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和《中国新闻舆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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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分四个方面介绍了林语堂英文版《中国新闻舆论史》。此书的内容分两大部分：古代的舆论批评和报刊的发展历史，其突出的贡献是在古代的舆论批评和共和以后的新闻事业状况。
林语堂作为一个文学大家是享有盛誉的，但是他在新闻史方面的贡献却很少人详细地了解，有些人知道他曾经写过一部著作，但是没有看过，在林德海主编的《中国新闻学书目大全》中也只见其名没有注释。这除了其著作是在20世纪30年代写的原因外，很大部分是因为他是用英文写的，并且一直没有翻译成中文。笔者最近在研究舆论史的时候发现了这本书的英文版本，据林语堂自传所说首次是芝加哥大学出版，而笔者所见是1968年纽约GREENWOOD再版。林语堂把它翻译为《中国新闻舆论史》。
这本书的价值在于他研究了中国古代舆论状况和近代新闻事业的关系，在史料方面对30年代的新闻、文学界的描述也很有参考价值。虽然如方汉奇先生所讲不是十分严谨，仍有给人启示的地方，从中也可看到林语堂对中国舆论和新闻事业的看法。
本书分两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古代没有新闻事业时期的社会舆论，第二部分是新闻业如何反映社会舆论。他试图从这样的描述中寻找古代民意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探明新闻能在多大程度上表达民意。
激烈的古代舆论批评
在舆论方面，林语堂认为古代固然存在着一些少量的官方公报如邸报，但是其在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远没有当时的舆论批评重要，也没有反映当时的社会情状。他认为即使是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中国的舆论仍然是强大的，民众对统治阶级的批评甚至比西方更加强烈。而在舆论批评中最活跃的是有文化的士人，他们可以称为是“第四等级”。“这些无畏地批评国家事务的运动在儒家士人的历史中写下了辉煌的篇章，应该说是充分地粉碎了那些认为中国人生来就与公共事务无关的理论。”［1］
最早的舆论批评形式是一些歌谣和韵文，包括一些小说和戏剧，它们朗朗上口、易于流传，并且对统治阶级抨击的激烈程度是现代受审查的报刊所无法达到的，所以深受人民的喜爱，即使几百年上千年也会不朽，对喜爱好名声的统治者也形成一种威慑力。
对于古代大的舆论事件他基本上分为三个高峰时期，即汉代的党锢及其在魏晋的影响、宋代的太学生运动和明代的东林党运动。(笔者在看此书之前已经写出的一部分《舆论史》书稿中，列出的舆论高潮也包括这三个比较大的运动，但是笔者认为先秦游说之秋、清代的文字狱在当时社会也是影响比较大的舆论活动。)林语堂认为这三次大的高潮表现了代表舆论的文化公众与统治阶级之间的有组织的斗争，说明只要中国的士人被正确地领导和组织起来，就能有很大的勇气去代表正义，即使冒着一批又一批被杀的危险。但是在专制统治下它们遭到的惨败，“说明如果没有宪法保护士人和作家，拥有一个正常和固定的舆论势力是不可能的。 ”［2］另外一个后果是导致了后来中国人对国家事务的漠不关心，如魏晋时士人们 用愤世嫉俗和放荡不羁来保住自己的头颅。
这些舆论运动显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特点，汉代太学生和正直的官员反对宦官和外戚的斗争，是比较近距离的搏斗，所以往往是成群结队地被杀。而宋代的太学生运动是反对外来的入侵者，与汉代的有所不同，“首先，运动更加稳定并覆盖了一个半世纪而不是三十几年。其次，它反对外部政治危险比反对国内宦官暴政更多些，因此缺乏汉代内战和近距离搏斗的特征。第三，没有像汉代那样有组织的团体，因此没有陷入戏剧性的宫廷政变；它是相当稳定的运动，在运动中受到习俗的支持，用大规模的在宫门前联合请愿和抗议的形式出现。”［3］而明代的舆论批评则是通过制度的形式出现，即监察御史上奏章弹劾，并且是以密集的方阵前进，前仆后继地上请愿书。这些监察御史的使命是代表民意监督政府和皇帝的过失，他们相当于现代的政治评论家。但是当他们遇到阁臣和宦官的阻挠和迫害时，却没有法律规定他们享有豁免权。这个时期的舆论批评比较成熟，有东林书院作为舆论中心，有首都公报推波助澜。但是他们也受到了历史上最可怕的迫害，因为遇上了历史上最大的宦官魏忠贤。
