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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國學術論壇
【民族與古代中國史】一書，是傅斯年先生生前未能完成的一部講中國古代史的專著。據他自己說，到民國二十年（1931年）夏，『寫成的將三分之二矣』。他在【夷夏東西說】的前言裡說：『這一篇文是我在「九・一八」以前所作【民族與古代中國史】一書中的三章。這一書已成之稿，大致寫在「九・一八」前兩年至半年間。這三章是（民國）二十年（1931年）春天寫的，因時局影響，研究所遷徙兩次，我的工作全不能照預定呈規，所以這一書始終不曾整理完。』
在【周東封與殷遺民】的『前言』里，他又稱此書的書名為【古代中國與民族】。他說：『此我所著【古代中國與民族】一書中之一章也。是書經始於五年以前，寫成者將三分之二矣。日本寇遼東，心亂如焚，中輟者數月。以後公私事紛至，繼以大病，未能殺青，漸何如之！此章大約寫於（民國）十九年冬，或二十年春，與其他數章於二十年十二月持以求正於胡適之先生。適之先生謬為稱許。』
看來【民族與古代中國史】和【古代中國與民族】是一書的異名，絕不會是兩部書。書在未殺青定稿之前，對書名作些考慮是正常的。【周東封與殷遺民】的『前言』寫於『二十三年（1934年）六月』，【夷夏東西說】的『前言』寫於『二十三年十月』。就是說【民族與古代中國史】使用在後。傅斯年可能認為用【民族與古代中國史】作為書名好些。尤足以證【民族與古代中國史】為他的中國古代史的書名的是【東北史綱】一書中的一段話：『商之起源當在今河北東北，暨於濟水入海處，此說見吾所著【民族與古代中國史】一書，二月後出版。』因此，我就用它作了本書的書名（註：本文系筆者為河北教育出版社擬出版的【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名著】中傅斯年著【民族與古代中國史】寫的前言。）。
1931年至 1932年，我在北大史學系讀書時，聽傅先生的課，課堂上他常說要寫一本『From Tribe to Empire』（從部落到帝國）的書。【夷夏東西說】開頭一段就已提到：『在三代時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進，由部落到帝國，是以河、濟、淮流域為地盤的。』在【夷夏東西說】的『總結上文』部分中他又說：『我們可以綜合前幾章中所論的結果，去討論古代中國由部落進為王國（後來又進為帝國）的過程中，東西對峙的總結局。』我倒覺得『從部落到帝國』更能準確地反映書的內容，因此，我就在書名【民族與古代中國史】之下，加了一個副題『從部落到帝國』作為書的全名。
【夷夏東西說】和【周東封與殷遺民】都是【民族與古代中國史――從部落到帝國】一書的一部分是沒有問題的，因為傅斯年自己已說【夷夏東西說】是他所作『【民族與古代中國史】一書中的三章』，【周東封與殷遺民】是他『所著【中國古代與民族】一書中之一章』。
另外，【姜原】、【大東小東說】、【論所謂五等爵】，無論從內容上看或從寫作時間上看，大約都是【民族與古代中國史――從部落到帝國】的一部分。三篇所談，都是中國古代史的問題，都發表在民國十九年（1930年）五月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經濟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論所謂五等爵】，傅斯年說明『中華民國十九年（1930年）一月寫於北平』，其他兩篇沒有註明寫於何時，但肯定都寫於1930年5月之前，正符合傅斯年所說：『【民族與古代中國史】……已成之稿，大致寫在「九・一八」前兩年至半年間。』傅斯年所說『與其他數章於（民國）二十年十二月持以求正於胡適之先生』的『其他數章』，極可能包含【姜原】、【大東小東說】和【論所謂五等爵】。
