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来源: 中华文史网 六、治学“六到”
我认为，治学要“六到”，即心到、眼到、耳到、口到、脚到、手到。
“心到”就是要全身心投入，培养兴趣；“眼到”就是认真读书。前面已经讲过。
“耳到”和“口到”是相互联系的，主要指应该积极参加学术讨论，既要听取别人的发言，自己也要勇于发表意见。学术是在交流和讨论中发展的。有相当研究和相当水平的人聚集在一起相互切磋、相互辩难，对思想和学术的发展至关重要。这个问题我想多讲一点。
杨振宁先生曾经介绍他的治学经历，他在西南联大受到很好的教育，养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扎实学风，学完一个领域再转到另一个领域，一步一个脚印。后来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是另一种文化氛围，关注和追求新的东西。那里有一位泰勒先生，经常有新的想法，晚上有了新想法，早起拉住一个老师或同学陈述一番，过了一个小时，又拉着另一个人讲述最新见解。他一天能产生10个新看法，其中九个半是错的。杨振宁先生说，每天要有半个想法是正确的，积累起来就不得了。这是另外一种风范，面对新的领域、新的问题不发怵，勇于探索，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泰勒先生还有一种好处，人家指出他的缺点错误，能够虚心接纳。当时芝加哥大学每星期有一次沙龙，参加者包括一些名家，大家坐在一起喝咖啡，交流信息，讨论问题。杨先生说他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在这样的讨论会中产生的。杨振宁先生讲的这两种学风和文化氛围是互补的，应该结合起来。
各种形式的讨论会是学习、研究以至建立发展学科的好方式。日本人喜欢搞读书会，例如，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技术史部曾于1948―1950年举办有天野元之助、薮内清等知名学者参加的《齐民要术》轮谈会，研读并翻译《齐民要术》，后来西山武一、熊代幸雄的《校订译注齐民要术》上下册，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写成的。日本学者森鹿三、大庭等人则用“研究班”的方式研读汉简。最近，我国有些学者也在运用类似形式。例如清华大学的“简牍研读班”就举办了多次的研讨会。许多单位组织了不同形式的学术沙龙或读书会。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朋友告诉我，该所有一个这样的传统，每个人写的文章都拿到所内讨论，让全所同仁（包括研究生）评论，提意见，挑毛病，作者根据所提意见进行修改，然后发表。无论作者或评论人都可以从中获得教育和提高。我看这是一个很好的相互讨论、共同提高的办法。台湾学者杜正胜倡导从社会文化角度研究医疗史，开始就是集合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开讨论会，写文章，经过几年的讨论，新学科逐步成形，现在成立了生命医疗史研究室。中山社会科学研究所要开拓海洋史的研究，办法就是邀请各方面学者每两年召开一次研讨会，出一部论文集，现在已经出到第八集，也成了气候。
我1980年底到经济所经济史研究室，研究室差不多每月开一次学术讨论会，许多资深的老专家参加，当时我是小字辈，小字辈在老前辈面前未免拘谨，但我是年青人中比较勇于发言的一个。我觉得我是占了敢说话的便宜。因为说对了自然增强自信心，说错了经过别人的批评也获得了提高，总比不说话强。后来我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工作，可以说对学术讨论情有独钟，从1993年开始，每年都组织若干次小型学术研讨会，后来发展为经济史论坛。每次讨论的议题比较集中，参加者都是有研究基础的，而且作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效果不错，受到与会者和学术界的欢迎。每次讨论，我除了作组织工作以外，也认真听取讨论和发表意见，所以每次都有收获。别人的发言，不论和自己的意见相同还是不同，无论自己接受还是不接受，总是能从中受到启发，促使自己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充实自己的论点论据，或者修正自己的论点论据。我不少文章就是这种讨论的产物。