这三次舆论批评的共同之处就是太学生充当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和朝中正直的官员相互激荡、呼应；三次舆论都是在国家、民族危亡时发生的，宋代主要是抗击外族侵略，但其斗争也是以反对国内的卖国贼为主，而汉代和明代的运动都是反对宦官和外戚专权造成的政治混乱现象。林语堂认为士人之所以对宦官和外戚这么痛恨，“最根本的是基于他们的性别和等级偏见”［4］，因为宦官大部分是文盲和无知的，又是刑余之人，却把持了朝政；而外戚的背后是皇后，女性当权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总是遇到很大的阻力，所以士人把政治的昏暗归结于这些不正常的现象。三次舆论高潮反映了中国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对国家事务的关注，也反映了舆论越来越有组织性，并且发展成熟为一种主要的参政、议政方式。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虽然漫长，但是这种强大的对时政的舆论却是任何西方国家所没有的。监察御史制是专制制度的内部调整机制，是一种修补剂，正像林语堂所说它履行了现代报纸所担当的责任，“皇帝御史监察制度不是对报纸或人民的审查，而是对政府和皇帝自己的审查。 ”［5］它基本上代表了人民的声音，不过这种“言路”是否开通，关键还在于君主是否开明。在昏庸的君主和残忍的宦官面前，这种舆论批评只会带来血腥的屠杀。
林语堂最主要说明的是没有宪法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是不可能正常发挥舆论批评的作用的，但是通过对历史的考察，他最后也流露出一种否定性的答案：在专制独裁下，即使有宪法的保护，也是一纸空文。“在专制与民主的冲突中，宪法的一纸文件比不过独裁者的刺刀”［6］。
与新闻规律背道而驰的“现代报纸”
林语堂在描述现代报纸的发展历史中借鉴了1927年第一次出版的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33年用英文出版的罗斯维尔S・布立顿(Roswell S・Britton)《中国期刊新闻，1800-1912》(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但他主要关注的是发展的轮廓，因此第八、九、十章主要描述近代以来报刊的发展历史，其中大量引用了戈公振的资料，但是有的弥补了戈公振书中的不足，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到1935年间的报刊资料，并在第十一章“现代新闻业”( 共和时期)、十二章“当代期刊杂志”中描述了当时报纸、杂志的特点和在社会舆论中所起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他把报刊历史划分为现代报纸初期(1818-1895)、革命前的改良报纸(1895-1911)、共和时期(1912年以后)三个时期，认为1895年到1911年间是报刊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报业杂志不顾清政府的镇压和审查，大多数不考虑金钱利益，鼓动和宣传革命，并得到了一些新式官员的支持，其兴盛与近代的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等政治运动密切相关，真正起到了反映和指导舆论的作用。“在这些潮流的运动和反运动中，文学中国被唤起了民族和政治意识，它的积极性被激发出热情的光芒，这光芒最后毁灭了满清帝国。”［7］而辛亥革命后，除了1915-1925年外，显得有所退步。林语堂归其原因为：“一个政府越‘强大’，报刊就越弱小，反之亦然。”［8］他把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比喻为马和它的骑师，政府的民主原则应该是让马与它的骑师交谈、质询。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人民是任由骑师把他们带到草原或屠宰场的马；而在共和时期，人民变成了马背上的骑师，但是由于民主启蒙刚刚开始，人民还不知道怎样去行使自己的权利、怎样管理国家，就像一个孩子一样；而马又是还没有驯服的野马，时时有摆脱缰绳的冲动，并威胁背上的孩子。在袁世凯时期报业遭到毁灭性打击，许多报纸宁愿关闭也不愿意充当袁世凯的鼓吹手，但是正是这种舆论导致了袁世凯的失败，所以“因此虽然表面上它是中国报刊的失败，但实际上是中国人舆论的胜利。”［9］袁世凯死后到1926年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军阀混战，政府微弱，所以报刊又大量增长，这一时期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时期，这一时期有文学革命、有五四运动、有五卅群众运动，其中学生再一次显现出政治中的领导能力，而五卅运动其实是各阶层都参与的一次更加有组织的运动，这次舆论高潮直接导致了1926年的民族主义革命，使国民党真正意识到大众的力量。但是在1927年白色恐怖下和中国劳动工会被解散以后，抵制运动受到镇压，报刊被压制、审查，舆论沉默无声，受到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中国竟是一片平静的表面，“中国人忘记，或者是被迫忘记了怎样使用过去三十年他们曾经学会挥动的有可怕威力的武器。 ”［10］1927年至1930年共产主义思想和著作在中国普遍流行的年代，一些共产主义的杂志和报刊创立，但是在官方的迫害下，都很短命。林语堂对当时国民党的镇压和审查制度很不满，对共产党的评价也比较公正、客观，在当时是比较难得的。