傅斯年在文章中還常常說見某某篇。如他在【夷夏東西說】中說：『又有所謂伯夷者，為姜姓所宗，當與叔齊同為部族之號，別見【姜姓篇】。又祝融八姓之分配在東海者，亦號曰夷，別有【祝融八姓篇】，今具不入此文。』大約此所謂某某篇者，或屬尚未完稿，但看來肯定都屬於【民族與古代中國史】書中的一部分。
【性命古訓辨證】（註：本文所引傅斯年著作，均收入【傅斯年全集】，台灣聯經出版公司， 1980年。）是他的專著，但不是史學著作。【東北史綱】是傅斯年和別人合著的，雖然他親手寫了第一卷，書的主要論點也是傅斯年的觀點，但究竟是和別人合著的書，不能作為傅斯年的史學代表著作。能作為他的史學代表作的，就是這部未完成的【民族與古代中國史】。
但就這五篇已發表的篇章來看，篇篇都有精意，篇篇都有創見，篇篇都是有突破性、創始性的第一流的好文章。這一本未完成的書之已完成的幾篇文章，已足以使傅斯年坐上20世紀中國史學大師的寶座，享有大師的榮譽。
中國古代先秦時代，是東西兩大族群、兩大文化系統的對峙時期。傅斯年看到了這種東西對峙的形勢，提出『夷夏東西說』。
傅斯年根據【左傳】、【國語】、【詩】、【史記】各書所記夏地說：『夏之區域，包括今山西省南部，即汾水流域，今河南省之西部、中部，即伊洛嵩高一帶，東不過平漢線，西有陝西一部，即渭水下流』。『東方界線，則其盛時曾有濟水上流，至於商丘，此便是與夷人相爭之線。』
夏在西方興起強大的時候，東方卻是夷人的天下。
傅斯年說，所謂『夷』，『實包括若干族類，其中是否為一族之各宗，或是不同之族，今已不可評考』。孔子曰：『吾欲居九夷』，也是說『夷』之多。
他把夷人分作兩大族類：一太之族，二少之族。太與太昊為一詞，古經籍中多作伏羲氏，或作包羲氏。太氏主要有風姓，古代傳說中的華胥、女媧、大庭氏、葛天氏等都屬於太這一系統。傅斯年引證了經籍中關於太之記載後，歸納出兩條：一、太族姓之國部（按：指國家或部落。傅斯年對中國古代的族姓是國家還是部落概念並不十分清楚。從他的書名『從部落到帝國』來看，他大概認為這些古族姓還是部落）之分配（按：分配指『分布』），西至秦，東括魯，北臨濟水，大致當今河南東隅，山東西南部之平原，兼包蒙嶧山境，空桑在其中，雷澤在其域。古代共認太為東方之部族，乃分配（布）於淮濟間之族姓。二、太繼燧人而有此土。在古代之禮樂系統上，頗有相當之貢獻；在生活狀態上，頗能作一大進步。當是已進於較高文化之民族，其後世並不為世所賤。在周代雖居衛而為『小寡』，世人猶以為『明祀』也。
少一系，據傅斯年所述：『其地望大致與太同，而位於空桑之野之曲阜，尤為少之本邑。……太少二字，金文中本即大小，大小可以地域大小及人數眾寡論，如大月氏小月氏。然亦可以先後論，如太康、少康。今觀太、少，既同處一地，當是先後有別。太之後今可得而考見者，只風姓三四小國；而少之後今可考見者，竟有嬴、已、偃、允四著姓。……種姓蕃衍……比起太來，真是有後福了。』
傅斯年從【左傳】、【史記】、【世本】佚文、【左氏杜注】中所錄出的嬴姓所建國有：郯、莒、奄、徐、江、黃、趙、秦、梁、葛、菟裘、費。秦、趙後來成為戰國時大國，秦且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的帝國。另有群舒、六、蓼、英氏，為偃姓國家。
中國古代傳說中的大人物，很多是屬於夷族的，如：伯益、皋陶。
夷族所居住的區域，『西至今河南之中心，東盡東海，北達濟水，南則所謂淮夷徐舒者皆是。這個分布在東南一大片部族名為夷者，和分布在偏於西方的一大片部族名諸夏者，恰恰成對峙的形勢。』
