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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文史網 三、廣泛搜集和利用各種材料――解決問題的基礎
發現問題很重要，但它只是研究的前導和起步，解決問題才是研究的目的和完成。歷史問題的解決就是要獲得對該歷史問題的正確認識，所以歸根到底是要遵循從實踐到認識，從感性到理性的唯物主義認識路線。既往的歷史過程不能像自然界物理化學過程那樣在實驗室里再現，認識歷史主要依靠各種史料。歷史是一門實證的科學，要靠材料說話；歷史問題的解決首先需要掌握充分的材料。所以，收集材料是最基礎的工作。恩格斯講過：『即使只是在一個單獨的歷史實例上發展唯物主義的觀點，也是一項要求多年冷靜鑽研的科學工作。因爲很明顯，這裡只說空話是無濟於事的，只有大量的、批判地審查過的、充分地掌握了的歷史資料，才能解決這樣的任務。』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傅斯年曾經提出『史學本是史料學』的論斷。這個論斷有片面性，但它強調史料對史學研究的重要性卻是有積極意義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一分材料一分貨，十分材料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仍然是治史應該遵循的準則。對於一個學科發展，全面收集整理有關材料是最重要的基本建設。當年萬國鼎先生研究農史，就是從收集整理資料做起的。在萬先生的主持下，這一工作從上世紀的二三十年代開始，解放後得到黨和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終於完成了一整套龐大的農史資料的編纂，這套資料，爲農史學科的形成和發展準備了重要的條件，成爲農業遺產研究室的『鎮室之寶』。這種重視資料收集整理的好傳統，我們應該繼承和發揚。
關於收集材料，有的史學界前輩提出『竭澤而漁』，即要求把有關的材料儘可能沒有遺漏地收集齊全。這應當是我們努力的目標。但是，中國的典籍汗牛充棟，唐以前的書尚有可能讀完，宋以後尤其是明清以後的書是讀不完的，何況還有大量其他的史料？在信息爆炸的現代，即使是一個具體的問題，要把有關材料『竭澤而漁』，恐怕一輩子都得耗進去。我們當然不能這樣使用力量。如何即能掌握研究問題所需要的充分的材料，而又不至於被史料的海洋所淹沒？我想可參照現實研究中典型調查解剖麻雀的方法，把研究的範圍縮小，從具體問題入手，以小見大。即使研究涉及範圍較寬的問題，亦宜點面結合，既要有若干點（個案）全面具體的材料，又要有面上基本情況的材料。有了這些材料，才有解決問題的基礎，只靠浮光掠影地摭拾若干例證是無濟於事的。
史學研究是在世代積累的基礎上進行的，要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必須提出和解決新的問題，或者對老問題作出新解釋，而這些都離不開對史料的新發掘。陳寅恪先生說過：『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爲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充分說明新材料對於史學研究的重要性。但對『新材料』的理解不宜過於狹窄，它既包括原來不知的新發現的地下和地上的材料，也包括原來就有但沒有受到重視的材料，甚至還包括從舊的材料中發掘出新的意蘊，做出新的解釋。二十世紀史學的發展有兩條主線，一條是史觀的進步，另一條是史料的開拓，每一次重要的史料開拓，都伴隨著史學的巨大進步，並往往導致新的學術風格或新的學術流派的形成。例如陳寅恪的詩文證史，王國維的二重證據（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傅衣凌利用民俗鄉規、碑刻實物、民間文書證史，把對社會歷史的細部的考察和宏觀把握結合起來，形成了『社會經濟史學派』。從農史學科的發展看，文革以前農史研究主要利用農書的材料、文獻的材料、方志的材料，文革以後考古資料和民族學的資料被廣泛用於研究，大大推動了農史學科的發展。在新世紀到來的時候，人們可以發現，歷史學的資料來源大大開拓了，歷史學的資料基礎更加雄厚了。