林语堂重点评价了当时报刊的制造、编辑方式、特征和新闻分类、广告和发行等方面，很多规律的总结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其现实意义。他认为“《大公报》毫无疑问是中国最革命和编辑最好的中文报纸，而《申报》和《新闻报》象征着又大、又老的保守派报纸，同时也是我们所有的编辑最坏的报纸之一。《申报》和《新闻报》的区别是，《申报》编辑很差，而《新闻报》根本就不编辑。然而两者都是今天中国两个大报，有最大的发行量。它们都宣称发行量十五万，而调查显示它们现在发行量都不超过十万。”从中他得出一个结论：“最流行的报纸是编辑最坏的，它靠广告作为运行的基础，新闻是次要的，仅仅是填补广告剩下的缝隙；而编辑较好的报纸影响的公众比较少。”［11］例如《申报》的编排方式，有两个明显的缺点：一是版面次序不方便人们阅读，并且一些版面内容不确定，来回跳跃，不容易找到；二是新闻版的随意性，新闻只是填补广告的空白，赚钱成为出版商超越一切的利益。至于在写作和报道方面也远不能使人满意，他总结出新闻报道的几项原则：“第一，新闻必须与官方一致；第二，新闻必须是正确的；第三，新闻必须是友好的；第四，新闻必须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第五，新闻必须是没有接触过的。尖锐的观察者会看到这些原则与新闻出版的公平、真实、刺激、快捷和精美编辑是相对的。”所谓的“与官方一致”，也就是在报道时把官方的资料作为唯一的版本，甚至不提它是官方提供的，让人们认为这就是事实的真相，典型的例子就是1936年3月25日警察包围复旦大学，阻止学生出去游行，发生了警察枪支走火打伤警察的事情，但是报纸根据官方作的报道却说是共产主义学生闹事，开枪打伤警察；“正确的”原则即是写作风格遵循枯燥的传统八股文的写作方法，而没有活泼的文风；“‘友好’意味着沉默地尊重发生在这个国家的所有真正重要的政治运动。”不作“伤害国际友谊”的报道，即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保持沉默；“新闻最后要经过‘时间的检验 ’意味着新闻应该是迟到的，‘未接触的’意味着当它们被送到报社办公室时，主编的笔要尽可能少管闲事”。所以这些原则实际上是与新闻的规律相悖的。林语堂认为这些新闻报道和写作固然有政治上的因素，也有传统文风的因素，所以他对此的批评有三点：“第一，它有一种政治新闻的优势，保存了旧的邸报的影响和整个中国文人的精神。第二，它缺乏文笔优美的通讯、受过好的训练和教育的通讯员。第三，正如已经提到过的，一般的新闻写作缺乏趣味和活泼。”［12］这样就造成了小报的流行，因为小报与大报的以上作风刚好相反。
当然，林语堂也客观地反映了报纸的发展和变化，认为有不少进步的地方，首先是报纸的发行量和数量上有很大的增长，作者用大量的篇幅记载了当时报纸的发行量和各省报纸的分布状况，根据各报的自我声明和统计的数字显示，中国的读者人数有7%，去掉水分，至少占5%。他把戈公振书中统计的1922-1924年邮递的报纸数字与1935年《中国年鉴》统计的1932-1934年的报纸数字进行比较，说明在十年间报纸平均增长125%。其次是报纸整体上的进步，特别是一些编辑比较好的报纸，如《大公报》和上海《晨报》，即使一些保守的报纸也有所进步，主要表现在附刊的丰富上，很多报纸都有关于文艺、电影、文学、财政、妇女儿童的副刊或独立的附刊。
政治风雨中短命的期刊杂志
林语堂用一章来阐述期刊的特征和重要性，并且在他其他的书中也一再描述了中国杂志与西方的不同之处，这对我们研究当时和当今的杂志有特别重要的借鉴价值，因为我们至今对期刊杂志的研究仍然是不够重视的。
他把期刊的作用看得非常重要，认为“期刊是一个国家文化进步最好的迹象。”期刊的功能是“为受过教育的公众服务，监视最重要的潮流和国内外的形势，介绍或提倡新的文艺运动，不断地指导当前的思想和矫正它的错误。”［13］在当时中国社会和政治激烈变动的年代，中国期刊的共同命运都是短暂的，一般是1-5年时间，因为大部分期刊都是一些穷人办的，只有中国最大的出版公司商务印书馆支持的《东方杂志》生存的比较长久。为了对付国民党的审查制度，虽然被查禁了，它们又换一个名字继续出版，所以这一时期的期刊仍然是如雨后春笋一样层出不穷，1934年被称为“杂志年”。1935年《中国年鉴》根据内政部注册的期刊统计数字为450家，而因为大部分杂志没有注册，所以商务印书馆的经理王云五先生估计有900多家，这些杂志涵盖了各个领域，而且模仿西方杂志的特色，各有风格。
