國來說也是需要後代來把它糾正。第三,隋唐收穫了十六國以來豐碩的民族融合成果,再次激發了中華民族的蓬勃生機。第四,元明 清時期進一步營造了統一國家的局面,確定了今天中國的版圖、民族分佈的格局,使得中國得以以統一大國的姿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除了國土開發與國家統一、民族發育與國家統一這兩個問題以外,我還要簡單地談一下對歷史上統一問題的幾點認識。
第一,統一中國需要華夏族漢族作為一種維繫的中心,要是在古代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的民族在裏面起作用,沒有一個核心來與周圍各族相聯繫的話,這個統一的國 家就說不上,不可能形成。有了這樣一個核心,就有可能團結那麼多民族一起來建立這個國家,以至於形成了一個拆不開、打不散的民族集體,到今天還是這樣的。 我剛才說到蒙古族,跑到西方去建立那麼多的汗國,一直到了歐洲、到了多消河。到了俄羅斯,回過頭來還得到中國這片土地上來安家,而且永遠留在這片土地上。 其他各族也是這樣,有的消失了自己作為民族的存在,但是他們民族的成分已經在中華民族裏面有了自己永久的位置。中國政權被顛覆過多少次,但是顛覆以後還有 恢復,恢復以後的政權基本上還沿着原來統一的格局,統一的路子。而且最可貴的是顛覆者、征服者最後是被較高的文明所征服,融化到中華民族裏面來了,這是最 具有力量的。所以我說,一時的統一的成功是偉大的,千秋歷史鑄成的民族間的向心力、人民的凝聚力才是統一國家的基石。我們常說文治武功,常把武功這一面看 成是中國版圖開拓的動因,其實這一面的作用應該是有分寸地看。沒有凝聚力量,沒有歷史的鋪墊,武功難以完成,成功以後也難以維持久遠。張學良先生在參觀台 灣延平詞時寫過一首詩,他說鄭成功『豐功豈在尊明朔,確保台灣人版圖』,意思是說鄭成功趕走了荷蘭人,把降表投給南明的永曆,永曆皇帝是明朝最後的逃亡 者,那時候的北方已經是清朝的順治了。鄭成功沒有投降到清去,這就成為一個問題,但是後來鄭成功的孫子鄭克u,康熙的時候投降到清。張學良的意思是說,明 是前朝,清是後朝,不管是前朝還是後朝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把台灣納人中國版圖的豐功偉績。我想這裏面有張學良個人的身世之感,不管他是在大陸還是在台 灣,都是堅決主張台灣人版圖的。
第二,華夏族,也就是漢族本身的維繫主要靠文化傳承。中國歷史上的華夷之辨,辨文化多,辨種族少。其實周族在 比較早的時候也不被認為是華夏,因為它在西方,還處在野蠻狀態。到後來,在周統治以後的蠻夷戎狄中間,還有所謂姜姓之戎、姬姓之戎,姜、姬都是周的國姓, 屬於周人的一些原始部落,也被看作是戎。所以蠻夷戎狄的問題在當時主要不是種族的觀念,而是文化的觀念。少數民族人主以後,最先往往想憑藉自己的武力優勢 來保全自己,維持統治,所以有相當程度的反漢化傾向。但是畢竟在歷史中長期起作用的不是暴力,而是一個處處存在的、天天起作用的文化的影響。女真人反對過 漢化,蒙古人也反對過漢化。但是要反漢化,他們就難於維持統治地位,只有漢族文化才能幫他們維持統治。蒙古人在中國建立了元朝以後,就立刻開科取士。有過 一個統計數字,元朝開科取士16次,錄取的進士是1100多人,其中蒙古人有300多,而蒙古族人參加過科舉考試的,一共是10000多人。所以很快,蒙 古人自己也進人到這樣一個漢化的潮流裏面來了。特別是清朝,清朝文化有兩面性,在北京做皇帝,漢化傾向很明顯,到承德避暑山莊去則完全是一種滿族原來的狀 態。清政府還立下了規矩,不許滿人經商,滿漢通婚也是不允許的。這樣一些限定並沒有影響到以後滿族接受比它先進的文化,而且接受以後,它又反饋給這個文化 各種各樣的創造。滿族因為提出了不許族人經商等規定,所以下層的遊手好閒的旗人被養起來,知識分子中間卻有很多精英成為了不起的學者,他們用自己的聰明才 智,利用漢族文化,給這個文化增添自己的貢獻,這樣的精英很多。其實也不光是滿族,其他各族也有,唐朝很多詩人就是鮮卑人。
第三,是牢固的統 一觀念,有效的統一制度。公元前的時候,要把一個像漢朝,103個郡國的戶口都統計上來,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統計上來的數字到現在為止,我們沒有理由不 相信。當然後來政權腐敗了,就不好說。據統計西漢人口有6000多萬,每年地方派上計吏專門向皇帝呈報戶口和墾田數字,皇帝親自接受上計。上計吏對朝廷來 說是有功之人,留在皇帝身邊做郎官。這只是制度中間的一種,其他像三公九卿官僚制度以及其功能的發揮等等,就不細說了。五胡亂華的時候有一個胡族統治者叫 石勒,他覺得自己的任務是要統一中國。他不認識漢字,讓別人給他讀【漢書】,聽到楚漢相爭,有人要劉邦把過去六國之後立起來作為自己的幫手跟項羽斗。他聽 到這個之後立刻感到吃驚,這怎麼行呢?這哪是好辦法?