在夷夏東西對峙的時代，夷夏之間曾有矛盾和鬥爭。傳說中反映夷夏間大的鬥爭有三次。一、是啟與伯益爭統。關於這件事，戰國的傳說有兩種，一謂啟、益相讓，二謂啟、益相爭。【孟子】說相讓，古本【竹書】說相爭，『益干啟位，殺之』。傅斯年說伯翳（傅斯年考證伯翳和伯益是一人）是秦、趙公認之祖，即是贏姓之祖，亦即是徐方之祖，亦即是盈族之祖。『然則伯益正是源源本本的東夷之祖，更無疑義。』益、啟之爭，即是夷夏之爭。二是后羿與夏爭國。后羿逐太康而代夏政。傳說中后羿亦稱帝羿或羿帝，又說是『帝降夷羿』，『革孽夏氏』，『阻窮西征』，『夷羿作弓』等。傅斯年認為，后羿、帝羿、夷羿，是東方夷人之主，是 『奉天帝之命降於下土者，為夷之君』。三是夏商之爭。湯放桀，等於夷滅夏。『商人雖非夷，然曾撫東方之人，並用其文化，憑此人民以伐夏而滅之，實際上亦可說夷人勝夏。商人被周人呼為夷，有經典可證。』
夷族的文化，在遠古時代是很高的。『如太，則有制八卦之傳說，有制嫁用火食之傳說。如少，則伯益一支以牧畜著名，皋陶一支以制刑著名，而一切所謂夷，又皆以弓矢著名。可見夷之貢獻於文化者不少。』
傅斯年說：中國夏商周或虞夏商周古史，『乃周人之正統史觀，不免偏重西方，忽略東方。若是殷人造的，或者以夷代夏。所謂「裔（疑即『殷』字）不謀夏，夷不亂華」者，當是西方人的話。夏朝在文化上的貢獻若何，今尚未有蹤跡可尋，然諸夷姓之貢獻都實在不少。春秋戰國的思想家，在組織一種大一統觀念時，雖不把東夷放在三代之系統內，然已把伯夷、皋陶、伯益放在舜禹庭中，賡歌揖讓，明其有分庭抗禮的資格。【左傳】中所謂才子、不才子，與【書】、【堯典】、【皋陶謨】所舉之君臣，本來是些互相鬥爭的部族和不同姓的酋長或宗神，而哲學家造一個全神堂，使之同列在一個朝廷中。「元首股肱」，不限於千里之內，千年之間。這真像希臘的全神堂，本是多元，而希臘人之綜合的信仰，把他們硬成一個大系。』傅斯年這段話非常精闢。本非一家人的古代各族傳說中的祖先，卻被編排在一起成了君臣、父子關係。
商和夏、周，仍是東西對峙。傅斯年從神話傳說，地望所在及其遷移活動諸多方面，分析考證商是興起於東方的一族。商和東北，渤海沿岸各族以及淮夷，都有祖先是由卵生的神話傳說。他引證了古籍中有關東北各族、商及淮夷的祖先來源於卵生神話傳說的記載。他說：『持此以證商代來自東北，固為不足，持此以證商代之來源與東北有密切關係，至少亦是文化的深切接觸與混合，乃是頗充足，很顯然的。』
商建立基業之地早期是在河濟之間的古兗州地。傅斯年說：殷之地望，在河濟之間古兗州，即今河北省南部安陽、大名、汲縣、滑縣一帶。上古時期，活動在這一帶的有：殷、衣、f、c、l、W、兗。據他考證，這『殷、衣、f、c、l、W、兗，盡由一原，只緣古今異時，成為殊名』。c，讀如衣，漢代兗州人謂殷氏為衣。c，殷，都讀作衣。f、c、l三字，當是一字之異體。【左傳】哀公二十四年杜注說：『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域。』晉朝白馬縣當今滑縣東境一帶。【呂氏春秋・有始覽】說：河濟之間為兗州，l也。f、l之地望如此，殷之原來所在，由此可知。
【詩・商頌】：『相土烈烈，海外有載。』相土，為商代甚早之先王；海，最近之海為渤海。相土能戡定海外，則其根據地必去渤海不遠。而所謂海外，最有可能的是遼東半島或朝鮮之西北境。紂歿後，
殷人箕子仍得以亡國之餘退保朝鮮，則殷與朝鮮之關係必甚密切。傅斯年說，箕子之東，蓋『從先王居而已。猶之金亡後猶在混同江邊保其女真族，元亡後猶在漠南北保其蒙古族』。
相土之後，殷之世系中有王亥、王恆、上甲微，皆與有易氏有鬥爭；王亥且為有易擄去作奴隸，『牧夫牛羊』。有易之活動地區，必在今河北易水流域。傅斯年說：『則此時殷先公之國境，必與有易毗連可知，即必在今河北省境北部或中部可知（本文另一地方又說中部南部）。』
總結以上的考證和論證，傅斯年說：『直接史料與間接史料相互參考，均指示我們商起於東北，此一說謂之為已經證成可也。』
