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晉國史官董狐在史策上直書

  來源: 北京日報

晉卿趙盾弒其君晉靈公，後受到孔子稱讚:『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周匡王六年(前607年)，晉靈公無道，欲害正卿趙盾，盾族人趙穿殺靈公於桃園。雖然殺死晉靈公的不是趙盾本人，但董狐認為趙盾是幕後謀劃人，責在趙盾，遂書曰:『趙盾弒其君』。董狐之筆遂名傳於世。
【後漢書】的作者范曄，遵循『正一代之得失』的治學修史宗旨，對於他認為是利於當世者，倍加謳歌稱道；對禍國殃民者則嚴厲鞭撻。例如，【後漢書・酷吏傳】記載洛陽令董宣執法不阿，面責光武帝姐姐湖陽公主縱奴殺人，終不向公主叩頭賠禮一事，寫得生動有色，躍然紙上:『(湖陽公)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筮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疆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而對外戚梁冀肆虐擅權，范曄特別記下質帝『嘗朝群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遂令左右進鴆加煮餅，帝即日崩』。皇帝的性命尚且如此，何況一般臣民。可見東漢時期的外戚攬權嚴重到何等使人可恨可怕的程度。這些記載無疑傾注了作者鮮明的愛憎情感。
北魏史官崔浩於太武帝(拓跋燾)神鹿二年(公元428年)，與其弟崔覽及高讜、鄧潁、晁繼、范亨、黃輔等人，奉詔修國史，最後由崔浩定編成【國書】30卷，因為『敘述國事，無隱惡，而刊石寫之，以示行路』(【史通・古今正史】)，而觸怒太武帝，遂獲罪被殺，並誅三族，受牽連而死者，多達128人。
許多史學名著的問世都說明:『古來唯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的歷史現象難以斷絕，特別是當代人寫當代史。良史，秉筆直書者，修史者之名譽，乃勝過生命也。然而，說來容易，做來難。如劉知幾所言，歷代封建王朝設局修史，總是希望『曲筆阿時』，『諛言媚主』；『國自稱為我長，家相謂為彼短』。儘管封建統治階級多方迫害『良史』，但正直的史家或據史實錄，或採取迂迴堅韌的鬥爭方式『張儼發憤，私存默記之文』，以茲避禍，幸獲兩全。
作者：劉庭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