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中國史學文化中的人文精神(1)

  來源: 中華文史網

在中國史學中，人文這個概念出現得較早，【周易•賁】說：『觀乎天下，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漢語中的『人文』，實出於此，意指人類社會的各種精神文化。當炎黃子孫把黃帝尊爲『人文始祖』時，表明了中華民族乃是一個崇尚人文傳統的民族。   
　　人乃萬物之靈，人之爲人，在於有思維，『唯有思維，才能把握本性、實體、世界的普遍力量與究竟目的』（黑格爾語）。人又是社會的主體，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人無法脫離社會而生存，同樣，社會的發展也不能脫離人的生產實踐活動以及文化創造活動。『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句話顯示了兩千多年前古代中國人已經認識到：要使天下（社會）得到教化，使天下（社會）趨於完善，人文因素是不可或缺的。現今，我們在提倡科學精神的同時，提倡人文精神；科學發展，以人爲本，就是提倡人文精神；科學發展，以人爲本，就是提倡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結合，這不僅是涉及科學經濟的發展，更重要的是涉及我們民族素質的提高，對於歷史傳統中人文精神的認識，不僅只有學術價值的層面，更具有實踐意義的層面，這是因爲；其一，人文科學發展無法脫離社會實踐，社會進步也不能忽視人文因素；其二，作爲中華民族整體的一員，提高自己的人文素質，並把這種素質反映在我們的工作當中，與人的交往之中，以及做人父、做人母如何承載著教育下一代的任務當中；其三；在社會中，尤其是當今的世界已變成一個地球村，人與人的交往是一種跨文化的過程，我們的言談舉止、喜怒哀樂，無不打上文化的烙印。   
　　從前秦到清末，人文這個詞多次出現，指向是制度文明和文化教育，而西方的人文思想出自於文藝復興時期，強調人的作用，人是宇宙的主宰，並且這個思想通過教育來完成和傳播。   
　　當我們從現實去反觀歷史，再從歷史來審視現實時，我們史學傳統里的人文精神、人文思想是鮮活的，具有超然性和超越性的意義，它超越時間，超越空間，具有永恆的文化價值。具體說來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史學中的憂患意識與人的社會責任   
　　   
　　憂患意識，在許多的史學家與士大夫身上反映出來，這個思想與情感表現在對子孫禍福，社會混亂，人民休戚，國家命運的深切關註上；表現爲對於人及其生活在那個時代的命運的關注，這是慣穿中國歷史文化始終的終極關懷。這裡首當提到的是誕生於湖南的毛澤東，少年時便有一種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和愛國恤民精神，這與湖湘文化是分不開的，在湖湘歷史文化傳統中，民族憂患意識是千百年來決定愛國知識分子心中深沉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的因素之一，北宋時期的范仲淹，在【岳陽樓】中的拳拳之憂常在後人耳邊響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近代的陳天華，譚嗣同面臨亡國滅種之危急形勢，甘願『橫刀向天笑』，血濺刑場以醒國民，他們憂國家的主權和獨立，憂國民思想之陳舊，憂國家政治之腐敗，勵精圖治，激揚文字，指點江山。當我們談到【史記】時，不能不想起司馬遷，這位有良心有責任感的史學家――一個身體不完整的偉大男人，他自稱是『刑餘之人』，可他揮舞著書寫歷史的巨筆，將華夏文明上溯上千年，如果設有【史記】，那麼，遍及全球的十幾億炎黃子孫，將發生以下六個認同感的危機：①同源的民族認同感，②同地同根的地域認同感，③同歷史的時間認同感，④同文的文字認同感，⑤同情理的情理認同感，⑥同習慣的習俗認同感。那麼，我們的五千年的文明就無從談起。   
　　這種憂患意識，使我們不能不再提及一個人，清代的詩人，思想家、史論家龔自珍。他曾說：『智者愛三千年史代之書，則能以良史之憂憂天下。』他沒有說以『明君之憂憂天下，』或『以賢臣之憂憂天下。』   
　　面對我們所處的時代學習歷史，思考歷史，討論歷史，研究歷史，我們不只是眼前之憂，臨時之憂，不是短暫之憂，而是長遠的憂患。這種長遠的憂患意識，回顧過去，是深刻的歷史感，展望未來，當從長遠利益著眼，這不僅是史學家之責任，也是我們每個有良知的社會人之責任。正如顧炎武所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二、史學中重視人的自我修養，人生境界的提升   
　　   
　　我們現代人都關注人生，關心我們自身的生命，關切我們本真狀態，何爲？這是因爲我們感到現代人的精神狀態，心靈狀態出現了問題，我們焦慮、彷徨、不安，『非常鬱悶』，甚至是『狂鬱悶』，這是我們的心靈與精神『無處』之所在，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所』，沒了精神家園，我們現在『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外不在人，內不在己，』也就是說我們缺乏終極的追求和關懷；我們缺乏腳踏實地的現實努力和關注；我們把每個個體認爲是絕緣的存在；我們缺乏良性的人際關係；我們自身的本我、大我、真我正在逐步喪失。   
　　作爲一個中國人，是非常幸運和幸福的，這是因爲我們面對不同的人生境況和階段時，有不同的思想互相交流，給我們撫慰，給我們超越，台灣學者南懷瑾先生有個形象的比喻，他說儒、道、佛三家，開不同的商店，儒家是糧店，道家是藥店。這是因爲人的存在是一個永遠未完成的過程，也許此時是一馬平川，春風得意，也許那會兒就會陰雲密布，危機四伏，需要道家的『藥』來醫治；佛家好比一個中央商場，百貨商店，商品琳琅滿目，應有盡有，因此我們說，道治身，佛治心，儒治世。   
　　當今，許多有識之士在關注社會人類的自身修養問題，並發現我們越來越多現代人的自信心，不是建立在對個人自身價值的認識上，而是建立在對一個異己的身外目標的占有上――這就是財富和權力。難道我們這個社會的動力和運作機制都是在鼓勵人們獲取權力和財富嗎？還是使人們所有本能中最強大的一個――占有欲得到無限的膨脹？使強者希望無限地運用自己的權力和力量，使弱者希望自己有一天也強大起來呢？   
　　人們深感這不僅是一個充滿挑戰的世紀，更是充滿危機的世紀，當前的金融危機，環境污染，生態失衡，心病加劇，價值標準的失范，道德的滑坡，信任危機等都嚴重影響並制約著社會的和諧發展，而科學技術又是一把雙刃劍，既可以把人類帶入天堂，又可以把人類引入地獄，對善和惡都有可能帶來無限的可能性，真、善、美與假、惡、丑的顛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