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濟與中國現代考古學

  來源: 中華讀書報

李濟是中國現代考古事業當之無愧的開山人物，在【傅孟真先生領導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李濟文集】）一文中，他曾談到民國初年，學術界對於當時國內不能以現代科學方法研究自己的歷史、語言，而坐看本國文化資源大量被『歐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的現狀存在的一種強烈『不滿』，但在他看來，『要反對這種文化侵略，應該先從反對自己的愚蠢起』，只有建立起自己的現代科學，才能真正把這種『不滿的意』和『不服的氣』導入正軌。因此，李濟高度讚賞傅斯年所提出的『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的口號，認為『他喚醒了中國學者最高的民族意識』。綜觀李濟先生的一生，其在考古事業中表現出來的不計名利、百折不撓和始終不渝的『學術本位』精神，無不反映了這種信念的支撐力量。
在西方現代考古學輸入之前，中國傳統學術中原有一門性質相近的金石學，但其中絕大多數採集品和傳世古物出土地點不明、更無出土狀況的詳細記錄，這直接制約了研究的精確性。清末民初，隨着西方考古學的逐步傳入和東西方探險考古人員在中國的頻頻活動，新的考古理念和成就開始觸動一些國內學者。因此，李濟認為，中國考古事業要開出一片新天地，一方面固然要重視繼承傳統金石學的長處，另一方面，則必須完全按照現代科學的理念來重構其學科體系。為此，他指出中國現代考古學應當是『融合了中西兩個傳統的科學事業』（見【南陽董作賓先生與近代考古學】）。按照這一理念，李濟先生在創建和推進現代考古學的過程中，決不簡單地照搬照抄西方考古學的一套，而是始終十分注意將其與中國考古事業的實際相結合，不斷地在實踐中加以改進和完善。據石璋如回憶，李濟主持的田野考古，幾乎每次都能根據情況變化和經驗積累作出調整或創新設制，逐步建立起一套比較完善的方法（見【李濟先生與中國考古學】）。同樣，對於考古學最基本的地層學和類型學等方法，他與梁思永等也不斷在實際運用中作了改進和發展（見陳星燦【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這些，都對中國考古學形成自己成熟的風格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李濟博洽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知識面以及寬廣的國際學術視野，為這種判斷力的形成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中國境內古文化遺址極為豐富，但在現代考古學起步之初，選擇哪些點作為突破口，實頗費躊躇。李濟進入田野考古領地後初試鋒芒，之所以選擇西陰村史前遺址，一方面是因為對於瑞典人安特生有關中國文化來源的解釋不滿足，希望從更多的史前遺址尋找出可靠的依據；另一方面，也因為西陰村的位置『正處在傳說中夏王朝――中國歷史的開創時期――的王都地區』（李濟【西陰村史前遺址的發掘】）。這次發掘雖然規模不大，但所獲材料已可證明安特生有關彩陶文化西來的說法很難成立。至於後來對殷墟和城子崖等遺址的發掘及其巨大的收穫，更顯示出李濟和史語所同仁的遠見卓識。他認為要發展中國的考古事業，必須重視培養一支高素質的考古隊伍。為此，他主張在各大學設立考古學系，並由國家『設立一個很大的博物院訓練些考古人才，獎勵科學發掘，並系統地整理地下史料』（【中國考古學之過去與將來】）。與此同時，史語所考古組還在田野考古中建立了『多址制』，為人才的成長提供實踐條件。當時，考古組已有一些年輕的人才，在能力、技術、經驗等方面都堪承擔某些考古項目，只是由於職等的關係，按規定尚不能允許單獨主持。針對這種情況，考古組便有意多找一些有希望的遺址，或在某些項目下設立子項目讓他們去分挑擔子（見石璋如【考古方法改革者梁思永先生】）。這些措施，對於造就年輕一代的考古專家，增強中國考古事業的後勁，都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作者：胡逢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