林语堂认为与西方杂志相比，国内杂志有以下的特点：第一，“是新闻写作风格还不适应流行的需要”。中国的写作只是少部分人的特权，而他们又总是写给作家们看的，所以高高在上，很少描写普通百姓喜欢看的东西，并且有很多是材料的堆积和剽窃。文学的普通化是林语堂本人致力的目标，这就要求风格的简朴、口语化和充实。他自己在办杂志时就力主文笔幽默、闲适。第二，是有一个为杂志写作的阶层，写作在中国是一个令人尊敬的职业，这个阶层的人也受人尊敬，所以他们不愿意用庸俗的语言去写作，“这个传统现在正在被打破，不过，写作艺术今天仍然被普遍认为是少数经过训练的专家的专业。”但是写作是中国最穷的薪水之一，这些人没有为了改善境遇而写作好文章的动机。第三，“是中国的作者从来不用腿写作，不愿意为了一篇有特色的文章四处去找材料”。其原因之一是中国杂志没有能力提供给一些特约记者去四处采访的经费。所以出现“我们没有训练过的作家阶层来写有特色的文章，我认为这是今天中国期刊状况最大的缺点。”［14］它切断了文学与现实社会的联系，只是一些穷作家在阁楼上闭门造车。第四，中国作者与西方作者伦理上的不同。中国作者“文人相轻”，当他们的作品没有被采用，就觉得人格受到了侮辱，于是跑到另一个杂志上大骂，互相揭丑、诋毁。在当时文人政治上分成两个阵营，互相对垒。第五，比较缺乏率直的讨论，这是中国当时的环境所致，无知或外行的报刊审查员导致作家和编辑不敢批评政府，《新生》周刊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林语堂自传》中，林语堂从另一个角度谈到了中西杂志的比较，他在谈《人世间》时，提出西方杂志有以下特点，这些特点正是与上文所述相对照：第一，意见比中国自由。“ 因用了个人笔调，篇篇是有独见，得自经验，出自胸襟的话”，是诚实的文学。第二，文字比中国通俗，用笔说话。第三，作者比中国普遍。所以他说“可见中国杂志是死的，西洋杂志是活的。西洋杂志是反映社会，批评社会，推进人生，改良人生的，读了必然增加智识，增加生趣。中国杂志是文人在亭子间制造出来的玩意，是读书人互相慰藉无聊的消遣品而已。”林语堂自己也主编过三个杂志，他主张用幽默、轻松的语句使人得到教益，《人世间》杂志的宗旨是“提倡小品文笔调，即娓语式笔调，亦曰个人笔调，闲适笔调，即西洋之Familiar Style，其目标仍是使人‘开卷有益，掩卷有味’八个大字。要达到这八个大字的目标 ，非走上西洋杂志之路不可。”［15］
当然，林语堂在《中国新闻舆论史》中也强调了杂志对开启民智的重要作用，“中国期刊在从社会和智力上唤醒中国方面起着深刻的影响。期刊的那种影响渗透社会的每个角落和生活的每一步。中国觉醒的历史确实与少数期刊和少数杰出作家记者的历史联系在一起”。［16］如梁启超领导的《新民丛报》和孙中山领导的《民报》的论战，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郭沫若等人办的杂志，在中国历史上都功不可没。
审查制度对报刊和舆论的影响
审查制度在中国已经有悠久的历史了，从封建时代到民国这种制度越来越完备、严格，它是专制的一种重要标志，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林语堂认为“我们不能忽视同时代在中国审查书籍、杂志和报纸的制度，因为它特别解释了公共舆论成长的迟缓，特别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报业今天是这个样子，更进一步，因为它特别解释了中国人圈子里愤世嫉俗的普遍精神。”［17］
审查制度对不符合统治者要求的新闻采用查禁报馆、逮捕编辑等恐怖、威吓手段，这样的事实太多了，共和时期报刊的衰落是从袁世凯开始的，当时500多家报纸只有几十家保存下来；反动军阀张宗昌不加审判就射杀了《京报》的编辑邵飘萍和《社会日报》的编辑林白水；1931年五位左翼作家被关押，1933年丁玲被绑架；1934年成舍我《民生报》揭露汪精卫集团一个官员贪污案，遭到关闭、逮捕；1935年《新生周刊》登载《闲话皇帝》影射日本天皇，总编杜重远被判刑；埃德加・斯诺1935年的一篇文章《中国的思想审查》记载了他统计的被查禁的作家人数。
“现在审查制度最坏的特点是它缺乏智能、混乱和过分神经过敏。”［18］缺乏智能是那些审查员的资质问题，他们大多是外行、没有知识但却掌握了报刊的命运，经常胡乱运用审查的条例来查禁报刊，在一个城市禁止的新闻在另一个城市可能被通过，在对日本等外国列强的问题上过分敏感，不管他们如何在中国走私、侵略、胡作非为，报刊都不能报道，更不能报道中国人民自发的反抗侵略的舆论和斗争，这样形成了一个现象：从报刊上你根本看不到日本已经侵略到东北、华北，好像是西线无战事，而实际上战火已经燃起，“中国舆论对日本侵略的仇恨和怨恨就像沸腾的火炉，但是从压在它上面的铁盖子中只有很少的烟冒出来。”［19］其恶劣的影响是日本间接地控制了中国的报刊。所以一些中国人就从反面去读新闻，凡是日本人说对的，肯定是错的。林语堂从对新闻查禁的回顾，得出一个结论：“没有一个民族可以被征服，除非它的报刊首先被压制沉默。”［20］