歷史傳說，湯興起於亳。亳有多處。『濟河流域中以薄或博名者，尚有數處，其來源雖有不可知者，然以聲類考之，皆可為亳之音轉。』【左傳】昭公九年：『及武王克商，薄姑商奄，吾東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傅斯年認為：薄姑、博、薄、亳等地，『實沿濟水兩岸而逆流上行。』『大凡一切荒古時代的都邑，……多是在河岸上的。一因取水的供給，二因交通的便利。濟水必是商代一個最重要的交通河流。』『商之先世或者競逆濟水而向上拓地。』薄姑舊址去海濱必不遠。『然則薄姑地望正合於當年濟水之入海口，是當時之河海大港無疑。』『至於「肅慎燕亳」之亳，既與肅慎燕並舉，或即為其比鄰。若然，則此之一亳正當今河北之渤海岸，去薄姑亦在數百里以至千里之內。今假定商之先世起源於此之一亳，然後入濟水流域，逆濟水而西止，沿途所遷，凡建社之處皆以舊名名之，於是有如許多之亳。』
殷商興起之後，夏商仍是東西對立。夏在西，商在東，最後商滅掉夏。
美籍華人歷史學、考古學家張光直教授對傅斯年和他的【夷夏東西說】極為稱讚，他說：『傅先生是一位歷史天才，是無疑的。他的【夷夏東西說】一篇文章奠定他的天才地位是有餘的。這篇文章以前，中國古史毫無系統可言。傅先生說自東漢以來的中國史，常分南北，但在三代與三代以前，中國的政治舞台，……地理形勢只有東西之分，而文化亦分為東西兩個系統。自傅先生夷夏東西說出現之後，新的考古資料全部是東西相對的：仰韶―大汶口，河南龍山―山東龍山，二里頭（夏）―商，周―商、夷。……【夷夏東西說】不是很長的一篇文章，但是有了這篇文章以後，歷史學家看中國歷史便有了一個與前不同的角度。這樣的文章可以說是有突破性的。』『他的東西系統成為一個解釋整個中國大陸古史的一把總鑰匙……傅先生也沒想到的，在整個中國大陸東西對立都是很顯著的現象與研究題目。』
【夷夏東西說】之外，他的其他幾篇文章，都有他自己的符合中國古史實際的獨行見解，也是篇篇擲地有聲的。如【周東封與殷遺民】對於三年喪和先進於禮樂、後進於禮樂的解釋都極精闢。
【論語・陽貨】：『子曰：夫三年之喪，天下是通喪也。』
【論語・先進】：『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孟子・滕文公上】：『孟子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滕）父兄百官皆不欲也，故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
孔子說，三年之喪，天下之通也。滕國的卿大夫卻說，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這怎麼解釋？『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這句話也是向來不得其解者。漢宋詁經家說，皆迂曲不可通。
傅斯年的【周東封與殷遺民】對此作出唯一無二的精闢透徹的解釋。【周東封與殷遺民】說，殷是大國，周滅殷後並沒有把殷民都殺掉，而是把他們大批遷到洛邑或分給姬姓、姜姓貴族帶到外地去建立新邦。如分給伯禽帶到魯國去的有殷民六族，分給康叔的有殷民七族，分給唐叔的是懷姓九宗。『可見魯、衛之國為殷遺民之國，晉為夏遺民之國。』並引證材料說明三年喪是殷民的風俗習慣。這就清楚了：孔子說『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指的是殷人。殷人是行三年之喪的。殷人是一國之人民，故可以稱『天下』。滕國的卿大夫說三年之喪『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指的是周人，一國的統治階層。周人不行三年之喪。『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這也就清楚了。開化早的文明人是住在城外的『野』的人（殷人），開化比較晚的住在『國』里的是君子（統治階層，周人）。
