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遷:中國文化的複雜性讓人着迷

  來源: 南方報業傳媒集團-21世紀經濟報道

『中國文化的複雜性讓人着迷』――專訪耶魯大學歷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
史景遷是用來讀的。
這位著作等身的歷史學家，因其獨特的研究視角，被稱作『中國學研究領域的畢加索』。在整個西方，恐怕沒有一個人比他出版過更豐富更受歡迎的關於中國的研究作品了。他每出一本新書，往往是洛陽紙貴，被搶購一空。
行文華麗豐美、『好看』是人們對其作品的第一感覺。在他的筆下，歷史從來不是枯燥的考據與冰冷的事實。據說他的很多作品是在咖啡館中寫就的，依靠對史料的融會貫通，一個個生動的場景、內心細膩變化的歷史人物躍然紙上。
他的想像力如天馬行空般馳騁，他會依據所要表達的主題，把原始材料取捨裁剪、置入他構建的框架中，讀來如春雨潤物般細膩。
史景遷作品的廣受歡迎，在於讓對艱深抽象的學術議題不感興趣的讀者，也能夠深入歷史表層背後，獲得融會貫通的趣味。
他憑藉在史學研究中的『野路子』而獨樹一幟，被國際學界公認為敘述史學的代表人物和近代中國研究大師。
歷史是如何地一點點作用着今天的現實？這是史景遷花一輩子心血研究的課題。史景遷的中文名字也蘊涵了很深的意義：『史』是Spence的中文譯音，也是他傾注一生的領域，『景遷』則表達了他對史學大師司馬遷的景仰。
近期，史景遷應北大―耶魯聯合項目之邀來京講學，本報對他進行了專訪。
這位中國歷史研究專家很少說漢語，倒是在採訪過程中時時提起他的太太――出生於台灣的另一位歷史學者金安平(她是中國近代著名學者金毓黼先生的孫女)。他說多虧有個會說漢語的太太，這樣才能和更多的中國學生溝通交流。
中國魔力
【21世紀】：我們知道，您作為一個英國人，在美國耶魯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並留在美國從事研究，而您的研究領域又是中國的近現代歷史。能談談您對這三個國家的感情麼？
史景遷：我在英國度過了非常愉快的成長時光，當時我在學校主要學習歐洲歷史。1959年時，我得到一個到美國耶魯大學交流學習的機會，用兩年時間攻讀碩士學位。到耶魯後，我發現那裡開設有中國歷史的課程，那時，我對中國歷史還一無所知，中國歷史對我而言是一個新奇又完全不同的學科。我開始接觸她，當然是用英文，那時我還不懂漢語。隨着對中國歷史了解的加深，我發現這是我所學過最有趣的東西了。
在英國，人們雖然感覺中國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國度，但在那裡很難得到關於中國細節的知識，比如中國戲曲。而這些知識可以在美國得到。中國的戲曲讓我很着迷，讓我更喜歡研究中國的東西。
碩士畢業後，耶魯準備讓我繼續攻讀博士學位，這對我而言是一個重大的抉擇。實際上，以前我只是為了自己的樂趣學習中國，而讀博士就意味着我要把研究中國作為自己的職業了。那時我還不能確定，是不是應該嘗試這個研究，因為在中國有很多非常好的中國歷史學家。
在1950年代，中國對西方還是閉關鎖國的狀態，我不能去北京，只得在澳大利亞、日本和中國台灣做中國歷史的研究。
【21世紀】：不能直接到中國內地嗎？
史景遷：當時很難獲得到中國內地去的護照，但是我可以比較容易地到中國台灣去。中國台灣當時有很多關於清朝早期的資料，特別是關於康熙的資料很多，我利用那裡的材料做完了我的博士論文。我覺得康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人，我願意做更多的研究。
但是，我從來沒有想到過自己後來會講授中國歷史課程，研究中國歷史是一回事，教中國歷史是另外一回事，我想跟西方學生分享我在研究中國歷史中的樂趣，但發現很困難。所以我開始講授中國的簡要歷史，不講授其中的複雜之處，我主要選擇晚明至今的中國歷史來講授。
我開始講授中國歷史課是在1966年，當時的中國對外界依然是隔絕的。這樣，我在還沒有到過中國的時候，就開始在美國講授中國歷史課程了。
【21世紀】：您是什麼時候才第一次來到中國內地的？
史景遷：在1974年，通過耶魯大學的科研項目，我第一次到了中國內地，直到這一年我才把英國、美國和中國三個國家真正的聯繫了起來。直到現在，我還保持着對中國的強烈興趣，現在我70多歲了，但對中國的興趣和求知慾望有增無減。
【21世紀】：這些年來，您覺得中國所發生的比較重要的變化有哪些？
史景遷： 30多年的時間裡，我覺得主要的結構性變化是經濟的開放，不僅是對中國人內部開放，也對外國人開放；另外中國政府的執政方式也有所改變，政策變得更具有靈活性，也更強大了。