“脚到”就是要去实地考察，实地调查。如前所述，在现代社会存在许多可供历史研究利用的活的资料，研究者绝对不能忽视，而且，历史与现实是不能割断的，对现实社会的考察有利于对历史社会的理解，对山川地形的考察则有利于对历史舞台的认识。这种考察还可以开阔我们的心胸和眼界，从根本上提高我们研究历史的素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对于治史来说，也是至理名言。在重视实地调查考察方面，中国史学是有传统的。当年太史公为了写《史记》，走遍名山大川，访问知情老者，搜集遗闻佚事。顾亭林赶着马车，到各地关塞考察，访问老兵，将访问考察所得与书本的记载相对照，写出了《天下郡国利病书》。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曾组织了大规模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积累了大批珍贵的历史资料。也有学者自发组织业余调查的，如宁可先生就组织了对河西走廊将等地两次学术考察活动。傅衣凌先生抗战期间到了农村，发现了历史与现实不可分割的联系，发现了现实社会中许多可供历史研究的新资料，深感研究历史的人进行基层社会调查的必要，从而创立了“社会经济史学派”。他的弟子发扬了这一传统，又与国际上现代人类学的新潮流相结合，形成一个很有生气的学术群体，最近，打出了“历史人类学”的旗号。在农史界，陈恒力先生五十年代研究《补农书》时，到浙江嘉兴等地调查，把调查所得与农书记载相对照，写出了有相当高学术价值的《补农书研究》。这些优良传统，我们应该继续发扬光大。
我本人六十年代中期在农村搞四清和抗旱时，曾经作过一个大队的社会调查和若干地块的丰产典型调查，这些材料在文革中均已丢失；八十年代初又到滇西民族地区进行过调查。虽然我这些方面的工作做得很不够，但这些调查对我了解社会、研究历史，都大有好处。
“手到”指勤动笔，一是作读书笔记，二是写文章。
读书其实不但要用眼睛去读，而且要用手去“读”，所谓“不动笔墨不读书”。读书动笔墨包括作各种形式的符号、批语和札记。从历代学者到革命导师，读书时都重视下这种工夫。列宁的《哲学笔记》、顾炎武的《日知录》即堪称模范。读书动笔还包括抄书。过去有“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之说。抄过的书不但能加深记忆，而且能加深理解。抄与不抄大不一样。过去比较普遍使用的抄书方式是摘录性的卡片。这些卡片上还可以写下对摘录内容的分析，可以和其他有关材料对照，阐发其意义。以后有了新材料或新理解就补充修订，使之逐步完善。反映同一问题的卡片积累多了，就做该专题读书札记。这种方法，许多学者都在使用，我也一直在使用。做卡片、写读书札记的过程，就是读书（当然读书不限于做卡片这种形式，做卡片只是整个读书过程的一个方面，一种手段）、积累材料和形成观点的过程。我的一些文章就是在若干卡片和读书札记的基础上写成的。使用电脑以后，较少做手抄式的纸质卡片了，但电脑上的“卡片”或“类卡片”依然使用，材料或者敲上去，或者拷上去，材料下面仍然敲上批语或札记，所以仍然属于动手读书的范畴，只是手所操作的对象不是笔和纸，而是键盘和电脑了。
治学还应该勤写文章。文章是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其实读书笔记也是文章，只是属于不同的层次。我到北京工作以后，在历史所工作的老学长告诉我，侯外庐主张“走有成果的道路”。我的理解是，研究一个问题就要搞透，搞出结果，一步一个脚印。这个结果主要体现为文章，是否发表尚在其次。当然能够发表更好，它会成为你前进的一块碑记，一种鼓舞的力量。
为什么要把研究的结果写成文章？因为想到的东西未必说得出来，说得出来的东西未必写得出来。把想到的东西说出来，需要把思想条理化，是一种提高。把说出来的东西写出来，还会遇到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自己的思想、锤炼自己的论点和论据，这又是一种提高。你的研究心得、结论，写出来和不写出来是大不一样的。只有写成文章，你的思想观点才能完善，你的研究成果才算最终完成。
我主张年青学者勤练笔。写作不但是研究工作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且是锻炼思维能力和研究能力不可替代的手段。有的老先生告诫学生若干年内不要发表文章，用心良苦，主要是引导学生多读书，厚积薄发，严谨治学。应该领会其精神实质，但不宜绝对化，不要把它和勤写勤练的要求对立起来。作为学生和青年研究工作者，应该要求自己严谨治学，力戒浮燥，把文章写得扎实些、再扎实些；文章写成后搁置一下，不要急于发表，留下充分的听取意、精细“打磨”的时间。作为刊物的编辑，则应该从学科的发展出发扶持新生力量，年青人写的文章，如果真正有新意，论据基本扎实，即使不大成熟，也可以发表。“始生之物，其形必丑”嘛，不可求全，但新生事物是有生命力、有发展前途的。一篇文章的发表，对年青学者是一种鼓励，很可能影响他一生的道路。当然，我并非主张粗制滥造。如果研究论文一时写不出来，也可以写些文摘、研究综述之类的东西。1980年我在科学会堂听过于光远同志的一个报告，他提倡搞文摘，一则让人们花更少的精力获得更多的信息，二则也可以锻炼出一批人。这个意见是有道理的。因为写文摘和综述（在某种意义上，综述也可视为扩大了的、高一个层次的文摘）需要阅读，需要对阅读所得材料进行概括和提调，对年青的研究者是一种很好的锻炼。一篇上乘的综述，其实是需要大手笔的。文摘和综述，有人视为“小儿科”而不屑为之，我却在这上面化了不少力气，并且觉得于己于人都有好处而无怨无悔。年青的同志不妨做做这方面的工作。即使论文和综述都不做，读书笔记是非做不可的。总之，只要是在搞研究，你的手和“笔”就不应该停下来。
最后，我想强调，在这“六到”中，“心到”最为重要。因为，只有“心”到了，“眼”、“耳”、“口”、“脚”、“手”才能真正到位。年青的朋友们，全身心投入你的专业吧，热爱它，从中发现神奇、发现乐趣、发现诗意、发现美，激发起你无穷的创造力，这样，你就一定能够成功！
作者： 李根蟠 |
|
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