【周東封與殷遺民】，進而論宋、魯、齊諸國，都是以殷民而建立的邦國。後代齊地的民間故事、民間信仰，仍多來自殷民。荀子『按往舊造說，謂之五行』，『其所由來久遠』。這由來久遠的五行說可能與殷人有關。傅斯年說：『商之宗教，其祖先崇拜在魯獨發展，而為儒學；其自然崇拜在齊獨發展，而為五行方士。各得一體，派衍有自。……商朝本在東方，西周到東方或以被征服而暫衰。入春秋後文物富庶又在東方，而魯、宋之儒，燕齊之神仙，惟孝之論，五行之說，又起而主宰中國思想者二千餘年。然而謂殷商為中國文化之正統，殷遺民為中國文化之重心，或非孟浪之言。』
無論傅斯年這段話正確到如何程度，它都是非常有啟迪作用的，使我們對中國文化的正統，周乎？商乎？應有更深入的考量。
【大東小東說――兼論魯、燕、齊初封在成周東而後乃東遷】、【姜原】和【論所謂五等爵】也都各有新意，讀者可以自己體會。
傅斯年有學術心，也有學術事業心。他回國後在中山大學教書，不久就在中山大學創辦『語言歷史研究所』。這是1927年秋天的事，他到中大教書才半年。 1928年10月，傅斯年又在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的基礎上，籌備建立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後他即任所長，一直到1950年去世。他的社會、政治職務千變萬化，名堂甚多，史語所的所長職務是一直擔任到底的。
他以史語所為基礎，對中國近代學術事業作出很大貢獻。
為近代中國學術事業培養了一大批優秀人才。首先他拉了一大批著名學者到史語所領導研究工作。一時想到的如：陳寅恪、徐仲舒、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李濟、董作賓、梁思永。1927―1937年是史語所的鼎盛時期，傅斯年收羅很多人才到史語所來。其中不少人後來成為大家，如：陳、石璋如、丁聲樹、勞幀⒑厚宣、夏鼐、周一良、高去尋、全漢升、鄧廣銘、張政R、傅樂煥、王崇武、董同和、馬學良、張琨、逯欽立、周法高、嚴耕望等等。這些人或多或少都受過傅斯年的培養，都或多或少繼承了他嚴謹的重材料、重考證的學風。
搶救、整理明清檔案。清朝內閣大庫的檔案，內有詔令、奏章、則例、移會、賀表、三法司案卷、實錄、殿試卷及各種簿冊等，是極珍貴的第一手歷史資料。從晚清宣統元年（1909年）國庫房損壞搬出存放後，幾經遷徙、幾易主人，潮濕腐爛、鼠吃蟲蛀，損失極為嚴重。其中一次主管者歷史博物館以經費缺乏，曾以大洋4000元的價格將此8000麻袋總計15萬斤的檔案賣給造紙商拿去造紙。著名考古學家馬衡大聲疾呼，由傅斯年呈請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先生做主，才以1.8 萬元將這批幾乎要進造紙廠的檔案買下，然而已由15萬斤減為十二三萬斤，少了2 萬多斤。搶救下這批十分珍貴的檔案材料，傅斯年是有大功的。
科學發掘河南安陽殷墟。傅斯年極重視史料和新史料的獲得。他在【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工作旨趣】中說：『（一）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之系統，而不繁豐細密的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二）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他重視清檔案的搶救整理和殷墟的發掘，目的都在取得新材料，擴張新材料。他有一句名言：『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在傅斯年領導史語所的同仁科學發掘河南安陽小屯殷墟之前，殷墟甲骨片的出土已有30多年的歷史。