除此之外，從1970年代以來，中國的景象也發生了巨大的改變，然而我到中國的次數並不是非常多，無法做詳細的比較。但當我寫一些關於中國的書時，我都會去做一些實地考察，比如我寫關於雍正的書時，我到過湖南，因此我對中國的鄉村變化也有比較深刻的感受。
與鄉村相比，或許最重大的變化發生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其實即便是最小的城市其變化都相當巨大。我覺得，這些變化帶來了更多的獨立和自由。然而，坦率講，這些城市的發展，同時也面臨着巨大的社會問題，尤其是環境問題，這主要是以追求利潤為主導的發展模式造成的。
現在的中國，從某種角度講，承擔着巨大的壓力，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問題關鍵在於，能否有條理地解決所有問題，同時保持國家的和平穩定，維持現有的發展活力。我覺得這是一個挑戰。中國的問題是現實存在的，中國人要努力整合一個新的社會，協調社會的平衡，尤其是城市和鄉村的平衡。
在北京這幾天，我也經常看看報紙，看到太湖水污染、無錫的居民沒有水喝的新聞，我很惋惜。這些消息是一種警示，提示中國在構建『和諧社會』的時候，要平衡與環境的關係。
從不同的層面上，我們都能夠看到不同的發展和挑戰，在交通上、城市發展上、環境治理，以及權力濫用，城鄉關係等方面，可以說，現在的中國面臨着不少的難題。
【21世紀】：有人認為歷史學家就是鑽進故紙堆，從中發現別人看不到的東西。對於現實的中國，您是通過什麼方式來了解的？
史景遷：在了解中國這些問題上，我夫人是我的老師，她長在中國台灣，說中文。我們也經常與很多中國學生交談，包括來自北大的學生。很多中國年輕人受到的學術訓練是非常優秀的，他們也非常聰明，我對此印象深刻。
現在，很多中國年輕人學習古代中國的知識，包括古代哲學和文學，學習孔子、荀子以及莊子。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中國一直在學習自己的歷史，中國的歷史中有豐富的知識財富，有美麗的語言，美麗的藝術，年輕人對自己國家的歷史感興趣，我覺得非常受鼓舞。
誤判的代價
【21世紀】：您選擇清朝作為您主要的研究對象，清朝及更早的中國在世界歷史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自清朝晚期中國衰落了，作為一個清朝歷史的研究者，您對清朝的衰落有什麼樣的感受？
史景遷：直到現在，我仍然對清朝衰亡歷史的複雜性充滿興趣。在我看來，滿族人以及此前的蒙古人在清朝前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開創了一個全新的國度，在政治和社會結構方面，比當時亞洲其它國家要複雜得多。
他把自己的版圖擴展到西南中國、西北中國，比如新疆，而且他還控制着東北。我的意思是說，清朝的皇帝創造了一個巨大的統一王國。這樣巨大的王國可能存在過度擴張的情況，管理國家的開銷非常大，中國需要許多的軍隊和士兵，也需要很多稅收。
有些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認為，當清朝統治者統一新疆的時候，他們原以為這是一場有巨大收益的戰爭，但事與願違，為了維持新疆的邊防統治，需要不菲的軍費開銷。清朝由此開始出現財政問題，同時，政府的規劃管理也出現了問題，政府的控制力越來越弱。當一個政府的財務計劃出現漏洞，政府控制力變弱時，加之巨大的人口數量，這對清政府來說確實不堪其負。
在這樣的環境下，西方堅船利炮的衝擊就非常致命了。對晚清政府來說，除了西方的衝擊，晚清的社會變化也是極其迅速，在義和團之後，清朝嘗試改變，但清朝政府對新社會形態管理經驗的匱乏，導致失敗而終。
雖然推翻清朝統治不是一件難事，但是重新建立一個新的政府統治則極其困難，因此滿清的統治以軍閥割據混戰而結束，中國也開始了一段非常混亂的歷史。
因此，從歷史研究來看，民國時期也是一段非常值得研究的歷史，也是研究當代中國所面臨壓力的必需。我覺得，中國現在面臨的很多問題，與當時的歷史遺留問題不無關係。
【21世紀】：但是您的研究成果以及著作中很少有關於民國的內容。
史景遷：是的，我研究明清、民國，還有一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但是民國歷史和滿清歷史是很不同的研究領域。我目前主要的研究領域仍然集中在清朝。
【21世紀】：那麼，您對於滿清政府為何會採取一種閉關鎖國的政策，有什麼樣的理解?