可供歷史研究的史料非常之多，可以有不同的分類。例如，按時效性原則劃分爲原始史料和第二手史料，按載體的不同劃分文獻史料、實物史料、口述史料和非物質性史料（如語言、習俗、道德行爲、宗教信仰）等。也可以按材料的來源分爲三類：1、傳世文獻（包括古代的和近現代的各種文獻、檔案）。我國傳世文獻之豐富是世所罕見的，『汗牛充棟』不足以喻其多。2、考古材料（包括出土的實物資料和簡帛文書）。這類材料實際上古已有之，二十世紀近代考古學的引入和發展，導致大量文物出土，極大地推動了歷史學的發展。3、保存於現代社會生活中的各種史料。這類材料，其內容既包括知情人對近現代歷史的回憶、追述及有關記錄，也包括保存於現代社會中的古老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及其殘餘；其載體則既有實物形式（如傳統的工具、用具、設施，保存至今的古碑刻、古建築、古村落等）、文字形式（如日記、回憶錄、帳單、契約等），也有口碑形式（如民諺、訪談）、非物質形式（如尚未形成文字記載的、反映古老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民族學和民俗學現象）。現在文博界把歷史文化遺產區分爲『有形』的和『無形』兩部分，提出不但要重視『有形文化遺產』，而且要加強對『無形文化遺產』的保護和研究。上列的後兩類，就是屬於『無形文化遺產』的範疇。上世紀九十年代，農史界的前輩之一，長期從事農諺收集整理工作的呂平先生提出建立『考現學』的意見。『考現學』對象、範圍、理論、方法是什麼，作爲一個學科當前能否成立，這是可以討論的，但現實社會中，確實存在許多可供研究歷史利用的『活』材料，這是絕對不應忽視的。其實，在歷史研究中對這類材料的使用是古已有之的，例如，太史公就很重視『考現』。當代史學大家范文瀾曾把民族學的材料喻爲『山野妙齡女郎』，盛讚劉堯漢先生利用民族學材料治史的成果。爲了與傳世文獻和考古材料相區別，不妨借用呂平先生的概念，把這類材料稱之爲『考現』材料。如果我們能夠充分發掘傳統文獻、考古材料和『考現』材料，並把它們結合起來，我們就會獲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我們的研究就會更加得心應手。
我本人受到梁釗韜老師的影響，曾與黃崇岳、盧勛等人合作，把文獻材料、考古材料和民族學材料起來結合，用以研究中國的原始農業和原始經濟。我們在實踐中深深感到，這三種材料相結合，互相發明、互相印證，可以解決單靠一種材料所難以解決的問題，頗有『左右逢源』（徐中舒語）之樂。但我們這種研究方法似乎與傳統的方法不大一樣，涉獵若干領域，拉拉雜雜，很不專一。八十年代初，有人問認識我的一位先生：李根蟠怎麼樣？這位先生說：李根蟠嘛，有點本事，但他是一個雜家。意思是算不上專家。我心裡很不服氣，怎麼這樣研究就上不了台盤呢？所以我曾對人說：我呀，是『師法百家，以我爲主，東拉西扯，不離其宗』。當時未免有點年少氣盛，不過至今我還不認爲我們走的這一條是算不上治學正途的邪路！
收集材料要充分利用各種書目、索引和其他工具書。老一輩學者都把目錄學作爲治史的主要門徑之一。現在，我們已經進入了信息化的時代，電腦和網絡爲我們查找和檢索史料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例如，四庫全書由於卷帙浩繁，沒有一個人能夠把它通讀，對它的利用不能不受到很大的限制。現在有了全文檢索的電子版四庫全書，只要把主題詞敲進去，就可以快捷無遺地把分散在全書中的所有有關材料找到，四庫全書的利用價值也因而大大提高了。把這種工具好好地利用起來，是史學研究現代化所不可缺少的。但是，不管電腦檢索如何方便，它代替不了讀書。【中國經濟史研究】編輯部曾經收到題爲【地主探源】的稿件，說『地主』一詞先秦即已出現，主要指土地神，晉代開始有了『土地所有者』的含義，等等，文章羅列了許多材料，一看就知道是從電腦上檢索二十四史的有關材料編排而成的。但作者不知道，作爲一種階級成分的地主，或土地所有者意義上的地主，原來並不叫地主，而是叫『田主』，『田主』一詞春秋時代已經出現了；而秦漢時代，地主一般稱爲『豪民』、『豪強』。所以儘管作者對古代文獻中『地主』一詞的材料收集比較全面，但卻說不清楚現代意義的『地主』 概念是怎樣發生和演變的。這個例子說明，電腦不能代替讀書，不能代替人腦。電腦檢索是爲了找材料，找材料不等於讀書。劉家和、何茲全先生談到了讀書和找材料的不同。書是一個整體，材料只是書中的一部分。把書作爲整體來讀，才能得其真意。爲找材料而翻書，材料是從整體中屍解出來的，弄不好就會走樣。讀書、精讀書，才能讀出學問；爲找材料而翻書，翻不出真學問。他們的意見完全適用於處理電腦檢索和讀書的關係。在資訊時代，認真讀書仍然是做學問最重要的基礎。
我們這樣說，絲毫沒有貶低電腦網路作用的意思，只是要求擺正其位置；而擺正位置正是爲了更好地利用它。如何利用電腦檢索資料進行歷史研究，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嶄新課題，希望有人能系統總結這方面的經驗和方法。在我看來，利用電腦檢索資料起碼應該注意以下幾點：1、對檢索的問題應該有一個基本的了解，要具備必要的知識；2、對檢索的文獻要有必要的了解；3、利用多種不同的匹配進行檢索，既可以擴大材料來源，又可以防止片面性；4、電腦錄入難免有差錯，需要核對原文，有時還要進行校勘；5、對檢索得到的材料，應該看它的上下文，防止斷章取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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