讀書的人接着讀下去,讀到張良進來,聽了這個話,不同意,立刻跟劉邦說這個不行,劉邦就收回成命了。 石勒聽到這個地方才落下心來,對,還是應當如此。所以說一個胡人統治者,沒有文化的人,在建立政權之後,他的心思所在也是中國統一。我們知道三國,魏國居 於正統,沒問題。蜀國,那麼疲弱,天天要打仗,沒有別的,只是不打仗就沒有存在的基礎,叫做『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吳國,霸業形成很早,但是不敢稱 王稱帝,因為什麼呢?它跟中原正統搭不上關係。到最後稱了帝,要履行皇帝的儀禮,進行郊祀,孫權不肯,說郊祀應該在『中土』,在中原地區,我們這裏不行。 司馬光有這樣一句話,他說自己『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但是『竊以為,苟不能使九州合為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也』。不能統一的話,那你這個天子白 做了。
第四,我說說華夏族――漢族的包容性。這裏面要說的東西很多。華夷不是沒有防,漢族也不是說生來就是那麼開明,也有不平等、偏見存在, 也要設防。我說的只是歸根結底,華夷之防本身不起作用,漢族本身,從種族意義說來就是一個變數。50年代成立內蒙古自治區,當時很多幹部思想不通,內蒙古 自治區漢人是多數,蒙古人是少數,漢人說,我們多數,為什麼反而要戴上蒙古帽子,不同意。當時周總理作了一個報告,他說,你戴了蒙古的帽子,蒙古也戴了一 個中華的帽子。他也不一定就屬於原來中華的地域。周總理還說,要知道,漢族本身就是雜種。意思就是說長期以來,漢族有包容性,有種族包容性,包容了很多非 漢族人民,所以才有今天的大。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他用很通俗的語言說明了很深刻的道理。中國歷代,這個包容思想是一直存在的。譬如說,編史的人本來最容 易有正朔觀念,誰是正統,誰是偏統。但是我們從【二十四史】中間看得出來,好多不是漢族建立的朝代,都列在正史之中。以南北史為例,南史是東晉南朝,南朝 宋、齊、梁、陳,漢族建立政權叫做南史;可是北方,鮮卑人的歷史同樣有北史,有其他的史。南史也好,北史也好,都是二十四史,同樣地位的史。後來還有遼 史,有金史,有元史,當然也有清史,就是【清史稿】。加上中國沒有國教,沒有宗教的那種偏見,包容性比較強。沒有長期大規模的宗教戰爭。宗教迫害局部有, 但是沒有形成全國範圍的、大規模的戰爭。因為漢族文化處在那麼一種開放狀況,所以少數民族也比較容易吸收漢族的東西。少數民族帶來了自己的土地、帶來了自 己的民族和文化,也完成了自身的發育,完成了自身歷史性的轉化。他們中間產生了許多優秀的人物,做了各種各樣的貢獻。我們還有什麼理由在民族之防上面去做 文章呢?
最後想要講的問題,簡而言之,就是中國西部大開發是鞏固中國統一,消除潛在不統一因素的千年大計。這個問題也分兩個方面,一個是國土 開發,酉部佔中國國土一大半,處在待開發、沒開發、後開發的狀態,東西不平衡越來越嚴重。而少數民族大部分在西部,所以又存在民族發展的不平衡。我所說的 國土開發和民族發育兩個問題,都是今天西部開發的最關鍵、最重要的問題。我希望在中國千年大業的大計劃中間,能夠把中國歷史上的這個債還上,把中國歷史上 該做的事情,古人沒法做,沒有能力做,看不到,而我們能夠做,能夠看到的事情,兢兢業業把它做下去,花錢,值得。沒有西部的開發,沒有西部少數民族狀況的 較大的提升,西部和東部處在統一國家內部的某種不平衡狀態始終會存在,這對統一總是一種隱患。搞歷史的人,希望能夠看到對歷史負責的全局觀念。西部現象, 好多是又有喜又有憂。我聽到塔裏木河有水了,居延海有水了,非常高興,歷史上的塔裏木河、居延海,好像又慢慢地重現。但是後來又聽說是行政手段,暫時措 施,還不是一個自然生態的恢復。聽說祁連山的冰川越來越萎縮了,過去匈奴人唱『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繁息』那麼一首歌,可見祁連山有那麼好的環境。可是 祁連山現在不能養牲畜,因為沒有樹木植被了,因為不可再生的冰川沒多少雪水流下來了。青海湖的危機也出現了。我早幾年想領略一下敕勒川『風吹草低見牛羊 』,到敕勒川去了一趟,我感傷的是敕勒川不是『風吹草低見牛羊』,風吹來,草還蓋不到我的鞋。生態的退化到了這樣的程度。所以生態的恢復,是最起碼的事。 千萬別為了政績,走便宜的路,走留下隱患的路。希望我們的西部開發,中國西部土地開發,中國西部民族發育,能夠走上一個正規的路子,使得中國的統一大業的 鞏固,能夠走出關鍵性的一步。
本文來源:網易歷史 作者:田餘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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