史景遷：這是一個很難的問題，我覺得中國的傳統是嚴格地控制對外關係，即便是在元、明朝時。
【21世紀】：但是在唐朝的時候這一點似乎不同。
史景遷：中國在不同的朝代都有擴張，從漢唐開始，甚至到元朝時。
我覺得清朝早期，統治者比如康熙、雍正、乾隆，認為很重要的是要平衡中國在東北的政治形勢，同時政府還要考慮來自西南中國的壓力，比如廣東、福建、香港。這樣，雖然清朝的統治者本身是強悍的，但他們認為嚴格的控制中國更安全，因為他們認為無論西方國家，還是西南中國，跟滿族的統治不和諧。比如，康熙和乾隆都6次南巡，但是他們從來沒有越過杭州，從來沒有到過廣東、雲南和貴州，我覺得滿清的統治重心還是在北部和西部中國。
我對於乾隆接待馬戈爾尼的事情非常有興趣，乾隆無法理解馬戈爾尼的意圖，他認為清朝不需要西方的東西，因此喪失了與西方進行溝通交流的機會。結果就是，西方的軍事和科技迅速發展，但是清朝沒有趕上西方發展的步伐。雖然清朝的士兵仍然強悍，但是在英國的堅船利炮面前，不堪一擊。
因此，我認為，清朝對西方的信息做出了錯誤判斷，結果就是清朝慢慢脫離了世界前進的步伐。
『現代性』之於中國
【21世紀】：中國從被動挨打的近代走來，依您看，現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處於什麼階段？
史景遷：在我看來，中國正處於現代化發展進程的中間階段。在西方的某些領域，我們經常說，今天屬於『後現代』時期。其實，很多學者認為『現代性』是個沒什麼意義的提法。
有些歷史學者認為，『現代性』作為一個概念，並不能正確的描述現代化的不同層次，而只是一個西方以自我為中心的傲慢表達，反映出西方文化視野下的一種視角，在某種程度上，這樣的概念應該被終結，而且很有可能會在信息革命和技術革命中終結。畢竟，科技革命由電腦和互聯網引起，這完全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我認為，目前中國所要做的是要利用高科技的發展，但如何平衡發展的各方面是另一個問題。畢竟，無論我們怎麼定義這個『現代性』，西方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也面臨着巨大的難題。
在上個世紀中，世界上發生了最糟糕的幾場戰爭，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都元氣大傷。但是『現代化』通過軍事科技提高、知識積累、經濟增長等將這些逐漸彌補上來。但很多問題現在還沒有消失，仍然存在。現在最突出的就是極端貧困問題。
【21世紀】：您如何看待歷史對現實的作用？
史景遷：比如中國歷史，很多人認為突出的特點就是一種循環的變化，其實絕非如此簡單。中國的發展還需要與其他歷史相聯繫來看。
往簡單里說，歷史就是很多人退出了歷史而已，是要被遺忘掉的。但這不能只靠馬克思的解釋來回答，也不能用資本主義的角度來解釋，同樣也不能用後現代的觀點來解釋，這是社會發展快速變化的結果，給智力和物理的資源都帶來了巨大的張力。
歷史學家可以參考這些。中國正處在現代化的過程當中，中國有豐富的資源，也有很多成功經驗。但是，中國內部和外部的衝突仍然存在，中國需要面對這些。與世界上其他國家一樣，中國是不能隔絕於世界之外的。
西方從未停止對中國的思考
【21世紀】：近年來，中國吸引了越來越多人的注意，作為一個學術領域，其研究學科也更加細密化，出現了很多研究中國問題的著名學者。那麼，現在中國成為熱點，深層的動因是什麼？
史景遷：研究中國仍然是一個比較難的問題，因為很多西方人不懂漢語，很難獲得足夠的知識。我曾經在一本書中提到，對西方人而言，中國是非常有趣的，其吸引力勝過了西方之外任何一個國家。
我曾經寫過以西方視角來看中國的書，從馬可・波羅時代到20世紀晚期，我的感覺是，一個國家的奇怪程度由外國的感興趣程度來決定。
中國文化的複雜性對西方學者來說，是很讓人着迷的。從13世紀，即從元代開始，西方社會對中國感興趣的包括中國的絲綢、科學技術，以及各種技巧。
在西方有一種穩定的對中國研究的興趣，最重要興趣在於考慮中國是如何把這麼大的國家整合為一個完整的國家的。因為西方人很難打理他們自己的國家，頻頻遇到戰爭，僅在中國的元朝到今天這段時間內，西方所經歷的戰爭即不勝可數。
第一批仔細分析中國情況的外國人來自天主教會，比如利瑪竇。他們主要的興趣集中在中國在龐大人口背景下保持秩序的能力。為尋找這方面的原因，他們到古典文獻中尋求答案，同時他們還關注軍事組織、法律系統等等。
600年來，西方從未停止過對中國問題的思考，有些時候是敵對性的，有些時候是友好的，今天依然如此。
【21世紀】：現在有什麼新的變化嗎？