19世紀末葉，安陽一帶的農民在耕地時偶然發現了一些甲骨片，藥材商人便當做龍骨來收購。金石學家王懿榮看到這種甲骨片，認識它的價值，便多方購求，此後逐漸引起學者的注意。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先後出版了劉鶚的【鐵雲藏龜】、孫貽讓的【契文舉例】、羅振玉的【殷墟書契】等。其後，王國維利用甲骨文研究商朝歷史，寫出【卜辭中所見殷先公先王考】和【殷周制度論】等名作。
這一來，小屯殷墟出土甲骨出了名。古董商、藥材商蜂擁而至，他們一面搜購，一面聚眾私掘。外國『代表團』、『考古家』，也都進來高價購買甲骨。殷墟現場受到嚴重破壞。
傅斯年對此聽在耳里，看在眼裡，遂呈請中央研究院院長批准，由史語所考古組正式組織人員去小屯發掘。開始困難重重，一些人的地方主義、利己主義、風頭主義一時俱來，他們阻撓發掘或強制停止發掘。傅斯年親到開封（當時河南省政府所在地），上靠南京政府的權威，下依河南開明人士的支持，也靠傅斯年的辦事才幹，人事關係才得疏通好，發掘工作才得順利進行。
從1928年到1937年，10年時間，殷墟發掘大小共進行15次。傅斯年在百忙中，數次親到小屯視察指導。規模最大的一次發掘是第13次，時在1935年夏。傅斯年偕同法國漢學家伯希和來到安陽。石璋如回憶說：『那時是殷墟第13次發掘，所用人力在三百人以上，為殷墟發掘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也是中國的考古工作在國際間最煊赫的時期。約在五月中旬，氣候已經相當的熱了，他和法國的東方學者伯希和先生到達安陽……伯希和先生對着那樣偉大的陵墓，那樣排列整齊的小墓，那樣大量並精美的燦爛的器物，在孟真所長面前，不斷的驚訝和讚嘆！』『九・一八』 事變以後，日寇侵我形勢日急。殷墟發掘被迫停止下來。
在中國近代科學考古史上，傅斯年是第一功臣。這是他對中國學術事業的大貢獻。
傅斯年是北京大學培養出來的，對北大特有感情，在他一生的事業中，對北大也是特有貢獻的。
30年代是北大輝煌的盛世，教授陣營盛極一時，名家胡適、傅斯年、錢穆、陶希聖、孟森、湯用彤等都是北大教授，陳寅恪等都在北大講課。當時蔣夢麟是北大校長，但推動北大盛世出現的卻是胡適、傅斯年，尤其是傅斯年。蔣夢麟回憶說：『當我在民國十九年（1930年）回北京大學時，孟真因為歷史語言研究所搬到北京，也在北京辦公了。「九・一八」事變後，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參謀就是適之、孟真兩位，事無大小，都就商於兩位。他們兩位代北大請到了好多位國內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後之復興，他們兩位的功勞實在太大了。』
傅斯年對北大的第二次貢獻，是在抗日戰爭勝利之後。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政府任命胡適為北大校長。時胡在美國，回國之前，北大校長由傅斯年代理。從敵偽手裡接辦北京大學，有很多棘手問題，如對日本統治下的北京大學的教職員如何處理便是一個問題。傅斯年決定一個不用。他給夫人俞大Z寫信說：『大批偽教職員進來，這是暑假後北大開辦的大障礙，但我決心掃蕩之，決不為北大留此劣根。』把困難解除，把『天下』掃平，為胡適回校鋪好道路，這是傅斯年做代理校長以報胡適的決心。他給夫人的信又說：『實在說在這樣局面下，胡先生辦遠不如我，我在這幾個月給他打平天下，他好辦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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