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評介(1)

  來源: 光明網理論

宰相機構是中國傳統政治結構中最重要的部門，作為中國政治制度史重要組成部分的宰相制度史的研究是認識中國古代君主專制政體的關鍵環節。然而20世紀40年代後期以來，中國宰相制度史的研究在大陸地區一直未能充分展開，系統綜合性的研究著作寥寥無幾。北京大學歷史系祝總斌教授所著【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是近年中國宰相制度史研究領域一部極有學術價值的力作。

　　（一）準確把握理解『宰相』概念的涵義，是宰相制度史研究的首要前提。本書在明確『宰相』涵義的基礎上，通過深入研究，勾畫出了兩漢魏晉南北朝八百年間宰相制度演變的軌跡。

　　古往今來，多數情況下，決策謀議之權被看作是宰相或宰相機構的主要職能；以此為前提，在帝制時代凡『掌機要』、『預機密』者皆可視為宰相之職。本書【前言】中，作者通過對二千多年中國宰相制度發展演變規律的考察，對『宰相』涵義作出了確切的界定：『根據我國兩千多年的宰相歷史，它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缺一不可。即必須擁有議政權，和必須擁有監督百官執行權。』（第5頁）本書對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宰相制度的全面深入的研究，便是圍繞這一重要的理論概括而展開的。宰相概念的準確界定還對中國宰相制度史的整體研究具有重大的啟發意義，歷史上許多有關的懸而未決的問題將會迎刃而解。
　　著名歷史學家周一良教授指出：祝總斌【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以這段時期皇權相權的相互關係為線索，追溯了從漢代三公到唐代三省之間的演變，把八百年間中樞政權所在作了細緻深入的分析。……在對個別問題細密考證的基礎上，放眼縱觀……漢代到唐代八百年歷史，從而收到微觀與宏觀相結合的效果。……這樣的研究能迭出新意，以至有些史學界長期篤信的說法亦為之動搖。』 （【紀念陳寅恪先生】，【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第572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此說可謂確論。
　　西漢時期的宰相一般認為就是丞相、三公，異議不大。東漢尚書台已發展為宰相機構的論點是古今學術界多數人的意見。以宰相應具備議政權和監督百官執行權兩個要素考察，則東漢尚書台僅在議政權方面開始侵蝕三公的部分權力，而三公的監督百官執行權卻絲毫未被觸動。因此東漢尚書台不是宰相機構，三公仍是名副其實的宰相。魏晉南北朝近四百年間，民族紛爭迭起，政局更替頻繁，這一時期的宰相制度自當時起就有各種不同的認識，其後一千多年來更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本書認為：曹魏（三國）時期三公仍是宰相，但尚書台權力在東漢基礎上進一步擴大。西晉時期三公雖仍在名義上可稱宰相，但實際上已不具備宰相職能，尚書台(省)已完全取代了三公的議政權和監督百官執行權兩個基本職能，成為真正的宰相機構，錄尚書事、尚書令、尚書僕射成為宰相之職。南北朝時期相沿未改。中書省和門下省一直被視為魏晉南北朝或者至少是其間某一時段的宰相機構，本書經過縝密考證，推翻了這一相沿千餘年的成說。通過對尚書、中書、門下三省職掌、沿革、組織諸問題的歷史考察，揭示出隋唐三省宰相制度的形成過程和原因。

　　（二）注重對制度發展變化原因的考察分析，是本書能在很多問題上取得重大突破和創新的重要原因。

　　近年來，政治制度史受到學術界廣泛關注，成為歷史學、政治學研究的熱門話題。但從已有論著來看，排比史料，敘述制度具體內容如沿革、職掌、組織者居多，分析探討制度發展變化原因者較少。這種情況不僅在大陸史學界普遍存在，港台地區的制度史論著亦在在多有。對歷史發展變化原因進行深入細緻分析是祝總斌教授治學的一貫態度，在本書中更有着生動的體現。
學術界一般將中國古代宰相制度的發展變化歸之於君相權力之爭的結果。也就是說，由於君主認識到宰相權力過重會威脅到君權，於是設法削弱相權，從而引起宰相制度的變革。祝總斌教授主張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歷史現象的複雜多樣性要求我們不能用某一僵化固定的模式來解釋歷史。本書以君主專制體制下君權和相權的相互關係為主要線索，結合具體的政治背景，對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變化的原因進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
　　把宰相制度的變化歸之於君相權力之爭，固然是有一定的道理，也符合某些歷史事實，但終究不能說明宰相制度演變的實質。從理論上說，皇帝作為統治階級的最高政治代表，其利益和體現統治階級整體利益的宰相制度是一致的，兩者並無根本利害衝突，而是互相協調、相互配合的關係。宰相制度的演變是加強君主專制政體的需要，是統治經驗不斷總結而在制度上引起的變革。漢武帝時期宰相權力的削弱，昭帝時霍光輔政中朝官制度的形成，成帝時三公鼎立制度的出現，都是出於鞏固統治的需要，而不像傳統觀點那樣認為是由於君主有意削弱相權所致。東漢光武帝時三公鼎立制度的完全確立以及尚書台權力的加強，起初雖有鑑於王莽篡位之教訓，君主有意削弱相權的意圖，但這一制度所以能夠持續並不斷發展，即是由於加強統治的需要。魏晉時期三公制度向三省制度的轉變，是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發展變化的轉折點，同時在中國宰相制度發展史上也具有劃時代意義。學術界對這一轉變未能予以充足的認識，探討其變化原因則更談不上。本書仔細考辨，有力地證明尚書台(省)在西晉已成為宰相機構，結合當時錯綜複雜的政治背景分析了實現這一轉變的原因。曹魏時期三公的宰相權力進一步向尚書台轉移，其主要原因是：『漢末魏初，三國間的戰爭頻繁，客觀上迫使曹操、文帝曹丕全都大權獨攬，即便稍後的明帝曹睿，也是「政自己出」。』(第148頁)漢末曹操當政，通過魏國尚書台審理文書，控制朝政，曹魏政權建立後，尚書台權力自然得到加強。三公權力的削弱『表面看是尚書所侵奪，實際上是皇帝大權獨攬後帶來的結果。』（第153頁）曹魏後期三公、尚書權力的進一步消長則與曹氏、司馬氏集團的政爭有密切關係。
　　本書不僅對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的發展變化、組織結構等問題進行了詳實系統的研究，在此基礎上又進一步結合具體的政治狀況深入探討了制度形成、發展、變化的原因。這樣的研究就使本書能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突破、有所創新，而且為今後政治制度史的深層次研究提供了範例。我們知道，制度的制定和演變都離不開現實政治的需要。掌握政治權力的統治者和政治形勢的發展變化是異常複雜和豐富多彩的，並無僵化不變的模式，同樣與之相適應的政治制度的發展變化及其原因也就不能用某一固定的模式來解釋，而必須結合具體的政治背景，尤其是要根據制定和執行制度的統治者的具體情況來進行考察，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這樣看來，祝總斌教授的研究方法對今後宰相制度史乃至政治制度史的深層次研究還有着重大的啟發性。