史景遷：隨着中國取得越來越多的成就，我們對保持一個和平的星球更感興趣，然而也更加擔心文化衝突的可能性。
現在有很多優秀的美國學生希望學習研究中國，這是他們自主的選擇，他們對中國的語言有濃厚的興趣，對現實中國的機會和問題也興致頗高，中國歷史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現在中美學生交流學習的機會很多，到中國來的美國學生都有很好的漢語水平，這比以前強多了，當然也比我強多了。有更多的學生能說一口非常流利的漢語，這在過去是不常見的。
現在在美國召開的很多學術會議，會議語言不使用英語，而是使用漢語。比如在耶魯，我們開辦了一些漢語的講學機會，而不是讓母語是漢語的人去說英語。我們也有一些學生集中起來講漢語，類似於中國的『英語角』。
在美國之外，比如加拿大、英國，有更多的中國人在全世界範圍內奮鬥，也就是說在西方國家中國人更容易見到。
【21世紀】：是的，在西方中國人越來越多。還有另外一個現象，您會注意到，在國外有越來越多的孔子學院。
史景遷：我覺得，我們可能還不能確定孔子學院會有怎樣的發展變化。很多人並不是很確切的知道這個機構，這到底是一個學術機構，還是在某種程度上的非學術機構。你知道，在西方，還可能存在一些偏見，認為這是政治驅動的產物。
孔子學院最起碼可以做一些基本的語言培訓，讓西方人有更多的機會理解中國。這是一種全新的方式。
比如在英國，以前這些東西一般是由文化專員來做的，在大使館內供職的。而現在中國有了更寬廣的基礎，在文化交流中，加入了語言教育的內容，也吸引了更多的興趣。
中國的形象也可以由西方闡釋
【21世紀】：有些學者認為，中國在西方的形象不是由中國現實決定的，而是由西方的需要來決定。中國形象應該由誰來闡釋呢？
史景遷：這是一個開放的問題，誰都可以做出解釋。如果說，只有中國人才可以闡釋中國，我將說『不』。中國自然可以闡釋中國，但是其他國家也可以通過研究中國來解釋中國。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解釋依從了很不同的方式，自然也有很多時候是完全錯誤的。他們會嘗試按照有利於自己的方向來解釋中國問題。我覺得理解不同文化最好的方法是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融和在一起。
即便是現在，人們仍然有不同的解釋框架，中國依然是一個很好的研究對象，對中國的解釋也在出現着不同的變化。在中國之外研究中國，這是很好的考量他們自己政府，衡量自己國家問題的機會。
有時候國外學者會對中國提出很多批評，同時，中國也在批評西方文化、西方的過度發展、西方自私的一面，我個人覺得這些批評是有益的。
【21世紀】：在這種相互批評中，存在多少溝通理解上的障礙？
史景遷：我的感覺是，關於中國的討論是一個開放的話題。對語言的共同掌握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這個世界已經逐漸習慣了使用英語之外的語言交流，比如俄語、日語，當然還有漢語，這會讓人的思路開闊很多。而且現在即時溝通的工具也很發達，電腦可以使用特定的程序在不同的語言之間進行轉換。比如，在即時聊天工具上，你根本完全不了解另外一個人，語言也不同，但是可以通過機器翻譯來與其溝通，這是具有很大影響的事情。
直到50年之前，西方人學習漢語還得學習漢字的筆劃，而現在，他們只需要使用電腦程序就可以翻譯。因此，這對知識來講是很大的簡化，當然這對個人知識也是某種限制。
小傳
史景遷1936年出生於英國倫敦的郊區，曾在溫徹斯特學院和劍橋大學就讀。1965年他獲得美國耶魯大學博士學位，現為耶魯大學教授、歷史系和東亞研究中心主任。
史景遷論着甚豐，是國際學界公認的敘述史學代表人物和近代中國研究大師，被選為2004-2005年度全美歷史學會會長。
其代表作有：【改變中國：在中國的西方人(1620-1960)】、【追尋現代中國】、【"天國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洪秀全與太平天國】、【胡若望的困惑之旅】、【王氏之死】、【中國縱橫：一個漢學家的學術探索之旅】、【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利瑪竇的記憶宮殿】【曹寅與康熙大帝】、【康熙自畫像】等等，被各國大學廣泛列為學生必讀之書。
他因傑出成就而榮獲過美英許多著名獎項，1985年被任命為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
記者 李新 馬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