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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歷史千年 二 國家重農體制的形成與完善
戰國、秦、漢時代，農本觀念逐步確立。國家採取一系列政治、經濟、法律措施以確保農業發展，各級官吏以農政為首務，形成舉國重農之勢。國家重農體制的形成與完善，是戰國、秦、漢農業迅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戰國諸雄強弱勝負形勢演變涉及諸多因素，但重農戰者興、圖變法者強則為其基本要素。
秦統一，將重農作為基本國策布行天下。諸頌德刻辭中有『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憂恤黔首，朝夕不懈』；『男樂其疇，女修其業』等內容。始皇二十七年下令對全國民眾『賜爵一級』；三十一年，『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普遍提高農業勞動者的政治地位。同時，『使黔首自實田』，承認既有土地占有關係，並以法律形式予以保護。除專設農官以管理、督促農業生產外，郡、縣、鄉、里政權均以戶籍管理、賦役征派、組織生產為重要職責。農事為地方官吏重要職掌之一。雲夢秦簡【南郡守騰文書】中郡守有『修法律令，田令』之責任，表明郡守直接過問農業生產。雲夢秦簡中有關農業管理的資料十分豐富。這些法律條文，是各級官吏具體實施國家農業方針、政策必須遵循的行為準則，賞罰十分嚴格，反映了秦國家政權對農業生產的重視。國家重農體制始於商鞅，確立於秦統一，並被以後歷代封建王朝所繼承，對中國農業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
漢高祖劉邦初即位，即發布『復故爵田宅令』，以安撫臣民，穩定社會。對『民以飢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者，『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孝惠、高后之時，『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稀，民務稼穡，衣食滋殖』。惠帝築長安城徵發徭役，一般均利用農閒時間，年不超過30天，以不誤農時。文、景兩帝堅持推行『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政策，使生產逐漸得到恢復和發展。文、景帝皆強調農為天下之本，親自參加籍田禮，以示鼓勵農業生產之意。漢武帝時『用事者爭言水利』，以改善農業生產條件，保持農業穩產高產。漢武帝認為，『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穀也……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徭行水，勿使失時』[7]（【溝洫志】）。漢代的水利建設以及關中、邊郡水利渠網的形成，皆與漢武帝倡行、支持相關。漢武帝晚年『悔遠征伐』，頒罷輪台屯田詔。認為『今請遠田輪台，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提出『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7]（【西域傳】）。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為搜粟都尉，推廣代田法。這一系列重大決策，標誌着漢武帝的經濟思想有了根本性轉變，由崇尚武功到重視農耕。西漢昭、宣之世，歷來被史家謂為『中興』，是封建秩序相對穩定，經濟生產較為發展的重要時期。昭、宣帝重視農耕，『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緩解了西漢王朝經濟危機，促進了農業生產的恢復與發展。昭帝一即位即親耕帝籍，以示重農。並於始元二年（前85）『詔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免除全國田租。始元六年宣布，凡制度以外的苛捐雜稅一律免除，『令民得以律占租』。昭帝晚年仍不忘減徭、省用、罷不急之官，強調『天下以農桑為本』[7]（【昭帝紀】）。【漢書・食貨志】曰：『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益辟，頗有蓄積』，武帝末年的凋敝狀況大有改觀。漢宣帝劉詢，『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7]（【循吏傳】）。他多次下詔減免田租、租賦，居西漢諸帝之首。宣帝地節元年『假郡國貧民田』，並貸給種子、食物，以安撫無地農民。又於北邊設常平倉，以省轉漕。宣帝注重吏治，尤其對刺史、太守的委任，考察更為認真，『用吏多選賢良』。西漢一代『循吏』以宣帝時最多。他們十分留意治下農田墾闢、戶口增加、農桑水利、社會秩序，『所居民富，所去見思』。史稱宣帝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是西漢農業發展的最好時期之一。
西漢晚期，社會階級矛盾日趨激化，土地兼併成為構成諸多矛盾的最基本因素。昭、宣以後諸帝不斷有減免田租、免除徭役、賜假公田、賑貸種食的詔令頒布，意在調整生產關係，減緩自耕農破產速度，維持農業生產的正常發展。漢哀帝有感於『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與民爭利，百姓失職，重困不足』，令孔光、何武擬打限田方案。當時對限制土地兼併曾起過一定作用，『時田宅奴婢，賈（價）為減賤』[7]（【食貨志】）。這一方案雖因丁、傅、董等貴戚佞幸反對而被擱置，但限田作為抑制土地兼併的重要思想受到了廣泛重視。解決土地與奴婢問題，曾是王莽改制的重要內容之一。他清楚地認識到土地兼併、農業勞動力流失、賦稅徭役繁重，是影響農業正常發展的三大基本要素。他主張『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7]（【王莽傳】）。『王莽王田制度，從莽傳來看，是未實行。從古物資料來研究，是已實行一部分』[8](P477)。王國制頒行後，『坐賣買田宅』而抵罪者不可勝數，說明最初在禁止土地買賣方面是相當認真的。
東漢王朝，天子重農傳統循而未改。【後漢書・循吏列傳】曰：『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劉秀即位初曾收取什一之稅，旋即重申三十稅一舊制。建武六年裁併400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文書調役，務從減寡』。又令不少兵士『還復民伍』[4]（【光武帝紀】）。精兵簡政，節約了財政開支，減輕人民負擔，有利於農業發展。東漢前期諸帝，基本上能遵行光武輕刑慎罰、輕徭薄賦的政策。明帝初繼位，即詔曰：『方春戒節，人以耕桑。其敕有司務順時氣，使無煩擾。』明帝曾兩次行籍田禮，以示重農。甚至對暖寒雨旱、宿麥秋禾都在關注之列。史稱明帝時『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4]（【明帝紀】）。自明帝至和帝統治期間，曾20多次頒行『假民公田』詔令，有的明確規定『無令豪右得固其利』，『不收其稅』[4]（【和帝紀】）。王朝還不時下令減免租賦，遇有災害歉收，即貸糧，『勿收責』。朝廷還不斷採取賑濟貧民措施以緩和階級矛盾，穩定社會秩序。東漢是戰國秦漢賑濟貧民最多的一代，這種辦法雖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土地兼併和農民破產的大趨勢，但對局部地區或某一時期農業發展還是有一定作用的。『自中興以後，逮於永元，雖頗有弛張，而俱存不擾，是以齊民歲增，闢土世廣』[4]（【和帝紀】），是東漢農業發展的最好時期。東漢後期，宦官外戚擅權，諸帝多年少庸懦。雖時見農事詔令，但僅為具文而已。隨着東漢統治階級日益腐敗，豪族地主勢力不斷膨脹，階級矛盾日趨激化，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時謂水旱連年，四夷外侵，盜賊內起，農桑失業，東漢王朝也由此逐漸走向滅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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