而令人沉思的是报刊本身却缺乏道德上的自我审查，它比官方审查制度的存在更加致命。一些原来在报刊上攻击国民党的作者和编辑，一旦拿到官方的高薪或被收买，马上就转向拥护国民党。林语堂举了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作家的例子，他原来对政府的腐败和过分收税喋喋不休，大骂国民党中央是蒋介石的“私人秘书处”，南京政府是多么腐败、裙带关系是多么猖獗，但是一旦他成为政府一个出版物的高薪编辑后，立刻为蒋介石唱赞歌，说南京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进步和最文明的政府。这种不良的道德行为和国民党的收买、镇压政策，使得反蒋的人越来越少，更恶劣的是“他们用无人确信的空话比审查制度更能减低人们对报刊的尊重，使人对整个健谈的、爱国的、不知羞耻的革命作家阶级冷嘲热讽。”［21］
审查制度加上国民党的“紧急法”和“危害国家安全罪”，不仅对报刊，而且对整个社会的舆论、行为进行合法的扼杀，长期压制的后果就是人民普遍笼罩着愤世嫉俗和沮丧的感觉，“不允许中国人民对影响主权、领土和国家全部生活的事说一个字，这个事实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他们普遍玩世不恭的状况”，［22］这导致了中国人对公共事务一定程度上的冷漠，但这是被压制的，一旦当民族危机的时候，人民的力量就爆发出像核弹一样的能量。
通过对中国舆论的英勇无畏和可怜堕落的历史回顾，林语堂的目的是希望读者带着历史的观点去考察当时的舆论和新闻界，并且让学新闻和舆论史的学生充分认识历史上舆论批评潮流的存在。虽然一方面有类似太监和“太监的儿子”的鹰犬，但另一方面也有人民勇敢的声音，并且这种为民主和新闻自由的宪法而呐喊的声音会越来越强，成为世界的主流，而人类也应该增强自身的修养，成为有才智的、对集体事务感兴趣的个体。虽然，他的一些观点不一定正确，但在当时的时代，对于民主和舆论能够得出这样的体会已经很不错了，并且可能因为是在国外发表的原因，言辞中对当局的批评也是很尖锐的、深刻的。
注释：
［1］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BY LIN YUTANG/ GREEDWOOD PRESS,1968. P.4.
［2］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P.28～29.
［3］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P.47.
［4］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P.31.
［5］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P.60.
［6］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P.73.
［7］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P.94.
［8］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P.114.
［9］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P.117.
［10］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P.123.
［11］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P.131.
［12］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P.139～140.
［13］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P.150.
［14］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P.157～161.
［15］《林语堂自传・我的工作》。网上摘引。
［16］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P.164～165.
［17］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P.168.
［18］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P.175.
［19］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P.137.
［20］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P.177.
［21］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P.179.
［22］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P.178.
作者：侯东阳
转载自《新闻与传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